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娃哈哈

文 |俞燕

编 |吴戈

出品 |喻观财经

“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

岁月荏苒，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纷纷步入花甲或古稀之年，有一些则已作古。代际传承已迫在眉睫。

有关统计显示，我国85%以上的民营企业属于家族企业，在五到十年间，我国将迎来史上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家族传承。

老话说“富不过三代”，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企业，都受困于这一魔咒。有关数据显示，即便是英美发达国家，二代传承率只有30%左右，第三代的传承率甚至不足15%。我国仅有二成民营企业制定了继任计划。按一些研报的说法，因种种原因，可能将有超过60%的企业因为传承的问题而消失。

2月17日，在时隔六年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高层提到：

要重视企业接班人培养。

这是上一次民营企业座谈会未提及的内容。可见民企传承问题已迫在眉睫。

人们常问：创业和守成，孰难？守成的前提是继承，首先得完成继承，方能检视日后是否守成。

在民营企业的发源地浙江，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娃哈哈”）发生的继承之战，剧情很是精彩，既展示了企业传承之难，又向世人充分揭示了人性的幽微。

近来，三名自称是宗庆后的非婚生子女的美籍人士起诉娃哈哈的继承者、现任掌门宗馥莉，将娃哈哈推入继承争产的舆论场。其诉讼除了涉及高达18亿美元的信托资产，还提出要分割宗馥莉所继承的娃哈哈29.4%股权的诉求。

与其他绝大多数民企不同，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虽然一直被视为民营企业家的标杆，但娃哈哈并非由其绝对控股的民营企业，而是由国资作为第一大股东、职工持股会作为第三大股东，是“红顶”民企的典型。

自从宗馥莉接班以来，坊间开始质疑宗氏家族在娃哈哈之外又构建了一套庞大的“体外”版图，加之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国资长期不参与娃哈哈的分红，因此娃哈哈存在掏空国资的行为。

另一方面，宗馥莉正在推行的取消员工持股制度的行动，亦受到不少员工的反对。此次冒出来的3J争产剧情，又增添了新的戏码。

无论如何，娃哈哈的继承之战涉及多重法律体系的冲突，挑战公序良俗，或许还将打破延续20余年股权结构，注定是一场大戏。

创二代宗馥莉的传承之路，横亘着三座大山，这将是一场漫长且艰难的跋涉。

近来网络上的流量狂欢，又因娃哈哈而起。娃哈哈上一次掀起滔天流量，还是在一年多之前娃哈哈创始人、董事长宗庆后去世时。

2024年2月25日，“饮料大王”宗庆后病逝，享年79岁。

三天后，宗庆后追思会举行。众多娃哈哈员工、市民自发地冒雨来到娃哈哈老总部大楼前献花悼念，网上则不断涌现悼念、回忆这位老企业家的温情帖子，这种自发的宏大民众悼念行为，成为当下已经难得一见的奇观。

爱国爱企，厚待员工，生活简朴，脚踏实地做实业，这位一年只花五万块钱的“布鞋首富”，已成为企业家中的标杆和清流。当时人们或许想不到，一年多之后，他的伟光正形象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坍塌了。

挥向他那光辉形象的锤子，便来自这一次的继承之战。

宗庆后去世后，按照常理，他一手创办的企业，本应顺应成章地交给悉心培养了20年、时任娃哈哈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独生女宗馥莉。

宗馥莉在追思会上表示，娃哈哈是父亲毕生的心血，在父亲的手上，娃哈哈已经成功找到了一条真正生存的路，“而这条路对我而言是矢志不渝完成父亲的遗志、不负肩上重任与期望的登攀路”，并表态“我会接好父亲递出的接力棒”。

作为接力棒“新将”的宗馥莉，迅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首先就烧向人事，宗庆后时代的一批老臣被调整，代之以来自由她掌舵的宏胜饮料集团（下称“宏胜”）的高管，这些人皆由其培养而成。

随后，宗馥莉完成了一系列流程与标准制定，对人力与绩效体系、财务预算体系、产供销一体化体系、经销商管理体系、终端管理体系等一系列流程与标准的制定，力图把娃哈哈这家30多年的家族企业打造成为现代企业范式。

