鲁迅小说研究之五:综论《呐喊》和《徬徨》(程凯华)|山径
发布时间:2025-09-26 13:42 浏览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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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呐喊》和《徬徨》
――鲁迅小说研究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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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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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呐喊》和《徬徨》是鲁迅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两部小说集。
《呐喊》于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初版。共收入1918年《狂人日记》以后至1922年《社戏》以前的15篇小说。1930年北新书局第13次印刷时,抽出《不周山》,剩下14篇。《呐喊》写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题名《呐喊》,意思是要为进入新阶段的中国民主革命“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呐喊》中的作品,明显呈现出鲁迅在五四运动高潮时期热烈、明朗、乐观、奋起呼唤的思想特色。
《彷徨》于1926年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共收入1924年《祝福》以后至1925年《离婚》以前的短篇小说11篇。这一时期,五四运动已经退潮,新文化阵营也已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南腔北调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场,变成了寂寞荒凉的古战场。面对黑暗、沉闷的社会现实,鲁迅感到异常寂寞和苦闷,但他并没有放下武器,停止战斗。他后来在《题》一诗中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鲁迅:《题》《鲁迅全集》第2卷)这既是鲁迅当时孤军奋战的寂寞、苦闷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是小说集题名《徬徨》的原因。
从《呐喊》到《徬徨》,鲁迅的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发展变化。大体上说,后出的《徬徨》,比起《呐喊》的热情反抗,更着重于冷静的解剖,呈现出冷静、沉郁、深藴的特点;也逐渐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更为圆熟。刻画更为深切,结构更为完整。但总起来说,两部小说集基本上保持着相近的美学格调:“忧愤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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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呐喊》和《徬徨》的思想意义
《呐喊》和《徬徨》反映了我国辛亥革命后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的社会现实。大多取材于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两部小说集提出了一系列与反封建民主革命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与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考察,从而揭示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起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制造舆论的作用。从总的倾向到具体描写,都和五四时代精神一致,表现了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特色,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一、对封建制度和旧礼教的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把中国文学反封建的主题开掘到了空前的深度。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反封建的狂人形象。作者通过狂人的独白,揭露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在“仁义道德”这块虚伪面纱掩盖下的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历史,以“仁”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礼教。小说通过狂人的嘴不仅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而且解剖了“吃人者”的不同心思和阴险狡猾的“吃人”的方法。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理想。最后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反映了作者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高度对整个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彻底否定。这篇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新青年》发表了许多批判封建礼教“吃人”的文章,都是由这篇小说引起的共鸣。
《狂人日记》是《呐喊》和《徬徨》彻底反封建主题的纲领和序言。其后不少作品,如《孔乙己》《药》《白光》《祝福》《长明灯》等,都沿着这一纲领或序言生发开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更加广泛深入地表现了吃人者的凶暴和被吃者的哀痛,对整个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了更猛烈的抨击和尖锐的批判。
二、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劳动群众的痛苦生活和精神状态作了真切的描绘,在中国文学史上突出地提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显示出鲁迅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独特性和深刻性。
