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权臣，是奸相，但也是千古贤相！

1572年的一个清晨，刚利用遗诏起草事件，联合司礼监太监冯保扳倒高拱，坐上大明内阁首辅位置的张居正，正端坐于文渊阁的案牍前，盯着齐人高的各地州府奏章，陷入沉思。

此时的他并未有执掌内阁权柄的喜悦，更多是对逐渐滑向深渊的大明王朝的担忧：此时的北方被鞑靼铁骑频繁叩关，东南赋税重地被倭寇长期肆虐，而偌大的帝国国库却仅存六十余万两白银。

讽刺的是，在朝廷面临重重危机之时，京城的豪族士人却夜夜笙歌，仅一顿饭就可耗去普通老百姓十年的口粮，更遑论各种穷奢极欲之举。

这位历经嘉靖朝的纷争压抑、隆庆朝的短暂辉煌的政治家，经过二十五年的蛰伏终于登顶权力之巅，面对帝国危局，他将如何再造大明？又将如何成就自己“千古名相”之声誉？

千古名相

先来看看张居正主政前，明朝的文官集团都干了哪些祸国殃民、利己利族的缺德事儿。

在张居正执掌权柄前，明朝文官集团已构筑起庞大的特权堡垒，这个堡垒铁板一块、密不透风，并尤似蛀虫一般对大明王朝进行敲骨吸髓。

在经济上，江南士族通过科举网络掌控内阁和六部要职，并通过朝廷政策运作，将本该上缴的商税和田赋转嫁给农民，使得农民赋税越来越重，士族产业却在免税的狂欢中持续扩张。

隆庆年间，江南士族控制的苏州丝绸产业通过官商勾结，年避税数百万两，却操纵户部屡次否决征收商税的提案，使国库持续失血。

在军权上，自从土木堡之变导致“开国勋臣”集团被团灭后，文官集团便借于谦“京营改制”之便夺取五军都督府的兵权，一切军务裁决需经兵部同意，武将出征需文臣监军。

连荡平东南倭寇，有大功于大明社稷的名将戚继光，为了获取军饷，竟然需要向正六品的户部主事和兵部主事行贿求援。

按《大明律》，官员犯罪可“纳银抵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沦为笑话，文官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司法豁免，在行事上更加肆无忌惮。

嘉靖年间，严嵩党羽仇鸾私通蒙古俺答汗，贿赂敌酋转向他处劫掠，并通过行贿严嵩及各部官员，在大家都知道他的龌龊勾当之事时，依然被擢升为“平虏大将军”。

而对大明朝来说最致命的官员腐败则藏在土地清册中，全国耕地半数被隐匿于文官集团的“官田”名下，鱼米之乡的常州府上报田亩仅实有三分之一，余者皆成士绅私产。

当北方流民啃食树皮时，无锡东林书院的门槛却镶着来自苏州的金砖，那是盐商们为求庇护向这些“清流”们进献的“雅贿”。

以上仅为明朝文官集团构筑特权帝国案例的九牛一毛，对于他们而言，党争是不亦乐乎的，做实事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仅不做实事，还通过弹劾让想做实事的官员也办不了实事。

也因此，偌大的明帝国正一步步滑向余晖帝国的深渊。

文官集团

张居正此时作了什么事情？竟然撼动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利益根基，为这个暮气沉沉的帝国续命了50多年。

就一个原则：文官集团想要的不给、文官集团想做的不做。

张居正主政后，第一把火就烧掉了文官集团利益的基础，利用考成法清除尸位素餐的蛀虫，还朝堂一个朗朗乾坤。

当吏部与都察院联合考察的文书下达时，京城二万六千名官员第一次感受到刺骨的寒意，他们必须如实呈报隆庆六年来的政绩，不能说空话套话，只列具体事务与结果。

三个月后，3860名无功受禄的官员被逐出京城，且强令一月内离京归籍，以防他们结党反扑，扰乱京师的政治环境，在最短的时间内清明了吏治。

驿站改革更是斩断了官员们的特权脐带，曾经耗费国库千万两的“公费交通”被严格限制，驿站站长需接受考核，超标接待者严惩不贷。

当官僚集团还在为考成法战栗时，张居正的刀刃已转向了改革真正的难题。

他目光如炬：“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今日巨室太多、太大！”在乾清宫，他说服李太后将皇室“子粒田”纳入征税范围。国丈李伟愤然抗拒，张居正冷然以对：“要么交税，要么削爵”。

