濯锦风 | 唐代“公务员”的传奇一生

“濯锦风”第一百零四期，以“六廉”之首的“廉善”为切入点，从唐代名臣、边塞诗人高适在蜀为官经历以及所写诗文背后，探寻并解读那份蕴含的爱民之心。

何为“六廉”

“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六廉”一词，最早出自《周礼·天官冢宰》，是我国古代极具代表性的关于“廉”的系统性论说，是“廉”这一概念由个人道德修养上升为官员从政行为准则、由伦理范畴向政治范畴嬗变的标志。其核心含义是在以“廉”作为为官前提的基础上，又以“善、能、敬、正、法、辨”六项标准评判官吏的治理能力。其中，“廉善”位于“六廉”之首，关注的是官员的道德精神层面。

侍御史高适，立节贞峻，植躬高朗，感激怀经济之略，纷纶赡文雅之才。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谠言义色，实谓忠臣。

——《旧唐书·高适传》

高适，字达夫，出自渤海高氏。《旧唐书》载高适“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的诗歌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均影响极大。其奏疏之文，同样因直刺大唐君臣腐败，为下层百姓和士卒发声，力透纸背。高适的政治能力、诗文贡献以及晚年治蜀的经历，一直是其传奇一生的重要篇章。

少壮坎懔 忧国忧民

高适祖上三辈，至高适时家道沦落，甚至乞讨仰食，深知底层百姓之苦的高适，在青年时代就有了忧国忧民的济世之志。开元九年（721），22岁的高适初入长安，谋职未成，曾写下《古歌行》，表达了他希望唐玄宗珍惜民力、与民休息、维护和平的政治愿景。

开元二十年（732），高适投入信安郡王李祎幕下，任掌书记，目睹军队上层的腐败。其《蓟门五首》其二曰：“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令高适愤慨不已。开元二十六年（738），高适《燕歌行》诗云：“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呼吁朝廷反思战争，体恤士卒。

天宝八年（749）夏，高适被授职封丘县尉（今河南省封丘县）。高适目睹政府和官吏欺压下层百姓，深感痛心。其《封丘县》诗云：“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天宝十一年（752）秋，悲伤的高适还是辞官了。

高适少时贫寒，但他不甘沦落，心系弱者，所作歌诗，皆志在对清明政治的渴望。从初入仕途到毅然辞官，这实际是廉善爱民之心使之。高适的诗文始终为执政以廉、执笔为民服务，这正是儒家君子对《诗经》“国风”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践行。

蜀中六年 诗文为民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八月，高适追随玄宗逃至成都，这是高适第一次入蜀，居留时间不足半年。乾元二年（759）五月，高适被拜任彭州刺史（彭州辖境在今四川彭州、都江堰），二次入蜀。他决心要治理彭州，解决好恶人争讼、赋税如山、吐蕃侵扰的现实问题。

乾元三年（760），高适由彭州刺史转任蜀州刺史。安禄山之乱后，东川破坏严重，西川也只有成都、彭、蜀、汉四州可供徭役，民生窘迫。为此，高适向唐肃宗上疏，要求朝廷缓解赋税和役使，并主张罢去东川节度，合剑南东、西两川为一道，以恢复民生国计，将兵力集中用来预防吐蕃。虽然高适的谏言未被采纳，但其为政宽简、以民为本、守护疆土的政治立场却至今令人深思。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副使段子璋反”。高适率州45兵跟从西川节度使崔光远平定叛乱，斩杀段子璋。但主将崔光远不能约束部下，致使手下兵将“大掠东蜀”，肃宗罢免崔光远，任命高适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适的《谢上剑南节度使表》，首先还是请求朝廷为百姓减负。

广德元年（763）秋，吐蕃来势凶猛，长安危急，高适抓紧时间练兵备战，果然“冬，十月，吐蕃寇泾州”。抵御吐蕃失利，高适被严武取代，广德二年（764）正月，高适还京。

高适前后历蜀中六年，其后虽然师出无功，但其远见和努力却不可磨灭。永泰元年（765），高适去世，终年66岁，赠礼部尚书，谥曰“忠”。其政治功业，留下“政存宽简，吏民便之”的美名。

电影《长安三万里》中在边塞征战的高适 图据“电影长安三万里”官方微博

慰藉杜甫 他乡故知

诗圣杜甫与高适友谊始于开元二十七年（739）的汶上之交，那时高适应制举不中，杜甫举进士未第。其后居梁宋、长安期间，二人时有唱和。

乾元二年（759），高适出任彭州刺史。同年年底，杜甫流浪到西川，依靠严武的帮助，建起了草堂，生活渐趋安定。杜甫《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云：“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也从彭州寄诗问讯，馈赠粮食。上元元年（760），高适改任蜀州刺史，访问杜甫，杜甫也自成都赶去看望过高适。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云：“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可见，在杜甫心里，高适的才华无与伦比，二人友谊也更加亲密真诚。

广德元年(763)，高适抵御吐蕃失利，深受打击。杜甫有《王命》《征夫》《西山三首》等诗表达支持。次年高适被召回京，杜甫作《奉寄高常侍》以别，对高适治蜀的成就评价很高，以为可比曹操、刘备之功业。他祝愿高适返京后继续做汉代直言敢谏的汲黯，且有机会做叱咤风云的战国廉颇。

杜甫之所以对高适始终予以支持和赞扬，不仅仅是出于私人情谊，更多的时候，高适诗歌中的哀慜民瘼、济世救国之志，应该是杜甫真正欣赏他、尊敬他的根本原因。

纵观高适的一生，无论是50岁之前的沉沦下僚，还是50岁之后的逐渐崛起，其关心民瘼的情怀，前后相续，一以贯之。他的政治功绩与文学成就均在历史上留有重要记录，影响深远，其生平表现也与儒家 “立德、立功、立言” 的 “三不朽” 精神境界及处世追求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