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变汉奸！他把机密当“卖命钱”：从江阴要塞到南京城破…

“南京城塌前最狠一刀！

黄浚泄密始末：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他当‘快递’送给小日子”

前言：民国“神童”黄浚，4岁识字7岁作诗，才华横溢却沦为头号汉奸。他窃取江阴封锁计划致日军脱逃，三次泄密险些刺杀蒋介石，最终被公开处决。才子无德，终成民族罪人。

1937年6月的南京，法桐把影子铺在行政院的青石板上，蝉鸣吵得人脑仁疼。黄浚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摸了摸袖扣——那是对虾青缎面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去年送的，说是“东亚共荣”的小意思。他低头看了眼腕上的欧米茄手表，下午三点，正是国防会议散场的时间。

“黄秘书，会开完了？”勤务兵小周捧着茶盘进来，壶嘴飘着茉莉香。

黄浚没接话，目光落在桌上的牛皮纸袋上——里面装着刚记录的国防会议纪要。封皮上“绝密”两个红字刺得他眼睛发疼，可他指尖却轻轻抚过，像在摸什么宝贝。“小周，把空调开高点。”他说，喉结动了动，“这天儿，热得人心慌。”

窗外，紫金山的轮廓在薄雾里若隐若现。黄浚想起十年前在日本振武学堂的教室，须磨弥吉郎曾拍着他的肩说：“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黄君这般才学，若能为东亚和平效力，何愁没有锦绣前程？”那时他刚从清华毕业，自命清高，听了只当是日本人拉拢的套话。可如今，他摸着怀里的机密文件，突然懂了——有些路，一旦迈出第一步，就再也收不住脚。

1937年8月4日，南京国防会议。

会议室的吊扇转得嗡嗡响，蒋介石捏着茶杯的手青筋凸起：“长江防线是最后一道屏障，必须用沉船封江，把日本军舰锁在东海！”何应钦翻着作战地图，补充道：“具体方案是8月12日凌晨封锁江阴段，调集海军舰艇和民船沉船，配合要塞炮兵，一举歼灭可能上溯的日军舰队。”

黄浚坐在末排，钢笔尖在笔记本上沙沙作响。他记的不是讨论内容，而是蒋介石的语气、何应钦的停顿——这些都是须磨弥吉郎教他的：“黄君，你要记的不是字，是人。当官的最在意什么？面子、里子、还有怕什么。”

散会时，黄浚故意落在最后。他摘下礼帽，假装整理帽檐，迅速把笔记本里夹的纪要塞进夹层——那是他提前准备的薄如蝉翼的油纸，上面用密写药水抄着封锁计划的细节：沉船位置、要塞炮位、巡逻时间。

“黄秘书，等等。”身后传来女人的香水味。

黄浚心跳漏了一拍——是南造云子。这个日本间谍穿着月白旗袍，头发盘成百合髻，手里拎着个鳄鱼皮手包，正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听说黄秘书最近在研究长江防务？”她笑着递来颗糖，“这是从东京带的，薄荷味的。”

黄浚接过糖，指尖碰到她的手背——凉得像块玉。“云子小姐消息真灵通。”他扯出个笑，“不过是些例行公事。”

南造云子往前走了两步，旗袍下摆扫过黄浚的皮鞋：“明晚汤山温泉，老地方。有人想听听黄秘书的‘例行公事’。”她眨了眨眼，“对了，令郎黄晟最近在外交部做得不错，该给他换辆新车了吧？”

黄浚的太阳穴突突直跳。黄晟是他唯一的儿子，去年刚从金陵大学毕业，进了外交部当科员。上个月黄晟说想买辆福特车，他摸着钱包直叹气：“爹每月就这点俸禄，哪够？”现在想来，黄晟的抱怨，怕不是早和这女人商量好的？

“晚八点，汤山一号亭。”黄浚听见自己说，声音哑得像砂纸。

当天夜里，黄浚裹着长衫坐在黄包车上，怀里揣着藏了纪要的礼帽。车过秦淮河时，他望着河面上的灯影，想起小时候在福建老家，父亲教他读《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那时他觉得“时穷节乃见”是大英雄的话，可如今，他为了儿子的一辆车，为了自己能在南京城里体面地活着，就要把国家的命脉送出去。

