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万岁——关于包公的人类学思考

段宝林

有人说清官纯粹是“幻想出来的”、在当时“是不可能存在的”。此话似乎不妥。包公就是一个真人，而不全是幻想的人物。

“清官”二字合为一词，有人说“查正史记载，始见于《清史稿》”《文汇报》1978年11月25日。，但明代李贽《焚书》卷四《杂述·因记往事》文中已有“彼为巨盗，我为清官”之说，将清官与巨盗对称，乃清明、清正、清廉之意。而金代元好问（1190—1257）《薛明府去思口号》一诗中更早已有清官一词：“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从“清官”一词产生和流传的时间来看，与包拯（999—1062）关系甚大，似乎可以说是包公清官故事流传之后而盛行的。于此亦可见包公影响之大。

一

包公为什么会成为最有名的清官呢？

首先他为官清正，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不畏权贵，廉明公正，是非常突出的。《宋史》卷三一六的本传虽短却很有分量，记述了当时老百姓对他的赞颂：“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于此可见，当时人的口碑，已将他比为“黄河清”之清官，天下少有，只可比为神佛“阎罗王”了。如此清廉、清正、清明，已成为民众理想中的清官。这实际上已将包公神化了。

民间文学的口碑，实在比任何高大的石碑都要伟大而不朽。

包公之所以有名，与民众的口传文学的口碑赞颂，有极大的关系。正是民间口碑文学（谣谚、传说故事、曲艺说书、话本小说、地方戏曲）使包公流芳百世。

“包拯笑比黄河清”、“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等民间谣谚之广传，使男女老少甚至“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在宋金时代当时即已广传。

元代之包公戏、包公传说、说书话本、小说等等赞颂包公的作品非常盛行，明代更发展为各种传奇地方戏以及上百卷的小说话本《包公案》，清代又发展为《龙图公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长篇小说，至今除许许多多地方戏中的包公戏之外，人们还在传说着许多小说、戏曲之中和之外的包公故事传说，已出版的如：

《包公的故事》（松朋整理，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

《包公故事集》（群众出版社编印，1962年12月）

《包公的故事》（马光复编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

《包公故事新编》（黎邦农、张桂安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

《铁面包公》（香港，陈湘记书局出版，澳门大众印务局印，无出版时间）

二

民间传说是一种民众口传的历史文学。它以历史的面貌出现，却用文学形式塑造人物的典型形象，在流传之中，已作了艺术典型化的加工。

一方面，包公的传说中有一些是包公本人的历史故事，这些在《宋史》本传中有所记载，如说包拯打开官衙正门，打破过去“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之陈规，使告状的人可以进入大堂“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这是赞其亲民。

又如“割牛舌”案之明断，这是包公故事在正史中之仅见者。在宋《折狱龟鉴》卷7，百回本《龙图公案》（明）中亦有记载，但《类说》卷45引《圣宋掇遗》则说这是张咏之事。

另一方面，包公的传说故事绝大多数是人民口头艺术之创造，用许多幻想和夸张的故事情节把包公“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清廉正直、料事如神、为民申冤、严惩贪官、不畏权贵”等高贵品质具体化、形象化了。

早在元代，许多传说故事就已广泛流传，并且成为元杂剧的主要剧目之一，在100出戏的《元曲选》中，包公戏即有11种之多，如：

无名氏《包待制陈州祟米》

无名氏《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

无名氏《叮叮当当盆儿鬼》

无名氏《金水桥陈琳抱妆盒》

无名氏《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关汉卿《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郑廷玉《包待制智勘后庭花》

武汉臣《包待制智赚生全阁》

李行道《包待制智赚灰栏记》

曾瑞卿《才子佳人误元宵》

在《元刊古今杂剧》中，还有一种：

无名氏《鲠直张迁替杀妻》

此外，已失传的包公戏见于记载有名目的还有：

张鸣善《包待制判断烟花鬼》

江泽民《糊突包待制》

无名氏《包待制勘双丁》

萧德祥《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无名氏《风雪包待制》

这些元杂剧，都是活的文学，在民间演出，非常受欢迎。许多是无名氏所作，可能是民间艺人，下层文人根据民间传说编剧的。有些虽有著者名，但也有疑问，如上列关汉卿的两剧，在《录鬼簿》记关氏所著杂剧剧目中不载，所以胡适怀疑这不是关汉卿所作而是“无名氏之作”。至今各种地方戏和京剧中还流行着许多包公戏，说明它的人民性与现实性都是很强的。