上位初期、位置未稳之际便大行改革，风险很大。2024年7月18日，一封落款为宗馥莉的《致娃哈哈集团全体员工的函》在网络流传，声称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及娃哈哈部分股东，对宗馥莉本人自宗庆后离世后对娃哈哈经营管理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致使其无法继续履职，因此，她决定自即日起辞职，不再参与其经营管理。

此时，距离宗馥莉接班才144天。不过，仅仅过了四天（2024年7月22日），娃哈哈便发布声明称，为确保公司的平稳健康发展，经各股东友好协商，宗馥莉决定继续履行娃哈哈的相关管理职责。

第一回合的较量，宗馥莉凭借以退为进的策略胜出。

一年后，一场更大的考验来袭。

2025年7月13日，据多家媒体报道，自称宗庆后非婚生子女的Jacky（宗继昌）、Jessie（宗婕莉）和Jerry（宗继盛）三名美籍人士（下称“3J”），起诉宗馥莉和注册于英属维京群岛的公司Jianhao Ventures Limited（建浩创投公司），指控她擅自处置宗庆后生前为三人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的21亿美元信托资产。

原告声称，2003年宗庆后指示下属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21亿美元离岸信托，资源来源是其从娃哈哈获得的利润分红，受益人为三名非婚生子女即3J，约定每人名下各有一笔7亿美元的资产。

据媒体报道，截至2024年初，该信托账户余额约为18亿美元，尚有3亿美元未到账。自2024年5月起，在宗馥莉指令下，该账户有108.5万美元以“支付越南工厂设备款”为由转出。

与此同时，3J还向杭州中院提起确权诉讼，要求分割宗庆后所持娃哈哈29.4%股权。

一场百亿遗产纠纷大战，由此拉开序幕。

娃哈哈早期的高管、曾任党委书记、总经办主任的杜建英，此时以3J之母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此外，宗馥莉的三叔宗泽后、杜建英的朋友、娃哈哈老员工、信托业人士、法律界人士等各路人马亦纷纷现身，以不同立场发声，一时间众说纷纭。

娃哈哈再次成为国民级流量话题，持续多日占据了各大媒体和网络平台，吃瓜群众亦纷纷站队。

3J争产，已不仅仅涉及创二代传承这一商业话题，在宗庆后婚姻存续期间出生（据公开信息）的非婚生子女们争产，更是更挑战了公序良俗，因此宗馥莉仍获得大批网友尤其是女性网友的力挺。

作为主角的宗馥莉，却始终沉默着。

在喧嚣之中，宗馥莉的沉默震耳欲聋。

8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将就信托资产案宣判。可以预测，届时娃哈哈又将成为流量热点。

2025年的娃哈哈，变成了吃瓜群众眼里的“哇！哈哈”。一年前宗庆后被温情缅怀的情景，早已恍若隔世。

既然遗产纠纷涉及娃哈哈的股权，那就有必要先说一说娃哈哈的股权结构。廓清这场继承迷局，前提或许要首先证明娃哈哈到底是谁的？

与其他由创始人家族控股的家族企业不同，宗庆后在娃哈哈直接拥有的股权仅有29.4%，都没有达到一票否决权的股比要求。娃哈哈的单一第一大股东是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城文商旅”），隶属杭州上城区国资委，持股46%。

第三大股东则是杭州娃哈哈集团基层工会联合委员会（原名为娃哈哈集团工会，下称“娃哈哈职工持股会”），持股24.6%（初期为19.6%）。

这种国企、民营掌门和员工持股平台组成的股权结构，属于一种混合所有制，娃哈哈则成为“红顶”民企中的代表。

这种股权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成因。

众所周知，宗庆后是在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起家，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起娃哈哈帝国。

1987年5月1日，这一天亦是宗庆后的结婚纪念日。42岁的他扑向当时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机遇：出任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

当时的承包经营条件是提供4万开办费（每年归还1万元）和14万元可用贷款，有3名职工，当年上缴4万元利润，宗庆后主动加码到上缴利润10万元，借债14万元开始了承包事业。

两个月后（1987年7月4日），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下称“保灵食品厂”，1989年5月30日更名为杭州娃哈哈儿童营养食品厂）获批成立，这便是如今娃哈哈的前身。