对农民痛苦生活广泛而深刻的描写,在《呐喊》和《徬徨》的整个艺术图画中居于中心的位置。由于鲁迅“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瞿秋白:《序言》《文学运动资料选》第2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与农民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下的渐趋崩溃的中国农村社会,透视得最清楚,对农民的悲惨生活,了解得最深切,也由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而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使他敏锐地感到广大农民是否觉悟对中国革命是否成功有着极大的重要性,所以,他在开始创作的时候,就把目光注视着中国农村,站在被压迫农民的立场上,以平等·、友善、热爱和真诚的态度,写出了《风波》 《故乡》 《阿Q正传》 《社戏》 《明天》 《祝福》 《离婚》等以表现农民生活和命运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鲁迅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卓越的艺术手法,塑造了许多饱含着血肉的农民典型形象,至今还活在读者心中,其中最突出的有闰土、阿Q、祥林嫂。
鲁迅的农村题材小说特别注重从精神世界来揭示农民的痛苦,并以更多的笔墨描写了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农民没有觉悟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弱点,从而深刻地说明:农民不能不革命,他们的生活地位决定了不革命是没有出路的;但同时农民主观上还缺乏民主革命的觉悟,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所以,鲁迅对农民的态度是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的,热切希望他们能够克服自身的精神负累,从而觉悟起来,积极参加斗争,改变不幸命运。
《呐喊》和《徬徨》关于农民群众艺术描写的实质意义在于:为了农民的政治解放而尖锐地提出了农民的思想启蒙问题。在这个中心图画的四周,作品涉及了农民阶级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以这个中心图画为转移的。鲁迅在《故乡》里写道:“……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此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肆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段话不仅可以看作鲁迅写《故乡》的立意所在,也可以看做鲁迅写农村生活、写农民问题的立意所在。在对闰土的愿望里,鲁迅集中地表达了对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愿望。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其中心内容是解决农民问题。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最深沉、最真挚的感情描写农民,提出农民问题的作家。在鲁迅以前甚至在同时代,还没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样关心农民的命运,把农民问题提到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可以说,鲁迅的小说提出了与历史要求相一致的重要内容。
三、生动地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中国社会多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和精神特点,特别是成功地描写了那些个人奋斗、争取个性解放而最后失败、沉沦了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既充分肯定了他们个人奋斗为争取个性解放而抗争的历史进步作用,又着重揭示了他们的精神痛苦和自身的精神危机,以及个人反抗的软弱无力。因此,比同时期的同类题材的作品,思想上要深刻得多。
在《呐喊》和《徬徨》中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共有14篇( 《呐喊》中6篇,《徬徨》中 8篇)。这既表现了鲁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和深切的感受,也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的实际斗争面貌的。鲁迅并不对知识分子一味同情或歌颂,而是从他的生活体验出发,努力反映知识分子在斗争中的作用、长处和弱点,从而客观上就成为探索和表现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种基本手段。
正如鲁迅写农民不以滑稽和哀怜为目的,他写知识分子同样不以感伤和顾影自怜为基点。他比同时代的作家站得高,眼光如炬,身手不凡,在有限的篇幅中写了知识分子的多种类型,几乎囊括了五四前后知识阶层新新旧旧的全部构成。这里有觉醒的先驱者、反封建的战士,如《狂人日记》里的狂人,《药》里的夏瑜,《长明灯》里的疯子;有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热爱劳动人民、勇于自我解剖的进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故乡》 《一件小事》中的“我”;有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封建阶级的下层知识分子,如《孔乙己》里的孔乙己,《白光》里的陈士诚;有封建卫道者和文化流氓、封建阶级的上层知识分子,如《高老夫子》中的高干亭、《肥皂》中四铭;还有千年封建古国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代表,如《孔乙己》里的丁举人,《祝福》里的鲁四老爷,等等。但是,出现得最多、最有时代意义、最能代表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特色的,是那些受过五四新文化思潮影响,曾有反封建的迫切要求和勇敢行动,但在革命低潮时期,在封建势力迫害下,变得消沉、颓唐,时代的落伍者,陷入悲剧泥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孤独者》里的魏连殳,《伤逝》里的涓生、子君。
