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自述5：事实上，我很遵守家父的“别在工作地方谈恋爱”这句话

在台北的那两年

回到日本后，我继续买日本影片的版权到东南亚放映。日活公司为了业绩，把版权以五百美金一部的低价出售，其他公司也跟着照此价售卖。我选了不少卖座的片子，包括《盲侠》《眠狂四郎》等。

六先生到东京的次数也渐多。一天，他忽然跟我说："你去台湾地区吧，我在那个市场赚的钱，也应该拍些片子花掉。"

于是，我在台湾地区拍了《萧十一郎》(1971)，导演是徐增宏。说起来，他是张彻的启蒙老师，虽然张彻大他约十岁。

剧本是古龙写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还是一个小伙子。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头特别大，喜欢喝酒。导演也好此道，于是他们常在一起泡酒家。所谓"酒家"，是有酒女陪伴的娱乐场所。他们常去的一家，就在我们下榻的南京东路的"第一饭店"。台湾人称旅馆为饭店，但不卖饭；被称为酒家的，主要是卖酒女为为饭店，但不卖饭；被称为酒家的，主要是卖酒女为客人服务。我虽年轻，但认为这些以陪喝酒为职业的女子，应该像日本的艺妓或韩国的伎生，有点儿技艺才行，而不是说完"先生贵姓"就坐下来干喝酒，故对此兴趣不大。

当年的台北相当灰暗，街灯也不大光明。台北最好的地方就是书多，什么书都有，什么翻版都有，虽然纸张很薄，但我都不在乎。我在东京的书店买不起的书，在台北的书店都能买到翻版，价钱是原版的百分之一，就那么便宜。在中山东路有好几家书店，我经常流连忘返，一买就是几大袋书。我在台北一住就是两年，到了后期，那些书在小房间里已放不下了，还得租另一间来放，反正房租也便宜。

在这段时间，我结交了专搭布景的陈孝贵。他年轻时与人打架，被打坏了一只眼睛。陈孝贵有一辆电单车，常载我外出，我坐在他的车后座四处看景。电单车在路上飞奔，几经惊险时刻，但人年轻，什么也不怕。

人怕的倒是谣言。邵氏台北办公室的职员都看不惯我这个从香港派来的小子，一直向六先生打小报告，说我在台湾不停地搞男女关系，以致有一次亚洲影展在台北举行时，六先生在他的客房中以此来指责我。

其实，此事我现在想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年轻嘛，人又还没结婚，搞的又不是公司里的明星，有什么好说的？事实上，我很遵守家父教导我的"别在工作的地方谈恋爱"这句话。我在邵氏那么多年，不能说没得到女演员们的青睐，但都没有与她们发生过什么绯闻。我常用英语" Don ' t shit where you eat "（不在吃饭的地方拉屎）来勉励自己。

虽被六先生训了，但我也没反驳，反正自己清白就是。

《萧十一郎》用了当年邵氏的玉女邢慧当女主角，男主角是小生吴东如，后来也到香港当小生，改名"韦弘"，认为"会红"。后来，他虽然一直黏在邵氏掌权的方逸华身旁，但始终没有红起来。

拍完《萧十一郎》之后，邵氏另一部和当地公司合作的《梅山收七怪》(1973）也开机拍摄。这是部特技片，请了日本导演山内铁也执导，由井莉、陈鸿烈和金霏主演。

这些电影的故事情节都不是我喜欢的，反正当年公司叫拍什么我就拍什么，当成工作，尽量把它们完成。

为了找适当的外景，搭布景的陈孝贵租了一辆破旧的计程车，车胎已经磨平了也照开。他带着我，穿山过水，跑遍台湾地区，几次差点儿因路滑而翻入山谷中。年轻嘛，不怕，不怕。

我们在当地的乡下，尝尽当地的美食。如果适逢他们的庙会，每家每户都做了大鱼大肉来宴客，什么人经过就拉什么人来吃。请不到客人是没有面子的事。

当年的台湾民众是朴实的，也是充满人情味的。

当时台湾地区的娱乐业特别繁荣。

当地最红的夜总会叫"新加坡"，有时候遇到些女子，我问她们是从哪里来的，她们回答说新加坡。我还天真地问她们住在哪一区，是加东还是芽笼。

那个时候，台北市区的管理还相当落后，一场大雨便会造成洪水泛滥，淹没了整个市区，连我住的"第一饭店"的大堂都灌满了水，电梯也停了。我走楼梯下楼，见水淹到了工作人员的腰部，一切工作都停止了。

