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籍贯江西的15位争议人物：1王安石，2严嵩，3陶渊明

王安石，北宋神宗朝的宰相，搞出了惊天动地的“王安石变法”。他绝对的正人君子，不贪财不好色，一辈子就想把积贫积弱的宋朝给捣鼓强大喽。他的想法很好：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哪一条单拎出来，初衷都是替老百姓和国家着想。

但他的争议太大了，直接把朝堂搞成了“挺王”和“反王”两派，好朋友司马光、文豪苏轼全都成了他的死对头。为啥？因为他太急了，用人太猛。好政策到了下面，执行走了样，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为了推行新法，他重用了一帮支持变法的“新人”，其中不乏吕惠卿这种后期反咬他一口的投机分子。结果新旧党争折腾了几十年，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有人说他是超前的改革家，志向远大；也有人骂他是搅乱天下的“拗相公”，他的变法反而加速了北宋的衰落。

严嵩可是明朝嘉靖朝出了名的人物。他书法文章一流，尤其会写嘉靖皇帝喜欢的“青词”（道教祭天文书），靠着这个，一路做到了内阁首辅，权力大得没边，人称“青词宰相”。

但他的名声，那真是臭了大街。他和他儿子严世蕃把持朝政二十多年，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搞得朝廷是昏天暗地。忠臣良将像杨继盛、沈炼，因为弹劾他，最后都被害死了。他家富可敌国，抄家的时候，抄出来的金银财宝惊掉所有人下巴。所以，在正史和老百姓心里，他就是个大奸臣、巨贪的典型代表。但为啥说他有争议呢？也有人替他找补，说他早期也算个才子能臣，后期主要是给他那个宝贝儿子“坑爹”了，而且他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于讨好皇帝，嘉靖皇帝本身才是那个最精明自私的幕后老板。

九江老乡陶渊明，咱们都学过他的《桃花源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多美啊。他是中国隐士文化的代表人物，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回家种地，活得那叫一个潇洒自在。

但他的选择，自古以来就有争议。夸他的人，说他是保持高洁气节的典范，不与腐败官场同流合污，是真正的精神贵族。但也有另一种声音，觉得他这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你陶渊明是有钱有地的士族，辞官了还能“种豆南山下”，活得下去。可天下的老百姓怎么办？如果人人都学你躲起来，那谁去改变这个黑暗的世道？所以，他是超凡脱俗的“靖节先生”，还是一位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逃避主义者”？这种关于“出世”与“入世”的争论，在他身上体现得最明显。

文天祥就是“正气”的代名词！南宋最后时刻的宰相，元军打过来，他散尽家财组织义军抵抗，兵败被俘后，忽必烈用尽办法劝降，高官厚禄诱惑不了，关了好几年也磨灭不了他的气节，最后从容就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诗谁读了不热血沸腾？

他的争议点非常特殊，不在于他的人品气节，而在于后世对他这种“忠”的理解。所有人都敬佩他的牺牲，但也有人会私下思考：他效忠的那个南宋末年朝廷，已经腐败昏庸到了极点，值得他这样去付出生命吗？他的死，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对于挽救时局其实并无实际作用。这种思考并非否定他，而是引发更深层的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忠？是忠于一个政权，还是忠于心中的理想和气节？

咱把抚州的晏殊晏几道父子俩放一块儿说。父亲晏殊，官运亨通，少年得志，一辈子富贵优游，当的是太平宰相。他的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写的是那种优雅含蓄的闲愁。

儿子晏几道就完全不同了，他是个“痴人”。老爹的人脉资源他一点不用，一辈子就在儿女情长里打转，词写得是深情凄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对这父子俩的争议，在于价值评判。晏殊一生显达，词虽好，但有人觉得内容空洞，是“富贵闲愁”；晏几道人生失意，情真意切，但有人又觉得他格局太小，整天情啊爱啊，不干正事。您说，人生是该像晏殊那样成功显赫，还是该像晏几道那样活得真实自我？这父子俩，正好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文学风格，孰高孰低，就看您更欣赏哪一种了。

