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燕 || 我的高中

作者 朱海燕

我的高中

我上高中时，不凭成绩与考分，靠的是推荐与选拔。因姑父被打倒，我是通过走“后门”进入高中的。

第一学年，新校未建好，借老双龙公社的旧房子上课。一年后，就搬到青春湖的新学校了。几十年后，我回乡，从阜阳下车必经双龙老学校那个地方，由于自然的星移物换，社会的人事兴废，再也寻不到学校的旧址了。在邈漫起伏，鱼龙曼延的时间进程中，旧事物不断衰老、腐朽、死亡，新生命不断萌发、茁长、成熟，新陈代谢的速度，不得不削去人们思念的东西。

我是那所高中的首届生，学生肩负着边学习、边建校的重任。学习成绩好的，未必被学校看重，肩头不离挑子，手中常握铁锹的学生，很受学校的待见。

/农村学校老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我身体瘦弱、年龄最小，又背着家庭沉重的政治包袱，被边缘化，也不奇怪了。

新校在青春湖镇的北头，南北主马路的西侧，它的校门本应朝东，面向马路。但建校时，校门偏偏朝南开，这样的设计，为后来布下了一场灾难。靠主马路十几丈宽的地方，可能是怕噪音干扰之故，学校栽下一片泡桐树，树下种冬瓜，给人以果木争荣，花团锦簇、蓓蕾满枝的气象。冬瓜个个长得水桶那样大，改善了师生们的生活。

所谓建校，就是挖学校后面的湖，过去那里是一个水泊洼地，经过师生们的不懈奋斗，建成了水面约30亩地的人工湖，湖岸遍植垂柳，柳下小路通幽，早晨学校宣传队的人，常在湖畔亮开一副副响遏行云的金嗓子。青春记载着一代学子的艰辛与向往，所以取了青春湖这个长寿不老的名字，连新建的小镇，也以青春湖命名了。

学校的生活，对于贫困的皖北来说，算是上等水平。学生每月用30斤粗粮，即地瓜干和黄豆，到粮站换回百分之七十的小麦面和百分之三十的高粱面。高粱面本来难吃，若用百分之八十五的小麦面和百分之十五的高粱面做成馒头，那馒头柔韧劲道，滋味醇厚，回味无穷。再加上白菜与冬瓜烩就的冬瓜汤，那更是质嫩爽口，唇齿留香。临近春节，我常见同学，买几十个馒头背回家过年。家中若不是来客人，吃上这样的杂和面馒头也算是天才运作了。

学校有几个老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数学老师张文礼，讲课从不拿书本，手掐着一个粉笔头，在讲台上健步走来走去，再难的数学经他解读，都便成了1+1=2这样一个简单的算式。他的文章写得尤其漂亮。在学校的墙报上我读到他写批判林彪的文章，主题鲜明、文字老道、用词新颖，干净利落得就像他本人一样。

二是物理老师李建鼎，他满堂讲的都是干货，让抽象的力学原理在生活实例中具象绽放，实验演示如魔法般揭开电磁奥秘，公式推导行云流水，将晦涩的理论化作清晰的思维导图。提问设计环环相扣，像精密的物理仪器触发思维链式反应，相对论时空在他的讲解中铺展成可触摸的维度。

三是化学老师吴开朗，他本是皖南大学的数学系老师，因家庭是地主出身，便扫地出门，到我们学校来了。学校没有化学老师，他由教数学改为教化学。他上课，课堂如同繁星闪烁的夜空，每个知识点都是指引探索的星辰。讲解如春雨润物无声，让复杂方程式化作心灵共鸣的乐章。让我更加佩服的是他爱写理论文章，经常给《红旗》杂志投稿。尽管没有刊登，但他的鸿文巨制、锦心绣口，确可称为是龙跃凤鸣的作文高手。

后来，张文礼与李建鼎老师调县一中任教，成为全县的一代名师；吴开朗老师调阜阳师范大学任教，成为著名教授。

我们那届学生，给我留下很多难忘的东西。首届聚合了文革中的老三届毕业生和初中应届毕业生。大小年龄相差10多岁，成绩参差不齐。云泥之别的差距，不是一天两天，仗着年少气盛，横一横心，咬一咬牙，成绩就能上去的。再说那时不搞学而优则仕这一套，学习好的，不如“假积极”的学生给菜园挑一担粪去。在政治与荣誉的棋局上，前者必输后者一着。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她读课文时，把“拖拉机驾驶员”读成“拖拉机骂驶员”。这简单的事例，便看出同学间学习成绩的差距了。