汤山一号亭的温泉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南造云子裹着和服，坐在石凳上剥橘子：“黄秘书，你看这橘子多甜。”她把一瓣塞进黄浚嘴里，“比你上次带的福建蜜橘还甜。”

黄浚盯着她耳坠上的珍珠，咽了口唾沫：“云子小姐要的‘例行公事’，都在我礼帽里。”他从怀里掏出礼帽，夹层里的油纸被温泉的热气熏得发软。

南造云子接过油纸，凑到鼻尖闻了闻：“黄秘书的墨水味儿，我闻得出来。”她从手包里摸出个信封，塞给黄浚，“这是定金，五根金条。等日军舰队安全通过，还有更多。”

黄浚捏着信封，金条的重量压得他手指发颤。他抬头时，看见亭外的月亮被乌云遮住了，像块发霉的月饼。

江阴要塞的沉船计划失败后，黄浚的胆子更大了。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黄浚坐在行政院的办公室里，听着窗外防空警报凄厉地响，手里攥着刚从机要室偷出来的淞沪防御体系图。这张图是陆军大学参谋处刚印的，标着国民政府在上海布置的三道防线：吴淞、江湾、闸北，还有各部队的番号、兵力、火力配置。

“黄秘书，须磨先生来了。”勤务兵小周轻声说。

黄浚赶紧把图纸塞进抽屉，整了整西装领口。须磨弥吉郎穿着藏青西装，手里提着盒点心：“黄君，听说令郎最近在外交部很受重用？”他坐下时，皮鞋尖碰了碰黄浚的椅子腿，“年轻人有前途，要多历练。”

黄浚赔着笑：“托须磨先生的福，小犬还算争气。”

须磨弥吉郎打开点心盒，里面是桂花糕：“黄君，我在东京的茶会上见过你儿子，穿西装的样子真精神。”他突然压低声音，“不过，淞沪的防线，好像没那么精神啊。”

黄浚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他知道须磨说的是实话——淞沪布防计划的细节，他已经通过南造云子传给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

“须磨先生明察秋毫。”他拿起块桂花糕，甜得发腻，“不过，防御体系再严密，也得看执行的人。”

须磨弥吉郎笑了：“黄君这话有意思。听说贵军有个陆军大学的方案，把主力放在闸北，准备和日军打巷战？”他从西装内袋掏出张纸，“这是我从东京收到的，和你们的方案几乎一模一样。”

黄浚盯着那张纸——正是他上周通过黄晟传递的陆军大学作战计划。他的额头开始冒汗：“须磨先生，这……这是军事机密！”

“黄君，我只是好奇。”须磨弥吉郎把纸推回去，“不过，既然贵军要把主力放在闸北，那日军就帮你们‘集中火力’好了。”他站起身，拍了拍黄浚的肩，“下次见面，记得带令郎一起来。他那辆福特车，该换个颜色了。”

送走须磨后，黄浚瘫坐在椅子上。窗外的蝉鸣突然变得刺耳，他想起上周黄晟说的话：“爹，中村少将说，只要我提供的情报准，他能帮我拿到驻日公使馆的职位。”黄晟的眼睛亮得吓人，“到时候，咱们能在东京买房子，接您和娘去享福。”

可现在，东京的飞机已经在淞沪上空扔炸弹了。黄浚摸出抽屉里的淞沪防御图，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红圈——那是日军标注的“重点突破点”。他突然想起，三天前，闸北的守军还在加修工事，可今天，那些工事已经变成了火场。

“黄秘书，何部长找您。”小周敲门进来。

黄浚赶紧把图纸锁进保险柜。他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扯出个笑：“知道了。”

镜子里的人，脸色白得像张纸。

1937年7月28日，南京。

黄浚站在外交部大楼的走廊里，听着隔壁会议室传来蒋介石的声音：“……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步步紧逼，我们必须做好全面抗战的准备。上海是国际都市，一旦失守，影响巨大。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这是最高军事会议的录音。黄浚的手下有个专门负责偷录的人——是电讯局的科员，收了他的钱，每天把重要会议的录音抄下来。现在，这份录音带正躺在他公文包的夹层里，旁边还有他整理的文字稿。

“黄秘书，中村少将在会客室等您。”小周说。

黄浚深吸一口气，把公文包往腋下一夹。会客室里，中村少将穿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着勋章，正端着茶杯看报纸。