包公形象是如何塑造的呢？

许多民间传说中的包公故事都是其他清官的事。因为包公很有名，是公认的最大的清官，所以在流传中别的清官的事都集中到他身上来了。胡适称包公和黄帝、周公一样，都是“箭垛式的人物”。和孔明借箭时用的草人一般“本来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出大名”这是“有福的人物”。赵景深先生曾把包公故事中与其他清官相似的故事作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说“包拯就是钱和、黄霸、张咏、周新、刘奕、滕大尹、向敏中、李若水、许进等人，不过是一个吸收传说的人罢了”。赵景深：《包公传说》，见《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以上众多清官的故事，都归入包公名下了。如黄霸本为西汉郡守，巧断二妇争子案，其事见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元代又成了包公传说写入《灰阑记》。而此类故事甚多：

《圣经·旧约》中列王记所载所罗门王断案故事（命人将孩子劈为两半）。

印度大药王（佛本生故事）断案，叫人在地上画线，命二妇拉孩子四肢，母亲不忍孩子受苦而放手流泪，女鬼则不顾，而真母即可认出。西藏亦如此拉孩子（《聪明的国王》）。

希腊、罗马亦有此类故事，如希腊之《贝布立阿斯》《飞德拉斯》《巴兰与约瑟菲》及罗马之《罗马人的行迹》等等。赵景深：《所罗门与包拯》，见《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

《圣经》中说所罗门“心里有上帝的智慧”，印度佛本生故事也是说的佛祖释迦牟尼五百次转世中的故事，这些都说明包公有这样的品质，是有神圣的特性的。

老百姓把包公作为理想的清官，必然会神化他，使他成了半人半神的人物形象。传说他“日间断阳，夜间断阴”，可以下阴曹地府去审案子。

元杂剧《盆儿鬼》中张敝古说包公“人人说你白日断阳间，到得晚时又把阴司理”。证明在元代包公即已成为神人。现代包公脸谱中，额上画弯月，太极图亦是此类象征。“它们（诸神）部分地是完美的人的形象”[苏联]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页。，它的产生是集中了同类形象溶汇而成。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神不过是神化了的人的本质而已。”

正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包公成了神，于是也就有了包公庙和包公崇拜。这时，人们所崇拜的包公，早已经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而是经过人们艺术加工过的清官典型了。

三

包公庙和包公崇拜历久不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开始时，是包公的祠堂，作祭祖之用的包公祠，进而变为敬神的包公庙了。这就由祖先崇拜，转变为对清官的崇拜——实际上是一种英雄崇拜，这是对为民申冤、救民于水火的英雄之崇拜，是对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英雄之崇拜。在崇拜之中有感激，感激包公的大恩大德，感激包公之伸张正义。这种英雄崇拜出于对包公的钦敬，包公的铁面无私、清廉正直、明察秋毫都是世间少有的，所以这又是对理想的英雄的崇拜，很自然地转化为对神人的崇拜，包公也就成半人半神的英雄并逐渐转化为神。这是浪漫主义的典型化即理想化的人物形象。

包公可以说是民间宗教崇拜的神，这与一般人为宗教的“天神”不同，不是自天而降的神，而是由普通凡人成为杰出的超人转化而成的人神。这种神在西方宗教中是不被承认的，但是在中国则很多。这是中西宗教观念相异之所在。

包公庙的包公崇拜在澳门甚为风行，每天前来进香祈福者络绎不绝，这种崇拜建立在包公信仰之上，相信包公能保佑好人、惩罚恶人、公正贤明、消灾免祸、逢凶化吉、辟恶呈祥，使人民得到幸福。这不仅表现了人们善良的愿望，而且表现了希求法治的崇高思想。

四

常听到这种议论，认为包公崇拜表现了“人治思想”，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与“法治思想”是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有人更说包公是为封建王朝服务效忠的清官，有很大的阶级局限与历史局限，以致在过去几十年中，包公常常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更被当成“反动封建的官僚”而加以否定。

其实，在民间传说和民间宗教中，包公虽然在身份上还是封建社会的清官，但其言行已主要是为民众谋利益的好人，在典型化的过程中，其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早已被扬弃，包公已变成人民理想的化身，德才兼备的清官典型，神通广大、上天入地、执法如山的尊神。这种神化即典型化的加工，使包公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现实而得到了永生。

只要有社会存在，就要有法律；只要有社会不平存在，就会有特权霸道和贪赃枉法的事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在人民心目中，包公就会站在公正的社会法律一边，站在受欺受压的民众一边，排除权贵和金钱的干扰，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如此这般，包公的形象当然会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礼拜。

所以，从本质上看，对包公的崇拜，实际上是对社会公正的崇拜，是对人民正义的崇拜，是对清明政治的崇拜，是对廉洁奉公的崇拜，是对不畏权贵、不通关节、执法如山的崇拜，一句话，是对法治的崇拜。

