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回忆7：那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闹过绯闻，最多是和她们

一九七0年，邹文怀先生离开邵氏自立门户，创立嘉禾电影。我被六先生（邵逸夫）从日本调回香港，接任了他的制片经理一职。

自认什么都不懂，也没有邹先生的才华，从何做起？家父从新加坡来信："既来之，则安之。"

虽然初到影城，一切好像已经注定，好像已经很熟悉。第一件事，被安排入住宿舍。

影城中一共有四座宿舍，第一宿舍是对着篮球场的三层楼建筑，第二宿舍是八层楼、有电梯的公寓式房子。第三和第四宿舍最新，建在影城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前者房间最大，适合大明星、大导演居住，后者则是一座八层楼的小公寓式的大厦，入住单身汉职员。

我被派在第三宿舍，岳华说："好彩。"

"为什么？"我问。"如果是第一宿舍的话，有鬼。导演秦剑在里面自杀，演员李婷在里面吊颈，邻居们都说到了晚上有哭泣的声音。"他说。

后来认识了来自台湾、当胡金铨副导演的丁善玺，他爱看书，和我谈得来，变为好友，也住在第一宿舍里面。

"是不是真的有鬼？"我说。

"鬼是没看过，但是李婷是我亲自把她从梁上抱下来的。"他回忆道。

"听说吊死鬼是伸长舌头的，电影里面也是这种表现，是不是真的？"

"真的。"他说，"我抱她下来时，她显然断了气，但身体还有余温。我看她样子恐怖，奓着胆子把她的舌头给塞了进去。"

"有没有遗书？"

"有，我看过，还记得清清楚楚，写着说：'我也知道，如果像有些人那样地出外交际，经济情形可以改善过来，可是，我毕竟还是读过几年书，没办法过得了自己那一关，不可能同流合污……'"

说到这里，丁善玺泣不成声。听别人说，当年他也喜欢过李婷。

丁善玺后来回到台湾也当了大导演，拍过很多部戏，我最欣赏的是《阴阳界》(1974)，虽是鬼片，但有些旧小说和国画的境界，胡金铨收了他这位学生，没有白教。丁善玺也写过很多剧本，其中有一部最后也没人拍，把八仙描写成八鬼，是我看过最好的剧本之一，至今还念念不忘。

第二宿舍住满了台湾来的小演员。当年邵氏为培养新人，以"月薪四百港币，八年合同"签了一大批，现在听起来有点像奴隶制度，但当时大家都心甘情愿，也难批评谁是谁非。

说坏话的人把第二宿舍叫成农场，外面停满前来追求女演员的公子哥儿的汽车，等着小明星放工出外游玩。但是可以说的是，像李婷那样有志气的还是居多的，有一部分贪慕虚荣的也难免。

因为我在台湾住过两年，本身又会说标准的闽南语﹣﹣那是我从小就会的﹣﹣她们都爱和我谈天，又知道男女关系我绝对是不碰的。那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闹过绯闻，最多是和她们打些"游花园"的小麻将。所谓游花园，那是赌注小得不能再小，输完不必付钱，照打，看看可不可以翻本的麻将。

我的"十六张台湾牌"就是那时候收工后学的，小明星们爱开玩笑地说"三娘教子"，我反说这不叫三娘教子，这叫"一箭三雕"。

第二宿舍还住了一位舍监叫王清，年纪轻轻，带了两个小儿子来替邵氏打工，为人正直，把那群女孩子管束得很听话。她也爱打台湾牌，经常赢了钱也不收，我也一样，所以和王清也谈得来。

"麻将脚"中有一位"肉弹"，走起路来背弯弯的，因为负荷太重，坐下来时，把双胸"啵"的一声摆在麻将桌边缘，说这才叫轻松。

第四宿舍住的多是各部门的职工和单身汉。

第三宿舍就有导演像张彻等大牌入住，也有高级职员，像主编《南国电影》和《香港影画》的朱旭华先生。他最喜欢我，因为我和他可以谈电影历史和文学绘画等话题。朱先生是位知识分子，曾经也做过电影公司的老板，拍过《苦儿流浪记》(1960）等经典。

抗战时期，朱先生改了一个爱国的艺名，叫朱血花，用上海话念起来和原名同音。朱先生有两位公子，大的叫朱家欣，是留学意大利的摄影师，后来自创特技公司，名噪一时，娶了影星陈依龄。小的叫朱家鼎，为广告人，后来迎娶了钟楚红，两人都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朱先生的家佣叫阿心姐，广东人，由朱先生教导下烧得一手好的上海菜。朱先生一直叫我到他宿舍中去吃饭，当我是他的儿子。他对我的恩情，一世难忘。