“黄秘书，久仰大名。”中村放下茶杯，用生硬的中文说，“须磨先生说，你是个‘聪明人’。”

黄浚赔笑：“中村阁下过奖了。”

中村从抽屉里拿出个信封：“这是给你的。令郎的汽车，我已经让人换了新的，黑色福特，带软顶篷。”他把信封推过去，“另外，东京方面希望你能提供淞沪会战的详细计划，尤其是蒋介石的讲话内容。”

黄浚捏了捏信封的厚度——比上次多了一倍。他想起黄晟昨天说的话：“爹，中村少将说，只要计划到手，他能让我当上亚洲司的科长。”

“中村阁下，”黄浚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您要的东西，我带来了。”他打开公文包，取出录音带和文字稿，“这是昨天会议的录音和整理稿，蒋介石亲口说的。”

中村少将的眼睛亮了：“很好，很好。”他从怀里掏出个怀表，“这是德国货，送给你。记住，黄秘书，你为日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东亚和平做贡献。”

黄浚接过怀表，金属的凉意透过皮肤渗进骨头里。他望着中村少将胸前的勋章，突然想起小时候在福州，老师教他读《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时他觉得自己将来要做君子，可如今，他为了儿子的前程，为了自己的富贵，已经成了“小人”。

送走中村后，黄浚走到窗边，望着楼下的梧桐树。有个穿学生装的青年举着标语牌走过，上面写着“抵制日货，誓雪国耻”。黄浚扯了扯嘴角——三天后，这个青年就会在虹桥机场的冲突中被日军打死，而他的尸体，会被扔进苏州河。

“黄秘书，该下班了。”小周提醒。

黄浚“嗯”了一声，锁好公文包。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怀表，金属的棱角硌得他大腿生疼。

黄晟是在1937年春天开始帮父亲传递情报的。

那天，黄浚把儿子叫到书房，关上门，从抽屉里拿出个油纸包：“小晟，这是给须磨先生的。”

黄晟疑惑地打开——里面是三根金条。“爹，这是……”

“须磨先生说，你在外交部做得不错，想奖励你。”黄浚拍了拍儿子的肩，“以后，每月十五号，你去霞飞路的‘福兴咖啡馆’，找一个穿和服的女人，她会给你东西，你再把要传递的文件给她。”

黄晟的脸一下子红了：“爹，这不是……通敌吗？”

黄浚的脸沉了下来：“什么通敌？这是‘外交工作’！须磨先生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我们要和他搞好关系，才能为国家争取利益！”他掏出张纸，上面写着“机密”二字，“你看，这是今天外交部收到的日本照会，须磨先生说，只要你能把照会的内容抄一份给他，他就能帮我们争取到更多的贷款。”

黄晟盯着那张纸，手开始发抖。他想起上周，自己在外交部当科员，被处长骂“连份文件都抄不利索”；想起女朋友小芸说“你要是能买辆汽车，我就答应和你结婚”；想起父亲鬓角的白发，母亲咳嗽时的背影。

“爹，我……”他咬了咬嘴唇，“我答应你。”

从那天起，黄晟成了黄浚的“左膀右臂”。他利用外交部科员的身份，每天把经手的文件挑重要的挑出来，晚上带回家，由黄浚整理后再传给南造云子或中村少将。有时候，黄浚忙不过来，黄晟就自己动手——比如那次淞沪布防计划的传递，就是黄晟趁处长不在，把文件塞进公文包，带回家复印后，再放回原处。

“小晟，最近日本人给的钱不少吧？”一天晚上，黄浚看着儿子数金条，笑着说，“等打完仗，爹带你去日本留学，读东京帝国大学。”

黄晟把金条放进抽屉，低着头：“爹，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黄浚把茶杯重重一放：“有什么不踏实的？咱们这是为了国家！你没看报纸吗？日本人说要‘共存共荣’，咱们帮他们，就是帮自己！”他摸出张照片，是黄晟和女朋友小芸的合影，“小芸要是知道你这么有出息，肯定高兴。”

黄晟抬头看了眼照片，小芸穿着蓝布衫，笑得眼睛弯成月牙。他想起小芸前几天说的话：“小晟，我总觉得最近日本人看你的眼神不对，你小心点。”