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啥农业、纺织、制盐、冶铁、造纸……全给记全了，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巨著，让后人能清清楚楚知道老祖宗是怎么搞生产的。

但他的争议点在于他的人生选择。他是个典型的明朝遗民，科举考到举人后，明朝就灭亡了。清朝建立后，他坚决不出来做官，选择了隐居著书，最后穷困潦倒。有人说，这是他保持民族气节的表现，值得尊敬，正是这种“不合作”的态度，让他能潜心写出《天工开物》。但也有人替他惋惜，觉得他空有满腹经纶和 practical 的学问，却因为固执于前朝旧梦，未能将才华用于服务当世社会，个人的影响力也因此受限。他是该坚持气节，还是该务实出仕？这是个两难的选择。

姜夔姜白石，鄱阳人，南宋一大才子。他词写得好，音乐更是绝顶高手，能自己创作词牌曲谱，书法也一流，是个不折不扣的艺术全才。他的词境“清空冷隽”，格调非常高，深受文人雅士喜爱。

但他一生的争议，在于他的生存状态。他是个一辈子没当过官的“江湖清客”，靠着才华和名望，寄居在范成大、张鉴等大官僚门下，靠他们的资助生活。欣赏他的人，认为他这是保持艺术独立性和人格清高，不向世俗低头。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种依附权贵的生活，其实挺憋屈的，看他写的词，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漂泊感和寒酸气，他的艺术成就固然高，但这种缺乏独立经济基础的“清客”生涯，是否也算一种失意？他是超凡脱俗的音乐家词人，还是困于时代的落魄文人？

解缙是明朝初年有名的大才子，十九岁就中了进士，人称“解学士”。他最大的功绩，是主持编纂了那部旷古烁今的类书《永乐大典》，这部书汇集了当时天下的所有学问，堪称中华文化的一座丰碑。

但他的个人命运却是个巨大的悲剧。他聪明外露，性格狂放，在朱元璋、朱棣这对强悍的父子皇帝手下搞政治，简直是走钢丝。他卷入了最凶险的太子之争，今天得宠，明天失势，反复横跳。最后因为话太多，管太宽，触怒了明成祖朱棣，被扔进诏狱，冻死在雪地里。所以，有人说他是绝世天才，对文化的贡献巨大；但也有人认为他政治智商堪忧，不懂韬光养晦，是典型的“文人从政”的失败案例，他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性格造成的。

泰和老乡杨士奇，是明朝“仁宣盛世”的核心缔造者之一，内阁首辅，德高望重。他为人谨慎，善于发现和提拔人才，像于谦、周忱这些名臣都是他举荐的，治理国家很有一套，口碑极佳。

但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和争议，来自于他的家庭。他老来得子，对儿子杨稷极其溺爱，疏于管教。结果杨稷在老家仗着老爹的权势，无法无天，横行乡里，竟然干出了杀人害命的勾当。事情爆出来后，言官们纷纷弹劾杨士奇教子无方。这位四朝老臣的名誉一夜扫地，晚节不保，在羞愧和忧惧中去世。所以，评价他非常分裂：于国，他是功勋卓著的治国能臣；于家，他又是失败透顶的父亲。一个能管好天下的人，却管不好自己的儿子，这其中的教训和争议，让人唏嘘不已。

李觏（gòu），抚州人，北宋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相当超前，他反对儒家空谈道德性命，强调“经世致用”，讲求功利，重视发展经济、强兵富民，他的很多主张，后来被王安石变法所借鉴和应用，可以说是王安石的思想先驱之一。

但他的争议点在于他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他的学说在当时属于“非主流”，没能成为显学，本人也科举不顺，一生主要在老家教书授徒，名气远不如后来的王安石、二程等人。所以，后世研究他时，一边会惊叹他思想的敏锐和超前，承认其价值；另一边又会争论，他之所以被历史忽视，是因为他的理论本身不够完善，还是仅仅因为时运不济，缺乏一个让他施展的政治舞台？他是一位被埋没的先知，还是一位虽有创见但影响有限的地方学者？这是学术圈里一直讨论的话题。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泰山北斗，“唐宋八大家”里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主考科举时，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这帮人后来个个都是文坛或思想界的顶梁柱，眼光毒辣，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功劳巨大。

