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袁克文逝世，送葬队伍多达4000多人，几千妓女自愿参加

“1931年4月24日清晨，怎么又封路？”赶车的老刘探头张望，他看到远处黑压压一片白幡迎风。对面茶摊的伙计回了句：“袁二少爷出殡，得让路。”短短几句，把津城那天的氛围扔到每个人的耳朵里——轿夫、车夫、巡警全停下了动作，只因一个人的葬礼。

街口拐弯处，白头绳在春风里晃，先是一簇，随后成了浪潮。有人数过，四千余人随灵柩而行，簇拥的，除了帮会子弟，还有上千青楼女子。她们自愿步行十多里，鞋底磨破也不停。旁观者咋舌：一个风流才子，竟能在最后一程把津城的阶层全搅在一起。

把镜头往回拉，1890年冬，河南项城。袁世凯第三姨太金氏得子，取名克文。小家伙六岁识字，十岁能写骈体文，纸上的字稚嫩，却透着灵气。家人说他记性奇，书翻一遍就能背。偏偏皮得很，爬墙掏鸟蛋一样不落。袁世凯忙于北洋军务，对这个聪明又顽皮的次子格外宽纵。

十四五岁，袁克文跟着方地山学诗。方先生藏书多，艳情话本也不少。少年人好奇心重，白天练字，夜里点灯偷看，多情的种子就此埋下。再后来，一群纨绔邀他逛窑子，他答应得干脆，尝过那股迷乱味道后，回头路没了。

金氏看不下去，抡起鸡毛掸子痛打；沈氏却护着，说“孩子大了，总要闯荡”。家里两位太太闹翻，谁也不敢把事捅给袁世凯。袁克文风流外加好赌，天津法租界的新式赌场夜夜灯火，他常常一把输几百银元，然后又借酒压惊，一支烟枪递过来，就不撒手。

慈禧六十大寿那年，袁世凯带他进宫拜寿。少年身姿挺拔、满口京片子，一口一个“老佛爷圣安”。慈禧喜欢得眉开眼笑，差点直接给指婚。袁世凯怕掺和进皇族婚事，谎称儿子已订亲，回津赶紧把刘梅真抬进门。刘氏出身书香，写得一手小楷，温婉识大体，两人表面琴瑟，实则各玩各的。

婚后没多久，上海滩名妓薛丽清成为第一位姨太。薛以为自己翻身，结果袁府规矩多如麻，她受不了，留下一子远走。孩子就是后来的物理学家袁家骝。多年后，袁家骝踏遍沪上弄堂，只找到一块碑：“薛氏，卒于某年。”那一刻，他才知母亲早已香消玉殒。

父亲死后，袁家风雨飘摇。克文干脆搬到天津国民饭店，房号写进友人通讯录，有事找我，到那儿。梅真带着孩子守空宅，沈氏指望不住他，长叹一声，回南院吃斋。克文偶尔除夕回家，大家客气寒暄，他嘴上笑，转身又回饭店，夜里对镜独酌，忽然呜咽：“父兄不容，妻儿难亲。”

1920年代的津门，军阀易帜，鸦片馆和舞厅却生意兴隆。袁克文始终保持旧式长衫、圆框眼镜，从不穿洋服。白天写字画扇，晚上逛码头、听戏、赌马，一口气筹齐帮会兄弟膏火钱，还自编堂号“紫霞山房”。谁欠账，他挥笔写绝句催款；谁登门，他拂尘递茶，风雅得很。

1931年初，长女家宜罹病。殡后，他到方地山家喝茶，两人闲谈墓地。他指桃花堤，“买大点，总归用得着。”方地山觉着晦气，敷衍几句。谁也没料到话里埋着预兆。

同年3月，克文染猩红热，原本就要好转，却耐不住寂寞，溜去国民饭店与旧相好把盏。回程夜风一吹，高烧复起。梁大夫连打两针强心，他睁眼抓住女儿家祉，声音哑得像砂纸：“你生母…不是刘梅真。”话未完，人已昏迷，再也没醒。年仅四十二岁。

清理遗物，只余二十元现洋。帮会弟兄各出银两置棺。杨子祥领头披麻，另外两百徒子徒孙行跪拜礼。灵前三天，不止军政巨头致祭，连上海帮主也赶来。更特别的是，一水儿旧日烟花，系白绳、素衣、素面，哭得涕泗横流。老报馆记者感叹：“平生见过排场大的婚礼，没见过这么热闹的葬礼。”

出殡那天，城防署早早封路。前阵是乐队，中间八抬大轿，后面四千余人浩浩荡荡。妓女队伍排在末尾，却最醒目。绸伞、素纱、轻烟似的叹息，和街边看客的窃窃私语交织成奇异的乐章。

按旧俗，船过海河要抛纸钱，河面一层金箔，阳光照出耀眼波纹。有孩子问父亲：“那人是谁？”父亲答：“袁世凯的二少爷，一个会写诗的浪荡才子。”孩子眨眨眼，不懂才子为何会让青楼女子动真情。

落葬西沽，墓碑并排刻着三人：袁克文、如夫人眉云、女儿家宜。桃花刚开，墓园薄雾。朋友们各燃一炷沉香，石阶上残灰未散。方地山站在坡顶，自言自语：“若早知一语成谶，当年就劝他多歇歇。”说罢抖落长衫上的灰，沿老路踱下山。

不管评价如何，袁克文用四十二年的张扬，换来一场跨越身份的送别。那支白头绳的队伍很快被时代尘土覆盖，却也证明：民国虽乱，人情热烈。有人以功名留名史册，有人用风流写下另一种注解，而四千人自发送葬，就是他最后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