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弟弟白行简也写淫书？

提起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许多人可能会皱起眉头——这名字听起来就有点“不正经”，而且它确实描写了男女之事，容易让人把它当成“淫书”。但如果我们仔细翻开这篇唐代的奇文，再结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古籍记载，事情可能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先说说作者白行简，他可不是个无名小卒。他是大诗人白居易的亲弟弟，兄弟俩在唐代文坛都是有名的。白居易写过《赋得古原草送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白行简则因传奇小说《李娃传》而闻名，这个故事讲述了一名科举士子和妓女的悲欢离合，文笔细腻，被收入《太平广记》。能够写出这样作品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去写“淫书”呢？这就得从唐代的社会风气说起。

唐代可是出了名的开放。看看《旧唐书》里的记载，武则天从才人一跃成为女皇，太平公主公开养男宠，那个时代上层社会对男女之事的态度比后来的朝代宽松多了。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甚至有描绘男女亲密的场景，工匠们对此毫不觉得羞耻。那个时候的医学著作也常常提到“性”，比如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里就专门写了“房中补益”篇，讲到“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把男女之事当成养生的一部分。在这种氛围下，白行简写一篇关于“阴阳交欢”的赋，实在不算出格。

再说说《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内容。虽然这篇赋确实描写了不同身份、不同场景下的男女之事，从帝王后妃到平民百姓，甚至连新婚之夜的细节都有涉及，但如果细细阅读，你会发现它的语言其实挺讲究的。例如，描写男女初遇时，用了“娇羞无力，妖姿逞妍”这样的词句；写情到浓时，说“玉茎乃上下来回，金沟甚左挑右剔”，这些说法虽然直白，但却充满了文人的修辞手法，绝不像后世某些小说那样追求低俗。

更重要的是，这篇赋的主题根本不是“淫”。开头就提到：“夫性命者，人之本；嗜欲者，人之利。本存利资，莫甚乎衣食。衣食既足，莫远乎欢娱。欢娱至精，极乎夫妇之道。”它把男女之事上升到“性命之本”的高度，和《礼记》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思想相呼应。赋中还引用了《素女经》、《洞玄子》这些古代性学著作，讲解的是“阴阳调和”的道理，甚至提到“若乃夫少妻老，命制过差，或妇少夫老，气不相通”，强调夫妻年龄匹配对健康的重要性，分明是在谈养生和人伦，而不是单纯的色情描写。

宋代以后，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存天理，灭人欲”成为主流思想，《近思录》甚至提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连寡妇再嫁都被视为耻辱，更别提公开讨论男女之事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被视为“异端”。元代的《唐才子传》提到白行简时，只说他“以辞赋称”，故意避开这篇作品；清代的《四库全书》干脆不收，认为它“诲淫导欲，莫此为甚”。

但有意思的是，这篇赋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时，竟然和佛经、道经一起存放。要知道，敦煌石窟是僧人修行的地方，如果这篇赋真的低俗不堪，怎么可能被僧人珍藏呢？实际上，在唐代，佛教密宗就有“欢喜佛”的造像，道教也有“阴阳双修”的说法，这些和《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思想不谋而合——古人并不认为“性”是肮脏的，反而认为它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就像《周易》里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放到今天来看这篇赋，我们更应该摒弃先入为主的偏见，用开放的视角审视它。与其说它是“淫书”，不如说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不同时代的道德标准。唐代人看它，或许觉得它是一篇讨论人伦和养生的正经文章；宋明理学盛行时，它成了离经叛道的代表；而今天，我们看它，或许能读出古人对生命和情感的理解。正如敦煌学专家姜亮夫所说：“此赋虽涉情欲，然其主旨在于阐明夫妇之道乃天地之常，非刻意淫靡也。”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诗经》里就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婉如清扬”，这些描写爱情的诗句，曾在汉代被儒家奉为经典，而到了宋代，却被朱熹牵强附会地解释为“后妃之德”。这也说明，所谓“淫”与“不淫”，往往并不是作品本身的问题，而是时代观念在作祟。

白行简写这篇赋时，估计他并没有预料到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他只是用文人的笔触，记录下那个时代对“人欲”的理解，就像他哥哥白居易写《长恨歌》时，敢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一样，都是唐代文人率真性情的体现。如果我们能够抛开后世的偏见，或许能从这篇赋中读出更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古人的生活细节，还有他们对“情”与“礼”、 “欲”与“道”的思考。

所以，《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到底算不算“淫书”？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藏在每个时代的道德标尺里。但至少在它诞生的唐代，这篇作品更像是一面坦诚的镜子，照见了人性最本真的样子，也照见了一个王朝开放包容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