吃饭怎么办？本来我不会在旅馆里叫东西吃，常到对面的大排档炒个面取回来充饥，但大雨过后，那大排档当然也被水冲走了，旅馆的房间送餐服务也停止了。正在饿肚子时，我从房间窗口望见陈孝贵和几个老友划了一艘小艇来给我送食物，更感台湾人的人情味。

后来，当我离开电影界，组织了高级旅行团，和团友们到世界各地去吃最好吃的东西时，还会想念台北的福建炒面以及街边档口的切仔面。于是，我又组团去了台北无数次。

邹文怀

我在台湾地区拍摄影片期间，一个重磅消息传来：邵氏公司发生了大地震，制片经理邹文怀离开了公司。

邹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笑眯眯的，似乎永远不会发怒。他人很年轻时头就已秃了大半，留有小撮发在头顶，像日本牛奶糖公司广告中的那个婴儿。他戴着镜片很厚的近视眼镜，本身眼睛已小，在镜片后更是让人几乎看不到瞳孔。

我第一次到香港时，邹先生还亲自驾着车带我到太平山顶去看夜景。

后来，我们在影展时遇到了导演白景瑞。他刚从意大利留学回来，拍了《今天不回家》(1969）一片，非常卖座，一举奠定了在台湾影坛的地位。

白景瑞一看到邹文怀，即刻跑过来与他热情地握手："邹先生，真的是谢谢你了，你人前人后都赞扬我，令我受宠若惊。"

等他走开后，我问邹文怀："他真的那么厉害吗？"邹文怀笑着说："我们身在电影圈，大家的道路不知什么时候会交叉在一起，说人家好话不要钱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要用到他们，这总是一个好的开始。"

邹先生就是那样一个人，永远深藏不露，也从来没有敌人。

在影展的派对上，我们和一大堆女明星一起吃饭，邹先生很会说笑话。"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开人家的玩笑。一天，他扮成鬼吓一个胆小的人，果然把那人吓得全身发抖，差点儿口吐白沫。看到被吓到的那人样子不对，他就除下面具，向那胆小的人说不必怕了，鬼是他扮的。岂知那个人继续发抖，声音发颤地说：'我·····我···我不是怕你。我……我是怕站在你身后那个鬼！'这次倒把那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吓得差点儿昏过去。"

笑话说完，所有的女明星都笑坏了。

邹先生的酒量很好，他对红酒的研究也很深入。他推荐给朋友买的年份酒后来价钱都涨了很多倍。1982年的佳酿出现时，他跟人说这酒一定会起价，值得收藏，他自己也买了好多。他家中珍藏着香港人最爱喝的 Pichon Lalande （碧尚拉龙）。他收藏的1982年的酒怎么喝也喝不完，也曾送过我一大箱。

原名邹定鑫的他，祖籍广东梅州大埔，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当年，坊间都传说，上海人做生意海圣约翰大学。当年，坊间都传说，上海人做生意最精明，在上海生活的梅州人更是厉害，邹先生就属于这种人。

定居香港之后，因为英文十分了得，邹先生就去《英文虎报》任职体育记者。

六先生从新加坡到香港后，迫切地需要一个经理，经好友的推荐，请了邹先生。他于1957年加入邵氏集团担任宣传部主任，1960年中期晋升为制片主任，到了1970年再升为行政总裁。

我从上一辈电影人的口中得知，邹先生对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修养认识甚深，六先生很多这方面的知识都是由他传授的。六先生在生活中的点滴都要和邹先生商量。

邹先生是真的有生活情趣。他的桥牌打得很好，已是世界比赛的级数；后来他爱上了打高尔夫球，在球场上结识了不少成功的商人和政要。

他当制片经理那段时间，公司的大小事务都由他处理。他的办公室就在六先生的旁边，门口总是坐满了要来开戏的导演和其他重要的工作人员。其中，来找他找得最频繁的是何莉莉的妈妈，她最爱找邹先生为莉莉加薪。邹先生对我说过："公司的决策容易解决，最难应付的倒是何妈妈。"