1987年，可口可乐首次在中国建厂，而中国未来的饮料巨头娃哈哈也在这一年起程。宗庆后骑着三轮车到小学校送货的身影，成为第一代企业家艰苦创业的经典影像。

据著名才子迟宇宙撰写、被娃哈哈认定为学习版权威传记的《宗庆后：万有引力原理》（下称“《传记》”）一书披露，彼时，宗庆后用代销保灵花粉口服液的货款和5万元银行贷款，凑齐了食品厂的启动资金。上城区教育局校办企业办公室则提供了10万元贷款、10万元设备、场地和工人，并为其提供了多项国家政策优惠。

因此，娃哈哈创立之初，其性质便是全民所有制，此后成为杭州市上城区“国有企业”的标杆。

娃哈哈起步的这一年，正值“十三大”召开，提出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强调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民营企业的发展得到官方的鼓励。

1988年4月修宪时，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开始迅猛增长。

就在这一年，“乡镇企业改革发展先行者”鲁冠球以1500万元，买断了浙江萧山宁围镇政府所持杭州万向节厂的股权，获得绝对控股权，从此，该厂成为法律意义上真正的家族企业，开启了万向系的新历程，鲁冠球也因此被视为国内产权意识最早苏醒的企业家之一。

彼时，正忙着开拓市场求生存的宗庆后，还无暇深入思考，自己亲手建立的这家工厂到底姓谁的问题。

1989年4月17日，保灵食品厂获批更名为杭州娃哈哈儿童营养食品厂（下称“娃哈哈食品厂”），这是娃哈哈首次出现在公司的名称中。随后在5月30日完成工商登记和增资。

1991年9月4日，杭州市政府批准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成立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此次兼并被定性为“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突破”，亦被称作“民营小鱼”吃“国有大鱼”的经典案例。

虽然彼时外界将娃哈哈视为“民营小鱼”，宗庆后亦在《传记》里强调，娃哈哈成立的过程中，“国家并没有一分钱投资，完全依靠企业自筹资金滚动发展起来”，包括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的8200多万资金，亦由娃哈哈独自承担，因此娃哈哈和“国有”两个字不沾边。

事实上，娃哈哈由全民所有制的保灵食品厂更名而来，更名后的企业性质、隶属关系和法定代表人均未改变。企业章程亦列明，厂长由上级主管局任命，且利润的一半要上交主管局。

这意味着，娃哈哈从成立之初，便是全民所有制，这也是为何娃哈哈第一大股东始终是国资的原因。当然，这种“国企搭台、民企唱戏”的模式，亦是转轨期的历史产物。

产权改革一直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承包经营责任制，是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一次重要尝试，以承包经营起家的娃哈哈，便诞生于国企两权分离阶段。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探索通过股份制改革，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当时的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产权界定应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进行，在界定过程中，既要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及经营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又不得侵犯其他财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宗庆后来说，如何真正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成为自己创办的企业的真正主人，一直是压在他心上的一块石头。《传记》披露，他曾多次与地方政府讨论企业改制的问题，一直没有下文。

1992年，南巡讲话时，对于民营企业姓“资”姓“社”的问题，总设计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确立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民营企业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等部委联合发布《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次月，浙江省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落实各项企业自主权，进行扩大股份制试点。娃哈哈便被选为股份制企业上市试点之一，宗庆后迎来了股改的机遇。

杭州娃哈哈美食城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娃哈哈美食城”）在这一年应运而生，成为“定向募集记名式普通股”的股份制企业。根据批文，该公司由娃哈哈、杭州市工商信托投资公司、桐庐王家蜂业经营部（浙江金义集团的前身）三家公司作为发起人股东，其中娃哈哈占股20%（最终比例为21.79%）。此外，职工内部股11.9%。

这是娃哈哈首次以股权形式获得对企业的部分所有权，职工内部股亦让宗庆后和他们团队，第一次尝到当企业主人的滋味。杭州娃哈哈集团工会委员会（现名娃哈哈基层工会联合委员会）便是在这一年4月成立。

娃哈哈美食城的成立，亦是宗庆后迈向资本市场的首次尝试。《传记》披露，按照宗庆后原来的设想，一旦娃哈哈美食城上市成功，娃哈哈的干部、员工可以通过内部职工股，成为当时意义上的“富翁”。