明朝276年国祚，清丈全国土地就有两次，一次在明太祖年间，另一次就是张居正所为，就凭这点，他就超越了历史上大多数贤相名相。

在清丈土地的三年里，张居正顶着权贵咒骂的唾沫星子，硬是从暗处掘出两千多万顷隐田，这相当于半个瑞士的国土面积。

他令亲信潘季驯持鱼鳞册赴江南，强令徐阶等阁老家族补缴百年田赋，仅松江府一夜清出隐田四十万顷，依附文官集团的豪强大户紧攥的地契突然成了纳税凭证，文官集团赖以寄生的特权根基开始崩塌，豪强们则痛骂“张贼剜我膏血”。

清丈土地

据《静海沧桑》等研究，永乐和仁宣时期，郑和七下西洋总收入约黄金30万两、白银1276万两 ，远超以海外贸易发达著称的宋元市舶司收入，相当于明朝将近7年的田赋收入，支撑了永乐朝迁都北平、修《永乐大典》等重大工程的巨量国库开支。

既然下西洋收入颇丰，明朝为什么后面会禁海呢？

因为下西洋的贸易主要还是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地方士族无法分享利润，所以他们通过文官集团在朝廷内部推动海禁，削弱官方航海基础，为地方士族留下海外贸易获利的空间。

此禁海引发了为祸东南40余年的倭寇之乱，但可耻的是由文官撰写的史书中所记载的引发东南倭乱的倭寇，80%都是各士家大族圈养的走私队伍。

朝廷官方下西洋挣钱，文官集团看着眼红，故而推动政府禁海，禁海后组织走私获利，但是和朝廷的禁海国策相悖，朝廷打击走私行为，被文官集团更换概念成了东南倭乱。

文官集团（士大夫们）真正把为了一己之私而祸国殃民体现的淋漓尽致。

对于这点，文官出身的张居正可是门儿清，故而其主政后，在扬州试点“市舶税”，要求海商每船抽税十两，欲重现七下西洋之盛景，并断了文官集团为祸家国的最大财路。

东林党人顾宪成愤然抨击：“夺商以奉君，岂圣朝仁政？”，东林党真可谓恬不知耻。

张居正改革最凌厉的一击在科举，张居正废“唯重诗文”的科举旧制，增考农田水利、边镇粮饷策论。

万历八年殿试，山东举子答“清田亩可充九边军费”被擢为状元，而吟咏风月的江南才子尽数落榜，士林哗然：“此乃辱没斯文！”

此“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改革，使得技术型官员得以通过实务考核晋升，打破纯文学官僚垄断，选拔了水利工程专家潘季驯、财税核算专家宋纁、外交专家顾养谦等有真才实学的实干人才，为万历朝前十年实现的“万历中兴”提供了丰富的人才支持。

更重要的是，此举直接打断了文官集团在人员选拔和人才举荐上的掌控权，“自己人”不再是提拔的重点，“能者居之”成了提拔的关键。

科举取士

张居正并非不懂明朝官场的生存之道，他也有奢华无度等人性弱点，但是面对大明帝国危局，他能以身入局，直面文官集团的攻击，力挽社稷狂澜。

他的改革大有所成，太仓积粟可支十年，太仆寺存银达四百余万两；东南倭寇被多管齐下，釜底抽薪；戚家军军旗在长城的城墙上猎猎作响，北疆再无鞑靼狼烟；李家军压制东北诸族，边境安宁。

他重新打造的官员体系与财政机器，支撑着帝国穿越了万历三十年怠政的漫漫长夜。

这位孤独的改革者打破强势的文官集团旧制，以一人之脊梁，扛起了行将倾覆的帝国大厦，他打下的坚实基础支撑着大明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