这似乎不好理解，但事实的本质就是如此。

对包公的赞颂和崇拜，固然是对他个人的崇拜，是因为他人好，为官清正，似乎是“人治”。但这“人治”只是表面现象，而在本质上，人民群众崇拜的是包公奉公守法、执法如山的精神。包公的“人治”，实际上是“法治”，他是被作为坚决进行真正的法治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崇拜的。

“以法治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包公故事中都成为现实。

这应该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任何法律都是人定的，而所有的法律都有一个执行、实现的问题，只有立法而没有司法的执行，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法治。真正的法治一定要在司法活动中坚持按法律办事，要执法者克己奉公，铁面无私，排除一切干扰才能实现。这就特别需要包公这样的清官去严格执法。这正是实行法治的根本条件之一。崇拜包公，也就是崇拜法治。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五

凡有人类存在，有社会存在，就会有法律。过去如此，将来也必定如此。即使在高度文明的大同世界，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仍将永远存在，矛盾的性质与现在可能不同了，但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解决种种纠纷和矛盾，社会的法规总是需要的。在原始社会，已有不成文的习惯法，有大家共同遵守的乡规民约。国家产生以后，又制定了许多法律，其中有阶级压迫的成分，但也有维持安定社会秩序的内容。在未来的社会中，不公正的法律必将被淘汰，人民的理想必将逐渐实现，包公传说故事所体现的社会审美理想，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是健康人性的理想体现，所以包公精神——人们对包公的崇拜，正是具有这种永恒性的社会美。包公万岁，包公精神万岁。这是政治人类学与法律人类学得出的必然结论。可不是吗？一个社会的存在，如果法制不健全，社会契约不生效，就缺少规范，人类生活就不会安定有序。严格执法，不仅是社会管理者、领导者、官员所需要的基本品质，而且也是每个社会成员所必备的良好素养。故而崇敬包公，发扬包公精神，这是人类社会所必需的永恒主题之一。

由于中国过去缺少严格的法治，所以包公精神就特别可贵。“小小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是千百年来人民群众用血泪凝结成的谚语，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真实。而“官官相护”、“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又使执法难上加难。人们在现实中缺少的，就会在艺术想象中创造出来。包公精神之可贵，正在于它体现了人民的理想愿望，使包公精神超越了现实的人性而具有了神性，民间口碑文学使包公具有了超人的权力与智慧。它显示出：不管是谁，哪怕是皇亲国戚、百万富豪，只要你做了坏事，都逃脱不了包公的眼睛和法律的制裁，哪怕你逃到阴曹地府，仍然逃不出包公的掌心。包公庙中有铁面无私的包公神像，有洞察一切的明镜，还有铜塑的合肥“包河藕”，这是一种无丝之藕，正是大公无私的包公精神的艺术象征；而庙中的虎头铡刀（包公曾用它惩罚了皇帝的女婿陈世美、自己的亲侄儿包勉等权贵和亲人），更是对权贵恶人的憎恨感情的艺术表现，也是对包公勇敢执法、疾恶如仇、大义灭亲的热烈赞颂。

越是在政治腐败、压迫深重的时代，包公故事、戏曲、小说越是盛行。包公的戏曲在元代大盛，当时的内容已基本涵盖了包公精神和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这正是元代当时黑暗的政治统治的艺术反映，是有必然性的。愈是在缺少社会公正的地方，愈是需要加强法治，当然也就愈加感到包公精神的可贵。不过崇拜过分了，甚至会对包公产生某种迷信，以为只要在包公面前进香，矛盾就可得到解决。这种迷信易使人产生自己无所作为的消极情绪，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固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和“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社会因果律也在起作用，但消极地等待恶人自毙或包公来执法，正反映了弱者的心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因此，在反动统治之下，包公精神是很难实现的，包公式的清官是非常罕见而可贵的。但在人民民主的制度下，一切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理应奉公守法，为人民效力，理应人人成为包公式的人物。但由于私心难除，法治不力，严格执法往往要打折扣，包公崇拜就仍然成为人们精神寄托之重要所在。现在如此，只要私心未除，将来也仍然如此。

如今科学昌明，人们多已知道神佛之虚无，但包公崇拜的活动传统却仍然存在。这种崇拜扬弃了迷信的成分而掌握了包公精神的本质。人们用此类活动来表彰清官、发扬清官精神，赞颂为民请命、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廉明清正、勤政爱民的高风亮节，表示对法治的强烈要求和期望。这样，在社会行动中必然对加强法制，惩恶行善，对建设公平、美好的人类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这些也正是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所需要的吧！

我以为包公崇拜不是赞扬人治，而是歌颂法治的。但愿每个官员都成为“包青天”，都铁面无私，严格执法，那样，法治的清明社会方能出现。于是我们不能不振臂高呼：“包公万岁！”

包公精神是人类永远需要的！包公万岁！万岁！！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