但他的争议点在于他的性格和文风。他搞诗文革新，反对辞藻华丽内容空洞的“西昆体”，这没错。但他批评起人来，那也是毫不留情，嘴特别“毒”，写政论文《与高司谏书》，骂得对方体无完肤；修《新五代史》时，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个人褒贬，搞得像在发“朋友圈吐槽”。所以，推崇他的人，认为他正直敢言，文以载道；但讨厌他的人，觉得他心胸不够宽广，有时过于尖刻，利用文坛领袖的地位搞“话语霸权”。他是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匠，还是言辞犀利的“毒舌”前辈？争议一直存在。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尤其是《牡丹亭》）那是千古名作，“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写尽了人间至情，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文学地位高得没法再高。

但他的另一面，却是个官场失意的文人。他很有才华，但因为不肯巴结当时的首辅张居正，科举屡屡受挫，中了进士后也只能在南京做个没什么实权的闲官。最后因为上书批评朝政，直接被贬到广东雷州半岛的徐闻县当典史，后来虽然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干得不错，但还是对朝政失望，干脆辞官回家写戏去了。所以，有人说，正是官场失意，才造就了他伟大的艺术成就他是该感谢官场的排挤，还是该痛恨它？这真是个难题。

黄庭坚，“苏门四学士”之首，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书法又是“宋四家”之一，诗和字都讲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学问功底极深，是北宋顶尖的文化大师。

但他一生的命运，却和老师苏轼牢牢绑定，深度卷入了新旧党争的漩涡。苏轼被贬，他也跟着倒大霉，一贬再贬，最后死在了广西宜州的贬所。他的争议点在于，他算不算是为政治斗争“牺牲”了？他的艺术成就固然伟大，但他的人生轨迹，很大程度上是被党争决定的。有人说，这体现了他对师门和道义的忠诚，气节可嘉；但也有人认为，他更像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文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其政治上的遭遇，多少掩盖了他在艺术上的纯粹光芒。

胡铨是南宋初期主战派的骨鲠之臣。他最出名的事，就是上书宋高宗，要求直接斩了主和的宰相秦桧和他的两个帮凶，奏疏里骂得是酣畅淋漓，震惊朝野，连金人都听说后都惊呼“南朝有人”！

但他的硬气，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秦桧怎么可能放过他？把他一贬再贬，从江西贬到福建，再跨海贬到海南岛，受尽了折磨。直到秦桧死后才得以北归。所以，评价他两极分化。推崇他的人，尊他为不畏强暴、气壮山河的民族脊梁；但当时主和派和后世部分人则认为他过于激愤，说话不留余地，是“狂悖”的书生之见，差点引发更大的政治灾难，于事无补。他是该不顾一切地发声，还是该讲究策略？

八大山人，本名朱耷，他是明朝的宗室（宁王朱权的后代）。明朝灭亡后，他内心悲愤，出家为僧又道，把一腔孤愤都寄托在了画画上。他的画，笔墨极简，意境冷逸，鱼翻白眼，鸟瞪怒目，古怪又高级，开创了一个时代。

但他的争议和神秘，也源于此。他装疯卖傻，在画上签名的“八大山人”四个字，看起来既像“哭之”又像“笑之”，仿佛在表达一种哭笑不得的极致痛苦。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和隐居中度过，用画打哑谜。所以，解读他成了难题。有人说他是用艺术反抗清廷、寄托亡国之痛的遗民精神象征；但也有人认为，不必过度政治解读，他可能就是个行为古怪、艺术风格独特的天才画家，他的画更多是个人心境的抒发。他到底是在画政治，还是在画自己？#历史冷知识##历史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