吕纬甫年轻时是一位有理想、有信念、有抱负、有革命激情、有过勇敢的反封建行动的激进青年,然而,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后,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辛亥革命的失败,社会的动荡,现实的压力,生活的困境,使他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理想、信念和抱负,陷入了迷茫、消沉和颓唐的境地,变成了一蹶不振的沉沦者。 魏连殳早年曾留学国外,接受了较为先进的思想教育。回到故乡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封建势力和保守势力的黑暗社会,这使他深感孤独和苦闷。他性格孤僻,不善言辞。但内心充满对黑暗社会的深刻洞察和批判精神。他渴望改变社会现状,但面对的是强大的封建势力,他深感无力回天,只能陷入深深绝望之中。在生活的重压下,他不得不向现实妥协,成了为军阀效劳的幕僚。魏连殳的妥协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和满足,反而使他更加痛苦和孤独。最后他选择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结局既是对魏连殳个人命运悲剧性的呈现,也是对整个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子君、涓生是被五四的惊雷所惊醒的年青一代,他们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曾勇敢地反封建。但没有更远大的生活理想和现实斗争的实践,没有经济基础,因此,他们自由恋爱的新芽也同样被封建黑暗势力所摧折。最后,子君无声无息地死去,涓生也在悔恨与悲哀中渺茫地憧憬着“新的活路”。
鲁迅笔下的吕纬甫、魏连殳、子君、涓生等知识分子形象,为我们显示了这样的客观真理:知识分子追求个性解放、反封建的斗争,走孤军奋战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他们要求自身解放的斗争必须和社会斗争结合起来,在群众的解放中求得个人的出路和幸福。鲁迅一方面表现了他们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的软弱性、妥协性,另一方面谴责了封建势力对知识分子残酷的压迫和扼杀,对知识分子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当资产阶级作家和一般小资产阶级作家,都热衷于自我表现、自我欣赏,热衷于歌颂恋爱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为个人主义唱赞美曲时,鲁迅却看到了在这场反封建斗争中,一般知识分子主观上的危机。这正是鲁迅之所以伟大和高出一般作家的地方。这些形象出现在知识分子急遽分化、第一国内革命战争正要开始的时候,对于知识分子总结历史教训,选择人生道路,显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四、从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之关系的角度,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显示了鲁迅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独特思考。
在《呐喊》和《徬徨》中,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描写是深刻而又全面的。辛亥革命的惨痛教训,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及其向封建势力妥协投降的政治软骨病,脱离群众,无视广大农民群级革命要求的阶级劣根性,都在《呐喊》和《徬徨》的许多篇章里得到了程度不同的生动反映,而《阿Q正传》是这种反映最集中的1篇。这篇小说用生动的艺术描绘对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脱离群众作了深刻的批判,并且从客观上显示出这样的真理: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失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经破产,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深刻反映还远不止如此。在所有涉及辛亥革命的艺术画面中,清晰地呈现着一个主导性思想:辛亥革命是在封建思想还弥漫在中国社会发生的一次单纯的政权更替、名目翻新的政治革命运动。这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惨痛教训,首先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思想不觉悟。正因为如此,鲁迅在小说中所要力图证明的是,中国需要一次深刻的、广泛的思想革命,否则,政治革命的真正胜利和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是不可能实现的。《药》通过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夏瑜的英勇牺牲和华老栓夫妇用革命者的鲜血做“药”给儿子治病的故事,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者脱离群众导致群众不觉悟,群众不觉悟导致夏瑜白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的双重悲剧,鲁迅的表现重点在群众的不觉悟,他的镜头,主要摄取的是群众不觉悟的艺术画面,他所强调的是,群众的不觉悟状况对革命者革命活动的制约作用,亦即社会思想革命对政治革命的制约作用。正是在这个总体性的意义上,《药》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进行了独特的创造性的总结,显示出鲁迅思想的深刻性。《风波》《头发的故事》也都从不同的侧面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同样蕴含着作者对辛亥革命教训的深刻思索:不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启蒙,不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不改造中国的国民劣根性,中国的社会改革和任何形式的政治革命,都是不会成功的。
(三)《呐喊》 和《徬徨》 的艺术成就
《呐喊》和《徬徨》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伟大开端和趋于成熟的标志,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加以论述。这里只择其要者谈两点。
其一,两部小说集创造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民族新形式。