然而，各路人马奔着内部职工股而来，娃哈哈美食城的内部职工股最终走向失控，最后比例高达31.47%，是批文规定的股比的近三倍。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加之主营业务不突出，最终娃哈哈美食城上市申请在1998年3月被证监会否决，并被处以三年内不准再次申请的处罚，三家中介机构亦因此受到警告和罚款。

第一次经历的股改，给宗庆后上了惨痛的一课。不过，他依然没有放弃寻求股份改制的探索。宗庆后2010年在一次央企内部培训班上表示，民营企业家有财产的名义所有权，这正是其责任心和积极性的来源。

1996年，娃哈哈迎来新的产权变革机遇。这一年杭州市推出"招商引资"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引进外资。于是，娃哈哈与法国达能集团（Danone，下称“达能”）走到了一起。

1996年2月9日，达能亚洲公司通过与香港百富勤(Peregrine)成立的金加投资有限公司，与娃哈哈和浙江娃哈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五家合资公司。其中，达能出资4500万美元加5000万人民币商标转让费，获得51%股权，娃哈哈系合计持股49%，宗庆后拥有经营、生产的决定权。

在此之前（1992年），娃哈哈曾有过一次合资尝试，与韩国孝农株式会社合资成立杭州娃哈哈孝农罐头食品有限公司，各持股50%，宗庆后任副董事长。不过这家公司最终“无所作为”。

而这场异国“婚姻”，却变成了一场极限拉扯，把娃哈哈拉进长达十余年的诉讼之中，被宗庆后评为是一场失败的“昏姻”。

1999年3月15日，第三次修宪增加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的内容。

这一年11月，浙江省发布《关于贯彻落实的实施意见》，重点解决国企改革中“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两大问题。该文件指出，要大胆进行对经营者实行持有股权或期权激励以及管理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探索，落实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政策，并鼓励经营者多持股、持大股。

在浙江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企业改制中，一批国有企业从绝对控股转向相对控股，实现了“浙江省国有企业的比重不大，个头不小”。浙江一批带“红帽子”的企业纷纷“摘帽”，非公有制企业得到迅猛增长。

在相关省领导的协调之下，娃哈哈的改制工作亦提上日程。1999年10月30日，娃哈哈上报了内部职工持股方案的报告，两天后便迅速拿到上城区政府的批文。次月16日，娃哈哈正式上报请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报告，又是只用了两天便得到上城区经济体改办公室的确认。

1999年12月，娃哈哈正式进行股权改制，从全民所有制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不过，按该改制方案，娃哈哈依然没有摘去“红帽子”，成为真正的民营企业。

公开信息显示，根据改制方案，剥离提留后的净资产为5.146亿元，杭州上城区国有资产管理局（现为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下称“上城文商旅”）出资2.6245亿元，持股51%；宗庆后和员工组成的职工持股会出资2.5亿元，持有49%，其中，宗庆后出资1.51亿元，持股29.4%，工会职工持股会（共计1885名职工）持股17.34%，38名高管持股2.26%。

据报道，根据有关规定，上城区政府为娃哈哈提供了20%的优惠价，从前三年企业自行研究开发的科技成果，转化所形成的新产品新增税后留利中划出15%（即7294.32万元），折成股份作为奖励，其中宗庆后获得80%（即5835.46万元），职工获得20%（即1458.86万元）。

2001年5月，为了维持娃哈哈灵活的市场机制，上城区国资局决定放弃控股权，将5%的股权转让给娃哈哈职工持股会，股比降至46%，职工持股会的股比则增至24.6%，这一股权结构延续至今。

据《传记》记载，在宗庆后和娃哈哈的员工们看来，这个股权结构只能算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因为他们始终认为，从娃哈哈的前身保灵食品厂诞生的第一天起，所有的资金都是他们自己筹措、积累起来的，企业经营业完全依靠他们自己，国家并没有投入一分钱。

改制完成后，娃哈哈整个集团的总资产达310亿元，国有股东在整个娃哈哈体系内股比仅有1.85%，但“红帽子”一直没有摘掉。也使得娃哈哈成为民企中的另类存在。

这顶“红帽子”的存在，虽然没能让娃哈哈成为宗庆后真正的家族企业，但国资股东在很多关键时刻，为他提供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

