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地｜张梦阳：鲁迅“品人”的得与失

文/张梦阳

鲁迅后期有退也有进

1936年4月5日（鲁迅离世前半年零半个月），鲁迅在致王冶秋的信中感慨道：“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显露出这一代文化巨人临终前心境的绝望与悲凉。

所谓“阅历”，就是鲁迅一生总结的四个字：“知人论世。”要“知人”，就须对人反复“品味”，反复“咂摸”。世上难事甚多，而对人的品味，“品”出人的正邪、善恶、智愚、廉贪、厚薄，“咂”到人的根性、心术、欲望、脾气、伎俩，即善于“品人”，则是难中之难，重中之重！从交友、收徒、世事往来，到政治领导、经济管理，再到做学问的评史论文，无不与“品人”紧密相连。“品人”正确、深刻，则事利；错误、肤浅，则事败。几乎是事事人人无法逾越的定则。通过鲁迅的“品人”，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智慧的启迪。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有人也相信甚至崇拜。但鲁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与刘伶同属“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等，被当权者诬为“非汤武而薄周孔”，于是后人就骂嵇康阮籍“毁坏礼教”。鲁迅认为：“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许寿裳先生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过，鲁迅先生“知人论世，总是比别人深刻 一层”，这真是最确切的评价。

过去几十年来，鲁迅研究一直认为鲁迅后期超越前期， 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与思想上的飞跃；近些年有些论者，又跳到另一极端，认为鲁迅后期倒退了，远远不如前期。我则认为鲁迅后期有退步，也有进展，在“品人”这点上有所深化。

“品人”深度达到令人战栗

1934年斯诺向鲁迅问道：“难道你认为现在阿 Q 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这正说明鲁迅是从人的本性上“品人”的，没有简单地用阶级论观点“量”人。而“品人”达到令人战栗深度的，则是 1934 年鲁迅读过《清代文字狱档》之后写的两篇文章：《隔膜》与《买〈小学大 全〉记》。

《隔膜》写的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的一件案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二月，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却很特别，大意是有两个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想请皇帝协办。虽然幼稚至极，然而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结局却甚惨，这位才子被从重判刑，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去了。鲁迅对此案做出了极深刻的评析：……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 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鲁迅这段洞察世情的评析，启发我们要“品”出“人”的本性，就必须透过表面现象的“隔膜”，去理解事物的本质，绝不可像冯起炎那样简单愚蠢，结果祸从天降。

《买〈小学大全〉记》，写的也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 中发现的一件案例：《小学大全》的编纂者尹嘉铨，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还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后来又因编纂《小学大全》，得了皇帝的嘉许。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他已经致仕回家，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了，然而他却继续求“名”，写奏章给乾隆皇帝，请求为他父亲请谥，结果触怒龙颜，招致杀身之祸。鲁迅对此案的评析是：尹嘉铨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 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因为“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尹嘉铨招祸的原因与冯起炎相同，都是“骨奴而肤主”，表面上是学士、文人，骨子里却是奴才，“品”不出最高的奴隶主——皇帝的本性，也“不悟自己之为奴”，像阿 Q 那样对自己的奴隶地位与将死的命运毫无所知。不认识自己的奴隶地位，又不认识世界、不认识人世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本质，缺乏最起码的悟性。这就是当时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知人之明与“自知”之明

鲁迅不仅有知人之明，而且还有“自知”之明，他在《写在〈坟〉后面》中说：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他只是做着“一木一石”的工作，从来不自命为什么“导师”。从实质上说，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就是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从自身处境和他人位置的变化中“品人”，往往是“品”出世人“真滋味”的诀窍。

鲁迅少年时代由于祖父科场案，家道中落，曾被人讥为“乞食者”，在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途路中，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使他自小就形成了倔犟不屈、不甘被人奴役的“硬骨头”性格。到日本留学时期，更是不甘做亡国奴，要改变国人的精神，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做“精神界之战士”。自此一生，始终如一地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奴役”，愈到晚年，“抗拒为奴”的心理情结愈是强烈，愈是对奴隶和奴隶主高度敏感，对人与人之间的奴役关系愈是憎恶。

他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新奴隶主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我觉得，这是鲁迅晚年给“人学”做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比以前刻画的“叭儿狗”“乏走狗”“癞皮狗”“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以及“二丑”“阿金”等形象还要深刻得多！