首先,从情节结构看,中国传统的短篇小说大多是对生活进行粗线条勾勒的情节小说,并且多以对人物的简单介绍开始。这种情节小说固然能使故事有头有尾,但结构往往显得呆板、单调,不够丰富多彩,而且这种直线条的纵式结构方法也易使小说在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受到很大限制。鲁迅的短篇小说就不同了。他吸取了外国小说结构经济、灵便、多样的优点,截取人生片断描写生活,借局部以反映全体,使中国小说在结构方法上来了一个大突破。中国传统小说以构造情节为主,故事性强,讲求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鲁迅的小说以塑造人物为主,一个 显著的特点是淡化故事情节,注重人物性格刻画。其情节安排不再游离于人物性格之外,一味地去追求情节本身的离奇曲折,而是严格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以及刻画性格的要求而设置的。情节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巧妙性是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孔乙己》《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的情节组织都有这样的特点。从美说学的角度说,《呐喊》和《徬徨》把传统的情节小说引导到现代的性格小说,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了中国现代小说已经开始摆脱古代小说的旧套,开始呈现出现代小说的特征。
其次,从小说体式看,《呐喊》和《徬徨》的体式摇曳多姿,不拘一格,绝无千篇一律的毛病。鲁迅善于根据内容和主题的需要,精心寻找适宜的体式和手法,和谐地加以表现。其中有日记体(《狂人日记》)、有手记体(《伤逝》)、有对话体(《头发的故事》)、有经过改造的章回体或者传记体(《阿Q正传》);有的类似散文(《一件小事》《社戏》)、有的近于速写(《示众》)、有的好像生活小故事(《兔和猫》《鸭的喜剧》);有的采取由见证人回叙的第一人称,有的则用完全由作者进行客观描写的第三人称;有的抒情味很浓,有的讽刺性很强,有的专析心理,有的兼表哲理,如此等等,充分显示了作家艺术上的独创精神。在《呐喊》刚刚问世的时候,茅盾就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实验。”(茅盾:《读》见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其二,两部小说集创造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
从《狂人日记》的狂人开始,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批典型人物是鲁迅创造的。孔乙己、阿Q、闰土、祥林嫂、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爱姑、单四嫂子、四铭、鲁四老爷、高老夫子(高干亭)等一大批的典型创造,是鲁迅对新文学的杰出贡献。鲁迅善于把人物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与周围人物的关系,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方法塑造典型,运用白描与点睛、穿掘灵魂的心理描写和生动逼真的细节描写的艺术手法刻画人物性格。同古代小说相比,鲁迅小说不仅主要人物系列中的成分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人物形象的塑造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古代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大多由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妓ji女嫖客,无赖流氓构成,而鲁迅小说的人物体系则主要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普通劳动者以及五四前后多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贫苦农民真正成了小说的主人公。这是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新。古代小说的作者往往采取集中同类人物的道德品质和才能识见于一人之身的典型化方法塑造人物,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写坏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这种“善恶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势必使一些人物塑造出现类型化、脸谱化、单一化的倾向。鲁迅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有力地突破了这种“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在创造真实性格的形象体系中达到了空前的成就。鲁迅小说中典型人物形象性格的丰富性、全面性和复杂性,是《红楼梦》之后达到的另一艺术高峰。可以说,鲁迅小说著名的典型,没有一个是性格单一的,其中最优秀的具有世界性的典型——阿Q,就是一个突破性格单一性,具有丰富、全面、复杂性格内涵的最深刻的真实性的典型,其真实性的深广度在我国文学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真实,是文艺创作的核心要素,是艺术的生命。作为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鲁迅将真实性视为文艺的本质要求,强调创作必须直面现实,正视人生,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反对瞒和骗。他高度赞赏《红楼梦》作者“盖叙述皆存本真,阅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敢于如实描写”,塑造了“真的人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 卷)只有真实,才能赋予文学作品以旺盛的生命力,才是征服读者心灵的艺术武器。所以,鲁迅反对瞒和骗的旧文艺,向作家大声疾呼:“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肉来”,号召创造“真的新文艺”。(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 1卷)。而他的小说,真实地、深刻地写出了中国社会的血与肉,为创造“真的新文艺”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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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凯华,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邵阳学院早期中文四教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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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学院早期中文四教授:
傅治同、程凯华、邹琦新、邹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