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江西富裕带”的形成，是因为江西人不行吗？

在南方媒体主导网络话语权的今天，江西似乎享受不到一点红利，毕竟在公众印象中，江西的“画风”与繁华的长三角、珠三角，乃至小商品发达的福建截然不同。

江西更是被数个发达省份包围，形成了著名的“环江西富裕带”。

相比于经济上的相对滞后，江西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如“天价彩礼”、“鼠头鸭脖”、“胡鑫宇案”、“周公子炫富”、“5万注同号彩票案”。其负面曝光频率甚至一度超过昔日的河南和东北，导致许多人提起江西，只剩下“贪官多、彩礼高”的刻板印象。

许多经济停滞或衰退地区可用地理或自然条件解释，但江西似乎难以套用此逻辑——它既无中西部落后的交通瓶颈，也无东北严寒对生产生活的制约。论地形，邻近的浙江、福建反而更为恶劣。

因此，江西常被视作“人种决定论”的典型例证，甚至部分江西网友也将发展困境归咎于“江西人不行”。这很好理解，“人种决定论”逻辑简单，常被用作解释复杂问题的捷径。

然而，稍加深入研究，便能发现其漏洞百出。

江西历史上名臣辈出，比如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曾巩，民族英雄文天祥。明代更有“朝士半江西”之说，涌现出大才子解缙、名相杨士奇、大奸臣严嵩、《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等。但至清代，江西迅速沉寂：明代江西出过18位状元，清代却仅3位。

难道江西人突然“变笨”了？显然不是。且不说智人之间的人种智商究竟有没有差距，就算有差距，江西地形封闭、民族构成单一，历史上“换种”几率微乎其微。

那么，必然是其他因素剧变所致。

回顾历史，江西的兴衰本质上是自然与社会环境变迁的必然结果，夹杂着一些历史偶然。

唐代之前，江西与南方许多省份一样默默无闻，甚至他的区划图在西汉初年奠定后，两千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直到唐代，李渊的小儿子滕王李元婴封于南昌，建滕王阁。后因王勃名篇《滕王阁序》而扬名天下。但这并未改变江西的偏远地位——东晋南北朝“衣冠南渡”的主要方向仍是传统的江南地区。

安史之乱后，北方遭严重破坏，中国经济重心加速南移。

而江西恰巧位于南北交通的关键线路上。在铁路阙如、海运不兴的古代，占据黄金水道的江西，地位堪比今日的上海或新加坡。

贸易优势带动制造业发展，古代江西亦然。景德镇的高岭土极宜制瓷，叠加贸易枢纽的加持，使其成为世界“瓷都”，其产品（china）甚至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如果说经济重心南移是历史必然，那么景德镇的高岭土便是“老天赏饭”，如同中东的石油财富。

财富积累催生权力诉求，权力又反哺财富增值，古今中外皆然。但在唐代之前，科举未兴，普通人欲跻身高位，唯“投胎”或“造反”二途。纵有万贯家财，也多被归为“寒门”。没错，“寒门”亦有门槛，指没落士族，非今日所谓“寒微”，读这篇文章的很多朋友，在古代恐怕连“门”都没有。

唐代起，隋炀帝开创的科举制正式推行。虽早期存在诸多缺陷，比如没有密封卷，名额多被世家把持，但比之前的九品中正制终是进步了。于是唐末，江西诞生了首位科举状元。

经五代战乱，人口经济进一步南迁。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印刷术普及，最终瓦解了世家大族。江西迎来了历史高光时刻——1404年科举，江西学子包揽前七名，此记录空前绝后。

此辉煌成就，当然不仅因江西人“聪明”或“重教”，一个重要因素是文官集团对科举的形成垄断。世家大族虽然没了，但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仍会结成集团，多以同乡、师生纽带串联。

朱元璋晚年的“南北榜案”即为明证。当今网络多解读为“北方人读书不行”，并以江浙数百年科考成绩佐证。然而，这些观点忽略了关键细节：该榜不仅北方大省（豫、鲁、晋）无进士，连科举大省江苏也寥寥无几，实为“闽浙赣舞弊案”。此案后世称“南北榜”，本身即有淡化之嫌，其中权倾朝野的江西文官集团扮演的角色，只能留待猜测。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至清代，江西的好运终于走到尽头。