除了创业初期的诸多支持，1992年6月娃哈哈遭遇的首个重大舆情——南京果奶质检事件，最终便是由杭州市政府出面斡旋，才最终解决。长达十余年的“达娃之争”最终圆满解决，亦离不开杭州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

宗庆后曾提出这样的观点，民营企业家应该懂政治而不参与政治，要有“政治家办企业”的理念，拥有政治家的视野、思维、判断，才能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一如他在《传记》中所说，有国资股东，一方面好听、好看、好办事，一方面也安全。

碧桂园创始人杨老板当年引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亦有类似的初衷：希望通过与国资联姻实现“染红”。虽然中国平安并不属于国企。

30多年来，宗庆后与娃哈哈的国有股东保持着某种默契。比如，改制时，娃哈哈的国有股东当年并未获得相应的股权转让款，这笔款项暂放在娃哈哈，由其支配使用，并按照银行基准利率下浮10%的费率支付资金使用费。

另据媒体报道，1999年至2007年的国有股分红借给娃哈哈使用，该分红借款的利息则奖励给经营者和职工。2008年至 2022年，娃哈哈未与上城区政府签订优惠政策，娃哈哈账面不进行利润分配，管理层和职工持股会的分红，以“资金往来”的名义拿走，国有股则未分红。

不过，在宗馥莉执掌娃哈哈之后，随着她将将娃哈哈体系的利润甚至商标向其掌控的宏胜系等体外企业转移，作为娃哈哈单一第一大股东的国有股东利益是否因此受损，颇令外界关注。

《经济参考报》等媒体直指娃哈哈现在近乎“空壳”，存在掏空国资的嫌疑。相关数据似乎支持这一观点，截至2022年，娃哈哈集团及其直接投资的16家子公司的总资产在整个“娃哈哈系”中仅占15.67%，营收占2.74%，净利润仅占0.39%。

如今娃哈哈掀起遗产纠纷，亦令外界担心，其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及其收益流失或利益输送等问题。

对于一些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控股不控权”问题，国资委自2022年以来开展了专项排查和整治行动。2024年4月，国资委举行的全体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坚决杜绝国企控股不控权和虚假控股问题。

早在2006年5月，宗庆后曾对外表示，正在与杭州市国资局商谈其持有的46%娃哈哈集团股份的退出事宜。当时他乐观地表示，“这个问题难度并不大”。

不过，彼时娃哈哈正与法国达能集团陷入“达娃之争”，与国资股东的商谈被迫暂停。

据多家媒体报道，，2023年7月，杭州上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就拟转让所持娃哈哈46%股权的权益价值评估和法律服务进行招标。其中，万邦资产评估中标了该股权价值评估服务，而国浩律所则中标了股权处置的法律服务。

其后有消息称，上城文商旅就转让所持股份问题，与宗馥莉洽谈，因价格问题尚未达成一致。

近来在争产纷争中，亦有媒体报道，杜建英表示有意接手46%的股权。尽管诸市场人士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太大，但亦使娃哈哈未来的命运平添了一些变数。

由于娃哈哈国资股东的存在，遗产纷争便不仅仅是娃哈哈的家事。7月17日，杭州国资委对媒体回应，目前已成立专班。

有业内人士指出，清晰的产权、合理的分配制度和完善的企业治理模式，有利于促进公平。宗庆后时代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娃哈哈的产权问题，也许会借这次继承大战，获得解决的契机。

每一个产业或资本大佬，都有各自的版图构建逻辑和股权穿透的脉络。比如，同为浙商、同样上演了一场继承大战的杉杉集团，便是将杉杉控股有限公司作为顶层公司，通过作为融资平台的杉杉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了上市公司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600884.SH)。通过多层嵌套，实现了对家族财产的风险隔离。

宗庆后，则是通过创办一系列体外公司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娃哈哈的“平行世界”。

而体外公司的出现，最初是娃哈哈与达能合资的副产品。1996年合资时，娃哈哈共有10家子公司，其中有5家被列入合资公司范围，这使得其他5家变成了“体外公司”。

1998年，香港百富勤将其在金加投资有限公司中的股权出售给达能，达能成为金加公司的全资股东，从而使其在娃哈哈的合资公司股权升为51%，获得了控股地位。

与此同时，达能通过收购，控股了娃哈哈彼时的主要竞争对手乐百氏，参股上海光明乳业并不断增持，收购50%的梅林正广和饮用水有限公司。

达能对内控股了娃哈哈的合资公司，对外不断扩张，让宗庆后警觉起来。加之彼时达能方高管向刚迈入60岁门槛的宗庆后提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如此种种，让宗庆后产生了自己创业的企业有可能拱手于人的危机感。