在一个职位上做得久了，总会生出一些弊病，邹先生当年有权签支票给很多员工，不必经过六先生同意。

这时候，方逸华开始进入邵氏，抓出很多小毛病来。她在机构中成立了"采购组"，公司的一切项目，经过她的调查和比较价格，可以节省出许多花销。

六先生当然也不会反对这种做法，生意人，能省则省，于是方小姐的权力也一日一日地壮大。但是，拍电影，时间非常重要，有时因为计较一点儿小钱而耽误电影拍摄或延迟上映档期，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这时，邹先生感到处处受到限制，工作上越来越不顺利。电影是"烧钱"才能满足观众的行业，不是省钱就能做得好的。

在某百科中也有这种记录："在1970年，由于邵氏公司吝啬的薪金制度，不满而离职出走的人渐多。"

邹先生在暗中"起义"，本来和张彻谈好一起到外边闯一闯的，但张彻心机甚密，在最后一刻还向金庸先生和倪匡询问到底要不要离开邵氏，装作犹豫不决的样子，其实心中已有答案：他要留在邵氏。张彻背叛了邹文怀，邹文怀第一次做老板就遭受这重大的打击。但毕竟已走到了这一步，他不能退缩。他所创的新天地后来虽几经风波，但最后成功了，这已是后话了。

影城宿舍

1970年，邹文怀先生离开邵氏自立门户，创立了嘉禾电影。我被六先生从日本调回香港，接任了邹先生留下的制片经理一职。

我自认什么都不懂，也没有邹先生的才华，从何做起？家父从新加坡来信："既来之，则安之。"

虽然我初到影城，但一切似乎已经注定，好像已经很熟悉。我到这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被安排入住宿舍。

影城中一共有四座宿舍楼，第一宿舍是对着篮球场的三层建筑，第二宿舍是八层楼、有电梯的公寓式房子。第三宿舍和第四宿舍最新，建在影城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前者房间最大，适合大明星、大导演居住，后者则是一座八层楼的小公寓式的大楼，安置单身汉职员。

我被安排在第三宿舍，岳华说："好彩。"

"为什么？"我问。

"如果是第一宿舍的话，那里闹鬼。导演秦剑在里面自杀，演员李婷在里面吊颈，邻居们都说到了晚上有哭泣的声音。"他说。

后来，我认识了来自台湾地区的丁善玺，他给胡金铨做副导演。他爱看书，和我谈得来，我们遂变为好友。丁善玺住在第一宿舍里。

"宿舍里是不是真的有鬼？"我问。

"鬼是没看到过，但是李婷的事我见证过。是我亲自把她从梁上抱下来的。"他回忆道。

"听说吊死鬼是伸长舌头的，电影里面也是这种表现，是不是真的？"

"真的。"他说，"我抱她下来时，她显然断了气，但身体还有余温。我看她样子恐怖，爹着胆把她的舌头给塞了回去。"

"有没有遗书？"

"有，我看过，还记得清清楚楚。遗书写道：'我也知道，如果像有些人那样外出交际，经济情形可以改善过来，可是，我毕竟还是读过几年书的，没法过自己那一关，不可能同流合污……'"

说到这里，丁善玺泣不成声。我听别人说，当年他也是喜欢过李婷的。

丁善玺后来回到台湾地区也当了导演，拍过很多戏，我最欣赏的是《阴阳界》(1974)，虽是鬼片，但有些旧小说和国画的意境。胡金铨收了他这位学生，没有白收。

第二宿舍里住满了从台湾地区来的小演员。当年，邵氏为培养新人，以"月薪四百港元，八年"的合同签了一大批人，现在听起来有点儿像奴隶制度，但当时大家都心甘情愿，也难说谁是谁非。

也有一些爱说坏话的人把第二宿舍叫成"农场",宿舍前面停满了公子哥儿的汽车。那些人等着小明星放工，带她们外出游玩。但是我可以说的是，像李婷那样有志气的演员还是居多的，有一部分人贪慕虚荣也在所难免。

因为我在台湾地区住过两年，本身又会说标准的"闽南话"，小明星们都爱和我谈天。她们知道，男女关系方面我是绝对不碰的，那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闹过绯闻，最多是和她们打些"游花园的小麻将"。所谓"游花园"，就是赌注小得不能再小，输完不必付钱，照打，看看可不可以回本。