18世纪初，欧洲掌握制瓷技术，江西对全球瓷器贸易长达千年的垄断宣告终结。此打击犹如今日发现超级油田对中东产油国的冲击。

江西航运枢纽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因黄河河道淤高，京杭大运河北段逐渐丧失航运功能，导致沿岸扬州、淮安等繁华城市衰落。赣江“黄金水道”随之失色。西方殖民者的到来，更使中国沿海成为开放前沿。这对江西的打击，堪比苏伊士运河停摆对埃及的影响。

失去这两大支柱，江西沦为普通南方省份仅是时间问题。但即便无此优势，其发展也不该与邻省湖南差距过大。

湘赣地理、自然环境高度相似。但湖南因缺乏上述优势，历史上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二十四史》中有明确籍贯的湖南人仅约50位，而江西籍宰辅就达90位之多。

近代，第一个重大偶然因素出现了——太平天国运动。

江西作为主战场之一，战乱导致人口直接损失1100万。但主要责任并非太平军，而在于曾国藩的湘军。“曾剃头”之名，多源于湘军在江西的烧杀掳掠。相邻的湖南“仅”损200万人口——这很好理解，湘军对同乡或有所顾忌，对江西人则毫无怜悯。

若仅损失人口，只要经济根基尚存，170年足够恢复。然而太平天国引发的连锁反应，彻底摧毁了江西。

因镇压有功，大批湘籍官员进入中枢，并主导了洋务运动。这直接促使南北干线“京广线”最终途经湖南。工业时代铁路的意义，不言自明。同时，许多湘军借此攫取“第一桶金”，返湘后兴办实业、教育，使沉寂近两千年的湖南在近代迎来人才井喷，甚至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晚清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反清革命领袖黄兴、爱国将领蔡锷、国歌词作者田汉皆为湖南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人更成革命中坚。

然而，今日的革命圣地多在江西：比如人民军队诞生地南昌、革命摇篮井冈山、首个红色政权首都瑞金。

为何早期党和红军选择在江西而非革命基础更好的湖南闹革命？原因同样简单——江西交通闭塞，利于弱小力量在反动势力强大的背景下，实施“农村包围城市”策略，事实上早期红军确曾攻打长沙、郴州等大城市，但因交通便利易遭反扑与外国势力干涉，代价高昂且难以立足。

十年战乱使江西人民饱受苦难。红军长征后，作为重要根据地的江西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甚至推行比日军“三光”更残酷的“石要过刀、茅要过火、人要换种”政策。这并非军纪败坏，而是国民政府高层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

结果是，仅1933至1936三年间，江西人口锐减近600万。1850年（太平天国起义），江西人口约2400万，略高于湖南（2100万）。百年后的1950年，湖南人口增至约3000万，而江西仅余1500万，仅为湖南一半。

无铁路、无工业基础、无充足人口——1949年的江西，可谓“天崩开局”。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江西GDP已攀升至全国第14位，虽与邻省湖南仍有差距，但已非“惨不忍睹”。

我此前的文章《从“ 华夏中心”到“地域黑重灾区”，也是源于一场大洪水》说过，极度贫困地区反不易招致地域黑，而“半穷不富”更易成为靶子。

至于“贪官多、彩礼高”，本身即是经济基础薄弱的产物：发展滞后导致就业机会稀缺，年轻人趋之若鹜于体制内，推高“入场成本”；进入体制者又需“回本”，进而恶化营商环境，减少就业，形成死循环。此情况与东北等地因产业人口流失导致的困境类似。将发展滞后归咎于“营商环境差、官僚主义”，实属本末倒置。

在彩礼方面，东北确实“领先”江西。这源于不同的发展路径：东北是中国最早工业化的地区之一，社会发展阶段曾领先全国，现虽衰退，但女性地位已普遍提高。高价彩礼本质是女性地位低下时为自身权益寻求保障的“托底”手段。工业化带来的女性地位提升，使东北无需依赖此道。

最后用AI的总结来为我结尾。

“环江西富裕带”绝非“人种不行”所致，而是地理格局剧变（航运衰落、产业垄断打破）与近代惨烈战火（太平天国、国民党清剿）造成人口锐减、基础崩塌的结果。历史创伤与结构性困局，才是理解今日江西的关键。撕掉“不行”的标签，正视其独特而沉重的历史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