“爹，要不……咱不干了？”黄晟小声说，“我去跟处长说，我不当科员了，去当老师。”

黄浚的脸一下子变了：“你说什么？辞了外交部的工作？你娘的药钱怎么办？小芸的嫁妆怎么办？你以为你是谁？凭你能当老师？”他指着黄晟的鼻子，“我告诉你，黄晟，你要是敢反悔，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黄晟的眼泪掉了下来。他想起小时候，父亲背着他去看社戏，说：“小晟，你长大了要当大官，光宗耀祖。”可现在，他成了父亲的“工具”，帮他传递着卖国的情报。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

黄浚坐在行政院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飘落的梧桐叶，手里攥着张船票——是须磨弥吉郎给的，说能带他和黄晟去日本。可他心里清楚，这张船票，怕是“催命符”。

“黄秘书，不好了！”小周撞开门，气喘吁吁地说，“军统的人找到我，说……说您和日本间谍有勾结！”

黄浚的脑袋“嗡”的一声。他想起最近几个月，总有陌生人在行政院附近转悠，有次他还看见一个穿长衫的男人在楼下拍照——那人腰间鼓鼓的，像是藏着枪。

“小周，你别慌。”黄浚强作镇定，“去把黄晟叫来，我有话跟他说。”

黄晟进来时，脸色煞白。“爹，军统的人找到我了。”他声音发抖，“他们说……说我有通敌的证据。”

黄浚一把抓住儿子的胳膊：“你把东西都交出来！那些文件、金条、怀表，都交出来！”他从抽屉里翻出个小铁盒，里面装着黄晟收的贿赂，“快！去厨房，把这些烧了！”

黄晟站着没动：“爹，晚了。军统的人已经包围了行政院。”

黄浚瘫坐在椅子上。他想起黄晟说过的话：“爹，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原来，报应早就来了。

门被撞开了。几个穿西装的男人走进来，为首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军统局行动处处长。

“黄浚，”中年人冷笑着说，“你可知罪？”

黄浚站起来，拍了拍西装上的灰：“知罪？我何罪之有？我是行政院秘书，传递文件是我的职责！”

中年人从怀里掏出份文件：“这是你和南造云子的通话记录，这是你儿子传递情报的照片，这是须磨弥吉郎给你的金条。”他把文件摔在黄浚脸上，“黄浚，你就是个卖国贼！”

黄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饶命！我错了！我只是一时糊涂！”

中年人盯着黄浚：“你还有什么话说？”

黄浚望着窗外的天空，突然笑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不过，你们记着，我黄浚今日死，明日就有千万个黄浚站出来！”

1937年12月26日，南京。

黄浚和黄晟被押赴刑场。黄浚穿着件旧长衫，黄晟穿着西装，两人的手都被绑在背后。路过秦淮河时，黄晟突然挣开绳子，往河里跳。士兵们赶紧拉住他，他却拼命挣扎：“让我死！让我死！”

“慌什么！”中年人冷笑，“你爹都没怕，你怕什么？”

刑场的枪声响了。黄浚倒在地上，眼睛还睁着，望着天空。黄晟趴在他身上，哭着喊：“爹，我对不起你！”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浚的案卷被重新翻了出来。人们在档案里发现，他的泄密行为直接导致了：江阴要塞封锁失败，日军舰队长驱直入；淞沪防线被日军针对性突破，三十万守军被迫撤退；南京城防部署泄露，日军轻松攻破城门。

黄浚的侄子黄均后来在《淞沪战役中的重大泄密案》里写道：“黄秘书（黄浚）每日在行政院进进出出，表面上是忙公务，实则是给日本人当‘眼睛’。他的儿子黄晟，在外交部当‘联络员’，两人一唱一和，把国民政府的军事机密卖了个干净。”

如今，南京的秦淮河依旧流淌，法桐依旧遮天蔽日。偶尔有老人路过行政院旧址，会说：“当年啊，有个黄秘书，穿西装，戴礼帽，看着挺体面，没想到是个卖国贼。”

长江水滚滚东去，浪花拍打着江滩。那些被黄浚泄露的机密，那些因为他的背叛而牺牲的将士，早已化作历史的尘埃。可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被忘记——比如忠诚，比如气节，比如一个民族在危亡时刻，用鲜血写下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