我的"十六张台湾麻将"就是那时候学会的，小明星们开玩笑地说这是"三娘教子"，我反说这不叫"三娘教子"，这叫"一箭三雕"。

第二宿舍里还住了一位叫王清的舍监，年纪轻轻，带了两个儿子来邵氏打工。她为人正直，把那群女孩子管束得很听话。她也爱打台湾麻将，经常赢了钱也不收。我也一样，所以和王清也谈得来。

"麻将脚"中有一位"肉弹"，她走起路来背弯弯的。因为胸前负担太重，她坐下来时，把双胸"啵"的一声摆在麻将桌边缘，说这才叫轻松。

第四宿舍住的多是各部门的职工，以单身汉居多。

第三宿舍有大牌导演入住，如张彻等；也有高级职员，像主编《南国电影》和《香港影画》的朱旭华先生。朱先生最喜欢我，因为我和他可以谈电影历史和文学绘画等话题。朱先生是位知识分子，也曾经做过电影公司的老板，拍过《苦儿流浪记》(1960）等经典电影。

抗战时期，朱先生改用过一个爱国的艺名﹣﹣朱血花，用上海话念起来和原名同音。朱先生有两位公子，大的叫朱家欣，是留学意大利的摄影师，后来自创了一家特技公司，名噪一时，娶了影星陈依龄；小的叫朱家鼎，为广告人，后来迎娶了钟楚红。两位公子都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朱先生的家佣叫阿心姐，广东人，在朱先生的教导下烧得一手上好的上海菜。朱先生经常喊我到他宿舍里去吃饭，当我是他的儿子。他对我的情，我一世难忘。

到了香港

我从日本回到香港，六婶黄美珍即刻为我张罗做几件西装。大概是因为六先生见我在日本时的穿着比较寒酸。

那是位于尖沙咀的一家西装店，六先生穿的西装都在那里定制。六婶为我选了好几种料子，是 Dormeuil （多美）制品，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所有面料当中最贵的。

接着我便被安排入住影城宿舍敦厚楼。敦厚楼分两座，也叫第三宿舍和第四宿舍。第四宿舍是一座八层楼的单身公寓，让男演员和职员居住，第三宿舍则是大明星、大导演才有资格住进去的。

我记得第三宿舍里住有何莉莉、张彻和何梦华等人，岳华也住在里面。我房间对面的房间本来是分给傅声的，但他是富人，在附近有大别墅，就让他的好友武师林辉煌住在里面。

林辉煌是闽南人，可与我用福建方言交流。那时候，片场里面有个"福建帮"，很多人是由闽南到香港的，大家一开始都只讲粤语，我来后鼓励众人说"闽南话",这样比较亲切，结果成了"福建帮"的"帮主"。

因为年轻，我那时认为睡觉是浪费时间。我从在日本那段时间起就迟睡早起。六先生知道我的习惯，早上六点多钟就打电话给我，电话里说的也不全是工作的事，什么都说，看了什么老电影忘记了片名，就要问我。我虽然对别的事记性不好，但一谈起电影来，什么都记得。在新加坡读中学时，我已经编了很多册记录片名、导演和摄影师的资料。当年电影百科类的书很少，也没有在线搜索的平台，查起来不方便，于是我就做起这份工作来，可惜最后没有留下。

关于电影的问题，六先生一问我即刻能够回答，他笑说我是一本字典。得到片名后，他就打电话到各家外国公司，借拷贝来看，看完喜欢的也当然"借用"了。

这习惯养成后，六先生差不多每天一早就打来电话。我早上要比他早起才能在接电话时保持清醒，晚上又要和岳华及其他友人喝酒，一天只睡几个钟头。

当年的影城像一个大家庭，到了晚上拍夜景，导演们为了方便，也会用影城附近的建筑当背景。我记得入住后的第一个晚上睡不着，就散步出来看拍戏，大量的临时演员当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妞妞的妈妈也在。她说反正没事做，赚一点儿外快也好。

影城到市区有一大段路。影城大门外有一大片空地，停了多辆福士（大众）的九座车，这就是"交通部"了。演员出行全靠这些车子。车内没有冷气，到了夏天颇热，但也没听说什么人投诉过。