（图片来源网络）

我的同桌是位女生，她是英语老师的女儿，不仅是学校的校花，还是一只“百灵鸟”，学校宣传队的队员，她那龙翔凤舞的身姿，鸢飞鱼跃的动作，矫袅盘旋、抑扬顿挫的歌喉，有声有色、惟妙惟肖的表情，演出时台上出神入化，台下心醉目迷。一曲演唱方终，全场歆动，一阵又一阵雷动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彬彬有礼的谢幕，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但她的语文成绩并不好，考试时她掐我一下，拧我一下，要看我的卷子。我曾问过班里的才子吕建邦，当年你有没找她的想法？吕建邦说：“给我10个胆，我也不敢。人家吃商品粮，又是老师的女儿，我这一身牛粪味能配上她吗？那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后来，她找了同班同学，公社书记的儿子，又是部队的军官。常人认为他们应该是最幸福的一对。没想到，在婚姻中曾经相依为命的两人，后来成了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日常的沉默最终凝固成坚冰，让家成了最孤独的围城。这位同桌同学因此而英年早逝。

往深处看，远处看，当时的门当户对，那种“过了这村，没有那店”的选择未必就是幸福，“商品粮对商品粮”的婚姻配置，可能是彩凤折翼，灵犀失明的重要原因。

高中时期，学校明确规定不允许谈恋爱。我的好友樊万春暗恋上某位女生。成天跟我倒不尽心中的痛苦，那女生仿佛是他“非她不娶”的唯一选择。我看万春如此痛苦，思不出其位，便斗胆说：“让我向她传递个信息怎样？”万春吓得不行，他青春的饥渴，骚动的灵魂，从来没敢越雷池半步，如醉如痴的暗恋只是恍如梦寐的意味罢了。

一位女生是班里的团支部副书记，副书记这个招牌并不能阻止青春的骚动、爱情的向往，她偷偷地给李国杰同学写了一封求爱信，不想李国杰丢失在教室里，被班里的“洋相主任”樊锡印捡到了。他检举了他们，并汇报到学校。这样一段灵动皎洁、清光照人的爱情故事，便有了一个“此曲终成广陵散”的结局。此事我问国杰：“这事若不被樊锡印告发会怎么样？”国杰说：“成功的机率很大。但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她后来找的比我好，是扬州人。我一生都在为她的幸福而高兴。”

高中毕业前夕，班里有十几位男生入伍当兵去了。不几日，班里不少女同学呼啦啦收到不少部队的来信，压抑两年多的暗恋，这时大白于天下了。一位同学从军营给一位女生来信求爱，又被“洋相主任”樊锡印偷拆看了，锡印告诉我。几十年后，我又告诉了建邦。建邦说：“我的娘哟，我想都不敢想，找媳妇不是找娘，他怎么找她，大不少嘞。”我见到那位女生问此事，她笑得很灿烂：“那时我小，啥也不懂。”她很会装嫩，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说“啥也不懂。”

/文革时期学生老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高中开办几届之后，就变成初中了。同班的徐北平当了校长。他当校长时正逢青春湖镇大发展时期，因学校占的是樊楼生产队的地，樊楼人要夺回学校东侧栽泡桐树的那块地，这样学校与镇上、樊楼便发生了矛盾。徐北平不让开发那块地，镇上和樊楼非要开发那块地不可。此事闹到镇上，闹到县里。一天镇书记来了，徐北平和他理论：“再穷不能穷教育。”一句话没说完，书记一巴掌打在徐北平的脸上。“教育重要，小镇的发展更重要！”事实不容假借，缕述不如这一巴掌，北平投降了。他没敢像刘文典踢蒋介石那样，去踢这位书记的屁股。他没那个胆，因没那个胆，便失去了一块地。我想，当初建校时，大门向东开，面向马路，面向朝阳，一派浩荡汪洋的气派，大门不开在一条不被人注意的背街上，可能也就没有了这场失土的灾难了。

我这一生，过着蓬飘萍寄的逆旅生活，把光阴看作是无牵少挂的过客，一旦回乡，总想到母校看看。但每次都被守门的阻拦，要费不少口舌，说自己是首届毕业生，为它的建设曾出过力、流过汗云云，才被放行进去看一眼。我们当年开挖的青春湖已被封填，盖上了新楼。失去一些土地，用填湖弥补损失，在一个崇尚水的社会，也算是天大的奇闻了。

我寻找我的教室，风说，这里已经没有了你的语言和温度。我走在一个无人认识的母校里，看到的只有一轮不变的夕阳。

/晚霞映校园（图片来源网络）/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