到了香港，大概是六先生见我在日本时穿得寒酸，第一件事就是请六婶为我做几件西装。

记得是在尖沙咀的一间西装店，六先生穿的都在那里订制。六婶为我选了好几套料子，是 Dormeuil （多美）制品，后来我才知道是最贵的。

接着便被安排入住影城宿舍敦厚楼，门外有块基石，是由当年港督戴麟趾奠定的。六先生的交游广阔，连建一宿舍都能动用到当时的最高领导。

敦厚楼分两座，也叫第三和第四宿舍。第四宿舍是一座七八层楼的单身公寓，让男演员和职员居住，第三宿舍则是大明星、大导演才有资格住进去。

记得有何莉莉和张彻、何梦华等人，岳华也住在里面。我对面的房子本来是分给傅声的，但他是富二代，在附近有大别墅，就让他的好友武师林辉煌住在里面。

林辉煌是福建人，和我用闽南语交流，那时候片场有个福建帮，很多人都是由闽南来香港的，大家都只用粤语。我来后鼓励众人说闽南语，比较亲切，结果成为福建帮的帮主。

因为年轻，认为睡觉是浪费时间，我从在日本那段时间开始就迟睡早起。六先生知道我的习惯，一起身，六点多钟就打电话给我，也不是全为了工作，什么都说，看了什么老电影忘记了片名，就要问我。我虽然别的事记性不好，但一谈起电影来，什么都记得。在新加坡当中学生时，已经编了很多册纪录片名、导演和摄影师的资料。当年很少电影百科书，也没有 Google （谷歌），一查起来不方便，就做起这份工作，可惜没有留下。

六先生一问我即刻能够回答，他笑说我是一本字典。得到片名后，他就打电话到各家外国公司拿拷贝来看，看完喜欢的也当然"借用"了。

习惯养成后，六先生差不多每天一早来电话，我要比他早起才能清醒，晚上又要和岳华及其他友人喝酒，一天只睡几个钟头。

当年的影城像一个大家庭，到了晚上拍夜景，导演们为了方便，也用影城附近的建筑当背景。记得我第一个晚上住入时睡不着，就散步出来看拍戏，大量的临时演员当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像妞妞的妈妈也参加了一份。她说反正没事做，赚一点外快也好。

影城到市区有一大段路，门外有一大片空地，停了多辆福士的九座车。这就是"交通部"了，出入全靠这些车子，没有冷气，到了夏天颇热，但也没听过什么人投诉过。

大明星当然有私家车，最突出的一辆跑车却不是明星的，而是属于日本摄影师西本正。他买了一辆福士的跑车叫 Karmann Ghia （卡曼·吉亚），当今看来是架经典的古董车。

但和六先生的座驾比起来也算不了什么。在影城入门后转左，就是他的名车收集处，多得放不下，劳斯莱斯就有多辆，其中一辆有两个引擎，一个坏了就由另一个发动，永远没有死火的可能。

另一架 Cadillac Escalade （凯迪拉克凯雷德）也是经典车，不过美国车都左边驾驶，香港的法律只容许右边，那怎么办？

六先生笑着说："我打电话向他们买右边驾驶，他们说只能订制，但一订制起来就最少得做十辆，我说没有问题，他们就做好了运来。"

"一个人用十辆干什么？"我问。

六先生说："运来后我召集了九个朋友，一人买一辆。"

车虽然多，但六先生最喜欢的还是那辆劳斯莱斯，他一上车就打开报纸来看，从来不浪费一分一秒。六先生本人住在同一条清水湾道的井栏树的公寓中，地方不大，但他说住惯了，舒服就是了。

到后期，有地铁时，六先生一遇到塞车，就跳下来搭地铁。"一个人，不怕有绑匪吗？"有人问他。六先生笑着说："大家以为我一定有保镖，不敢动我。"

没有人敢绑六先生，但有人绑了他的儿子邵维钟。有一天，六先生和我在试片室看戏，忽然电话响了，从新加坡传来消息，邵维钟被匪徒绑了票。

"要不要停一停？"我问。

"继续放映好了。"六先生一点也不动声色，"绑匪要的不过是钱，有钱就有的解决。"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镇定的人。

大家都想知道后来是怎么解决的。邵维钟这个人也全身是胆，歹徒将其绑去后藏在车尾箱，一路颠簸时锁松了，他就等过红绿灯停车时打开车尾箱逃走了。

"他们没下车抓你？"后来我遇到他时问。

"我已经逃得远远的，他们跳下车向我开枪，我就学着电影里面 Z 字形乱跑，他们的枪没打中我。嘻嘻。"他事后还笑着说，真有其父之风。

在六先生身边那些年，学习到的是，凡做什么事，都要认真去做。

六先生从一个一句英语也不懂的人，认真学英文，到最后以英语对答如流，都是因为他认真去做、去学。

六先生后来能够活了那么长的命，都是因为他很有规律地学太极拳、学气功，那种毅力，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上了他那辆劳斯莱斯，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后厢那盏小灯看报纸。他爱看的只是《星岛日报》，我问他为什么只看一家的报纸，他说："时间已不够用了，不能太滥、太杂，世间发生的事只有那么几件，看一家的报纸已经足够了。"