大明星当然有私家车，最突出的一辆跑车却不是明星的，而是属于日本摄影师西本正的。他买了一辆福士的跑车 Karmann Ghia ，如今看来是辆经典的古董车。

但和六先生的座驾比起来，西本正的车什么也算不了。从影城入门后左转，就是他的名车收集处，车多得放不下。这里的劳斯莱斯就有多辆，其中一辆有两个引擎，一个坏了就由另一个驱动，不必担心死火的可能。

另一辆 Cadillac Escalade 也是经典车，不过美国车都是左舵驾驶，当时的香港只容许右舵驾驶的车辆上路，那怎么办？

六先生笑着说："我打电话向他们买右舵驾驶的，他们说只能定制，但一定制起来就最少得做十辆，我说没有问题，他们就做好了运来。"

"一个人用十辆车干什么？"我问。

六先生说："车运来后，我召集了九个朋友，一人买了一辆。"

车虽然多，但六先生最喜欢的还是那辆劳斯莱斯。他一上车就打开报纸来看，从来不浪费一分一秒。六先生本人住在清水湾道的井栏树的公寓中，地方不大，但他说住惯了，舒服就是了。

到后期，通了地铁，六先生一遇到塞车，就跳下车来搭地铁。一个人，不怕有绑匪吗？有人问他。六先生笑着说："大家以为我一定有保镖的，不敢动我。"

没有人敢绑六先生，但有人绑了他的儿子邵维钟。有一天，六先生和我在试片室里看戏，忽然电话响了，从新加坡传来消息：邵维钟被匪徒绑票了。

"要不要停一停？"我问。

"继续放映好了。"六先生不动声色地说，"绑匪要的不过是钱，有钱就有的解决。"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镇定的人。

大家都想知道此事后来是怎么解决的。邵维钟这个人全身是胆，绑匪把他绑走后，将他藏在车的后备厢里，一路颠簸，车锁松了，他就等车遇到红灯停下时打开后备厢逃走了。

"他们没下车抓你？"后来我遇到他时问。

"我已经逃得远远的了，他们跳下车向我开枪，我就学着电影里面的人，' Z '字形乱跑，他们的枪没打中我。嘻嘻。"他笑着说。

他真有其父之风。

影城的马

那座宿舍之中，朱旭华先生家里的沪菜最好吃，何莉莉的妈妈烧的淮扬菜也是一流，而且"以本伤人",常以昂贵的食材取胜。在一般人的薪金只有四百港元的当年，何妈妈叫她的司机载她到尖沙咀加连威老道走一趟，就能花上一百港元，当时的人听到了都"哇"的一声叫出来。

加连威老道的横街上有数个档口，卖的都是最高档的食材，如今只剩下一家卖蔬菜的，其余已消失。宿舍中有私家车的职员们也喜欢到九龙城街市买菜，当时那里还没有市政大楼，菜市场开在贾炳达道上的一排铁皮屋里，食材应有尽有。

没有私家车的人，就搭公司的巴士出城去买菜。邵氏有这种福利，每天都有几班免费的巴士接送工作人员进出。住在附近大埔仔村的人，尽管不是邵氏职员，也可以搭乘。

不想外出的人，就等待食材送上门。每周一、三、五，会有一辆卖菜车停在第一宿舍外的篮球场上。车上所卖的食材种类不多，但也够一般人选择。

小明星们就等这卖菜车来，买些简单的菜，煮煮方便面，应付一日三餐。巧妇型的演员也不少，有一位叫刘慧玲的湖南姑娘，煮的菜又辣又香，在片场中如果能分到她烧的辣鱼辣菜，我就能连吞三大碗白米饭，吃个过瘾。刘慧玲本人长得十分漂亮，一出现就让人有惊艳的感觉，尤其是她左侧鼻翼旁边那一颗痣，给人一种风骚又多情的印象。演技颇佳的她，不时在李翰祥的风月片中演小丫鬟，又曾在《倚天屠龙记》中演纪晓芙，均有一流的表现。可惜她星运不佳，虽然在孙仲导演的《庙街皇后》中担过女主角，但在其他片子里一直任配角，后来她回到台湾地区归隐，我就没有再听过她的消息。