这种新奴隶主，鲁迅称之为“文坛皇帝”“元帅”等，概括起来看，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二、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三、“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四、“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五、两面派：这一点， 在鲁迅1935年9月12日给胡风的信中刻画得更为活灵活现：“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六、“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

还可以概括一些，但主要是以上六条。鲁迅不是神。但他对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奴役”，的确有着超人的敏感，对历史确有着深刻的洞见。对新奴隶主的预见性“咂摸”，乃是鲁迅一生“品人”的高峰。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鲁迅都坚守民族自信。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

对于有些青年人，鲁迅能一眼看破他们的幼稚可笑之处， 传神地生动描绘出来。譬如他在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的信中说：“《新光》中作者皆少年，往往粗心浮气，傲然陵人，势所难免，如童子初着皮鞋，必故意放重脚步，令其橐橐作声而后快，然亦无大恶意，可以一笑置之。”

但是对那些阴谋害人者，鲁迅则极为憎恶。他在同一封信中说： “但另有文氓，恶劣无极，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又有不满于语堂者，竟在报上造谣，谓当福建独立时，曾秘密前去接洽。是直欲置我们于死地，这是我有生以来，未尝见此黑暗的。”

因此，鲁迅一再告诫青年人要小心。1934年4月12日在致姚克的信中提醒道：“大约满口激烈者，其人便须留意。”同年11月5日夜，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又说：“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七天之后，即11月12日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又叮咛道：“稚气的话，说说并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

12月10日夜，又叮嘱道：“名人，阔人，商人……常常玩这一种把戏，开出一个大题目来，热闹热闹，以见他们之热心。未经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细，就常常上他们的当；碰钉子还是小事，有时简直连性命也会送掉，我就知道不少这种卖血的名人的姓名。我自己现在虽然说得好像深通世故，但近年就上了神州国光社的当…… ”

1935年3月13日夜在信中，又提醒萧军、萧红：“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 ( 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 )，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这其实是强调他一贯主张的“壕堑战”，反对赤膊上阵。这一主张，正是鲁迅从多年“品人”的痛苦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1936年5月25日，鲁迅在致青年作者时玳的信中感慨道：“一个未经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发疯的。”

1933年10月31日致曹靖华信中告诫道：“青年思想简单，不知道环境之可怕，只要一时听得畅快，说得畅快，而实际上却是大大的得不偿失。”像鲁迅这样“深通世故”，却对青年抱一片忠厚热肠的人，真是世间难寻！

在《两地书》中鲁迅对爱人许广平的许多忠告，至今值得我们铭记、深省：“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性急就容易发脾气，最好要酌减‘急’的角度，否则，要防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青年采取的态度应该是：“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无效的。”这些话只有深知中国社会的情形，“品人”到了极为深沉、老熟程度而又对青年怀着无比诚挚情感的鲁迅先生才能道得出。

鲁迅是是“未尽才”

当然，鲁迅的“品人”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晚年最后评价的一个人，是他的业师章太炎。他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做出这样的评价：“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青年时代在日本东京前去听讲，“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其实，章太炎的主要贡献还是在学术文化方面，政治革命中的“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等，当时具有轰动效应，但很难说包含多少政治意义。真正粉碎袁世凯称帝梦的还是蔡锷在云南发动的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等，更是“高妙的幻想”，缺乏政治家的头脑。不宜对章太炎的“革命”抬得过高。

晚年的鲁迅对“革命”看得越来越重，将学问倒看得越来越轻了。这不仅有损于对人物的科学评价，而且与自己作为文化人的身份不符，使得自己在政治和琐事上耗去了过多的精力，没能写作他久已想写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没能写出他久已构思的关于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因而给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思想文化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缺憾，也影响了他本人的成就。

鲁迅的文学成就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无人可比的，但就他潜在的天才而言，可以说是“未尽才”。文化人就是文化人，他的功能、作用与贡献，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要恰当地估计自己的位置，不要或过多地“越位”，涉入自己并不适应的领域。这个教训，值得当代文化人深入研究和深刻汲取。鲁迅如果多活几年，可能会自省到这一点。

原文见《羊城晚报》2025年7月20日A6广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