于是，从2000年开始，宗庆后通过与职工持股会合资的公司，加快了体外公司的铺设。据媒体报道，由管理层和职工持股会共同成立的体外公司，在娃哈哈内部叫作“干部股”，属于一种额外福利。

这批非合资公司的存在，亦引起达能的警觉。根据合资协议，中方使用娃哈哈的商标，须经过合资公司董事会通过。而非合资企业与合资企业本就存在竞争问题，且还享受了销售渠道的优惠待遇，因此损害了合资企业的利益，进而损害到达能的利益。

2006年12月9日，达能方面的高管与宗庆后就收购娃哈哈非合资公司股权一事进行谈判。达能给出了比较优厚的收购条件。

在解决非合资企业问题和转让非合资公司股权的意向书上签下名字后不久，宗庆后便反悔了。《传记》记载，彼时宗庆后的智囊团给他分析，非合资公司是用以制衡达能的唯一筹码。如果将非合资公司的控股权让给达能，那么娃哈哈既不姓“中”，也不姓“宗”。

于是，一个月后，宗庆后宣布撤销已签字的意向书，随即以“爱国”之名发起舆论攻势，达娃之争拉开序幕。

谈及达娃之争的缘由，宗庆后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这样有点委屈地概括：

它（指达能）自己找小三（指达能收购其他食品公司），还不让别人也找小三（指娃哈哈的体外公司）。

谁能想到，多年后，娃哈哈又一次陷入“小三”的争议之中。

历经十余年的诉讼，最终在2009年9月30日，双方才达成友好和解，达能以3亿欧元（约合30亿元人民币），将合资企业的51%股权转让给宗庆后独资持有的杭州娃哈哈宏振投资有限公司，为达娃之争画上句号。

有意思的是，达能的这笔股权，也转让给了宗庆后的体外公司。

在因非合资企业之争而起的达娃之争过程中，宗庆后依然没有放弃设立非合资公司。2003年10月，宏胜系的主体公司宏胜饮料集团公司（2007年3月更名为杭州娃哈哈宏胜饮料公司，下称“宏胜”）成立。次年宗馥莉回国后，宏胜便成为其掌舵的主要平台。

在她的执掌下，宏胜不断壮大，从最初承接娃哈哈的OEM业务起家，发展了40多家子公司及100多条生产线，成长为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按宗庆后对外界所言，这家公司的利润高于娃哈哈约三成。

2007年，浙江恒枫投资公司、浙江真宗投资公司和杭州启力投资公司（2010年更名为浙江启力投资公司）相继成立。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目前宗氏家族的体外公司已形成了宏振系和宏胜系两大系，杜建英成立的三捷系，同样依托于娃哈哈的上下游开展关联业务，亦被业界视为是娃哈哈的体外公司。

公开信息显示，注册于塞舌尔的离岸公司盛佳集团（ADVANTAGE ONE INVESTMENTS LIMITED），作为宗氏家族的顶层持股公司，与宏振系、宏胜系、三捷系，共同组成了宗氏家族的“离岸+境内”双循环架构。

宗馥莉执掌娃哈哈之后，开始了对娃哈哈体内和体外两大版图的梳理和腾挪。一方面，她将由其亲自培养的一批宏胜系引入娃哈哈，另一方面，要求娃哈哈的多个部门主管、各省区销售经理等核心岗位的员工，改签到宏胜系，多地经销商亦改签至宏胜。

与此同时，作为娃哈哈股东之一的职工持股会，亦发生了变化，2024年以来陆续退出了参股的浙江真宗投资公司、浙江启力投资公司、杭州萧山顺发食品包装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广盛投资公司等公司。

职工持股会同样是历史的产物。

1998年10月和12月，浙江省浙体改委和杭州市政府相继出台《浙江省企业职工持股会暂行办法》（2012年7月1日起废止）和《关于印发杭州市企业内部职工持股暂行办法的通知》，为内部职工持股提供了政策依据，浙江省的国企通过内部职工持股的方式，完成一轮全新的改革。