其他住在影城宿舍里面的人最大的娱乐，是在周末出城去看"午夜场"。当年的午夜场相当于一部新电影出城去看"午夜场"。当年的午夜场相当于一部新电影的试金石，午夜场成功的话，片子上映时一定卖座。到了周末，大家纷纷乘免费巴士外出，挤进戏院里面去。

有车的人最受欢迎，因为无车的人回程可以搭他们的顺风车，不必挤公司的免费巴士。也有一些顽皮的明星，像王羽和罗烈，他们到了戏院，等戏还剩下半个多钟头要放映时，就互相斗快，在那么短短的几十分钟内，飙车回影城，撒一泡尿，再赶回来，这时戏刚刚放映。

当年从戏院回影城，要走很多弯曲的路，天气不好时路上雾霾很重，勾起了很多从台湾地区背井离乡到香港发展的小明星们的很多感触。她们有些人极有才华，就自己又编曲又作词，作出一首极动听的歌来，歌词到现在我还记得，词曰：

清水湾道雾茫茫

铁窗生活多么凄凉

夕阳西下更悲伤

手扶铁柱向外望

清水湾道雾茫茫

孤苦离家在外流浪

抛弃兄妹爹和娘

如今一切成空想

影途渺茫不堪想

我们今日如同笼中鸟

我们今日如同网中鱼

既不能够自由飞翔

又不能够任意漂荡

清水湾道雾茫茫

·······

将这首歌唱得最好的是林珍奇，她本名林景琪，台湾地区宜兰人，初中毕业后在台北做摄影模特儿，艺名蒂蒂，后加入电影公司，主演了《双龙谷》(1974)等片子，1974年被聘为邵氏基本演员，签约八年。林珍奇星运颇佳，她一开始就担任主角，主演了孙仲导演的《同居》(1975)。当年，她青春洋溢，有点像混血儿，导演要求她演什么她都欣然答应，星途顺畅。年轻的她什么都想试试，常去骑马。

香港的马会有大批马匹，马老了跑不动时就得被人道地毁灭。邵氏的古装片中都需要用到马匹，六先生就跟马会说："那多可惜，那些老马就让我们来养吧。"

马会的人乐得听到这样的要求。您要多少匹马就拿多少匹吧，他们说。后来，六先生在影城里建了一个马厩，由一位退休的骑师来训练它们，大家都叫他"马王"。

经过训练的马可以拉着马车跑，也可以成结队地冲向"敌人"。马儿很聪明，听到导演喊" camera "（开拍）就一口气地往前跑，一听到导演喊" cut "（停）就即刻停下，绝对不肯白费一步的力气。

只有大明星们才能从"马王"那里借出马匹骑一骑。当年，除了摄影棚之外，后山上还搭了几条古装街道当实景，海岸上搭了一座长桥。张彻的很多武侠片，像《独臂刀王》(1969）等，都是在这座桥上取过景。这座桥一直延伸到了海边。

当年，有许多台湾地区的人偷偷潜入到香港。他们从海边上岸，躲起来，待熟悉了香港的环境后再跑出来。这时，即便遇到警察，他们也可以声称自己是香港人。

狄龙常在戏里骑马饰演大侠，在现实生活中也喜欢骑马。他经常一早就骑着白马在后山跑。有一个偷渡者在山上遇到骑马的狄龙，以为自己经历时空旅行回到了古代，跪下来喊"大侠救命"，狄龙也很仁慈地指点他们。

林珍奇也要学骑马。马儿最初很听话，但突然发狂并冲到了录音间，又一下子停住，强大的惯性让林珍奇整个人摔向墙壁，差点儿粉身碎骨。但吉人自有天相，她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康复出院。她息影后嫁给了一位卖冷冻肉的商人，后来无聊时开了一家叫"扒王之王"的牛排店，生意滔滔。她先生把这家牛排店抢过来做后，她本人就退休了。目前，她在香港和台湾地区两地生活。

【蔡澜（1941年8月18日—2025年6月25日），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后来定居香港。中国作家、美食家、电影监制、主持人，与金庸、倪匡、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新周刊》年度生活家，《开讲啦》特邀讲师，《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总顾问。吃喝玩乐无不在行，文学、电影、书法、金石样样精通，被无数人奉为人生典范。著有《我喜欢人生快活的样子》《学做妙人》《人间好玩》《人间清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