通过职工持股会，将工厂与职工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当时被戏称作“跳楼机制”，即：工厂和职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通过股权纽带，让职工真正成为国有企业的股东和主人。

在该政策激励之下，浙江的一些企业亦相继申请成立了职工持股会，比如全国著名的纺织机械制造企业、位于绍兴的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便是在这一时期成立了职工持股会。

2014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宗庆后，提交了一份“关于积极推进国企改革，实施全员持股的建议”提案，建议明确职工持股的法律地位，职工持股应做到按责任、技能、贡献大小分不同级别持股，应“能上能下”等。

娃哈哈的员工持股计划，初设时是1885人，在娃哈哈工作满一年，通过考核后便可持股，每年约按每股0.8-0.9元分红（最高时曾达1.2元）。后来人数最高时一度达1.5万人。

通过职工持股会持有的娃哈哈24.6%股权，加之宗庆后持有的29.6%股权，宗庆后可以实现对娃哈哈的实质控股地位。

不过，职工持股会毕竟是一种变量。自2018年2月开始，娃哈哈开始以职工持股会的名义，以每股3元（税前）的价格，向除宗庆后之外的所有会员回购股份，这些被回购的会员不再持股，改为每年按业绩给员工“干股分红”。

尽管彼时亦有不少员工提出质疑，但在娃哈哈浓厚的家文化薰陶下，这场由宗庆后主导的回购行动，还是受到了大多数员工的支持。

回购员工所持股份、职工持股会相继退出体外公司中的多个平台，种种迹象显示，在娃哈哈股东名单上存在了26年的娃哈哈职工持股会，或许亦将走向历史。

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娃哈哈未来实现上市，职工持股会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此前一些浙江企业上市时，亦对职工持股会进行了量化、退股及内部股权转让等处理。

除了充实宏胜系的力量、清理员工持股会的参股公司，宗馥莉亦对杜建英掌控的三捷系出手了。

诸市场人士认为，本次继承大战爆发，导火索便是对三捷系的清理。据媒体报道，2025 年以来，娃哈哈已关停了18家分厂的生产线，而这些分厂由杜建英及其三捷系作为主要股东。

亦有业内人士分析，3J争产亦同样促使宗馥莉加紧了从娃哈哈向宏胜系的腾挪。

这场继承大战，将以何种结果收官，目前尚不可知。

事实上，即便没有3J争产，相对其他民企，宗馥莉作为创二代的传承之路，亦充满艰辛。

2013年，有篇名为《娃哈哈危机：如何渡难关对民企有借鉴价值》的文章指出，创始人越强，越容易给接班人留下管理黑洞。娃哈哈这样的纯饮料巨轮突然转向，又没有好的大副、船员，哪能那么容易“长风破浪”？

这像是一篇预言。

在宗庆后时代，大家长模式和“人治”风格，使得娃哈哈没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

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的家族企业居高不下的衰减率，有主要有四大核心因素，列在首位的便是治理模式不完善。一旦缺乏完善的家族治理模式，家族企业往往会陷入“人治”，而非“法治”的管理状态。这是不少中国家族企业普遍痛点。有些企业甚至混淆“家族”和“企业”概念，导致内外矛盾加剧，进而引发家族内部冲突。

作为接受西方精英教育、又在公司历练了20年的宗馥莉来说，她比父亲更重视制度和机制对于企业管理的重要性。早年她在受访时谈到，公司不能靠人情运转，制度和绩效才是关键。企业想要有所改变，就不能靠“人情”来管理。

然而，在娃哈哈长期营造的家文化氛围下，打破根深蒂固的“人治”何谈容易？如专家所言，对 “人治” 的过度依赖，注定了传承的制度脆弱性。

再何况，娃哈哈并非纯粹的家族型民企，其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与家族式管理之间的割裂，亦平添了传承的复杂程度。

多年前，央视主持人陈伟鸿在《高朋满座》栏目采访宗庆后父女时，最后总结企业家的传承问题时说：传承既需要有亲情的张力，也有很多智慧的考验。

现在，就是考验宗馥莉如何运用智慧化解一切传承阻力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