六先生也有自知之明，年纪一大，记忆力一定衰退，他西装的袋中一定装有一张硬卡，那是四角镶金的牛皮硬板，中间塞了白色纸张，一想起什么，即刻用铅笔记下。他的字写得很小，但非常用力，时常透过第二张纸去。做过什么承诺，他一定记下。

回到办公室，他就把小纸上写的事叫秘书打成备忘录。他有两个秘书，一个专记中文，记英文的是位英国女士，用的是速记，用蚯蚓一样的符号迅速地记下他的一言一语。

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是他的交际手腕。六先生最爱开派对，在片场中新建了别墅，自己不住进去，只是用来邀请一些英国殖民年代的嘉宾。在别墅中也有家豪华的戏院，放映一些新电影，都是未经电检处通过的，像《巴黎最后的探戈》(1972）一类的戏，中间的大胆镜头，看得观众津津乐道，都感到被邀请是一种荣誉。

吃的东西非常粗糙，有时还是家佣们煮的。六先生认为洋人都不太会吃，用的餐具倒是很讲究，像当年还没有人用过的鱼翅碗，有个旋转圆形银盖子，下面点蜡烛生着火的，都得到洋人的叹赏。

喝的是 Pouilly - Fuisse （布衣﹣富赛）白酒，一箱箱地买，当年价格也便宜，洋人朋友都感觉非常高级了。

设宴之前，一定自己走一趟，检查有什么不妥。我认为这都是浪费时间的事情，刚好就有一个打开银幕的电掣坏掉了，他转头向我说："要是没有亲自看过，到时候临时到哪里去找电工来修理？"

邀请的嘉宾名单上有移民局、消防局、交通部的高官，水电工程方面的人，等等。这群人免费餐吃多了，要是六先生在政府部门有什么行不通的，叫秘书打一个电话去，大家都给面子。宴请这群人当然有目的，但也不是每一个大人物平时都肯花那么多时间做的事，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吧。

在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邵氏片场每年得制作四十部电影才够维持一条院线。六先生说："什么戏都要拍，这种题材观众看厌了，就要拍另一类的。观众像贪婪的野兽，永远不会满足，永远要用新的片子来喂饱他们，我们才能生存。"

"那得拍些什么呢？"我问。

"什么都得拍，就是不能拍一些观众看不懂的，不然他们会背叛你。"他说。

六先生的眼光很准，也许是这一行已经做久了很熟的缘故。"万一有一部是失败的呢？"我问。

"很少万一的。"他说，"就算有万一，票房也不会骗人。第一天没有人去看，马上就得换片，保住这块招牌最要紧。"

后来，他还叫人在片尾添加上一张字幕："邵氏出品，必属佳品。"

我年轻，年轻人都喜欢一些带艺术气息的片子，也对电影有一点所谓的抱负。我向六先生说："一年拍四十部，就算一部有艺术性，但不卖钱也不要紧呀。"

六先生笑着说："一年拍四十部，为什么不四十部都卖钱，一定要一部亏本呢？"

"好莱坞也是商业为主，他们的作品也有些很有艺术性，但市场也能接受的呀。"我抗议。

"你知道他们的市场有多大吗？"他反问，"当我们也有这种市场时，我也肯拍一两部来试试。我不是没有失算过，观众看厌了黄梅调我就转拍刀剑片，刀剑片看厌了我就拍功夫片。总之，动作片最为稳当，从默片《火烧红莲寺》开始就是这个定律。"

"要是武侠片也看厌了呢？"我追问。

"那就得拍色情片了。"他说，"如果你爱电影，像我那么爱电影的话，你就会了解你想在电影行业中忙多几年，为了想忙多几年，什么题材都得拍，就是不能拍艺术片，那是另一种人才拍得好的。我是商人，做商人就要做到底，不能又想做艺术家，又想做商人。电影这一行，是烧银纸来讨好观众的，不烧银纸的话，就很难赚到观众的钱。"

也许，"烧银纸"这句话，是造成后来邵氏电影没落的致命伤。

终于，我和向往已久的李翰祥有合作的机会了。

在当学生时，看过他导演的一部黑白片叫《雪里红》(1956)。这部戏的说故事技巧、场与镜头的调度、节奏的紧密等等，都是跨时代的，超出一般的幼稚国产片。我对他十分地佩服，认为中国电影一定有机会在国际影坛上站住脚。

李翰祥曾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又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学电影，可以说是科班出身；来了香港之后从美工做起，又有机会拍了不少低成本的制作，到了《雪里红》时才真正得到重视。

香港与内地在政治上隔绝的几十年当中，内地出现了黄梅调电影，歌词和音调都极容易上口，是香港片中从来没有的冲击。李翰祥向六先生建议照样借用，结果拍出了《江山美人》(1959)。片子大获成功后，他乘胜追击拍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此片更是令天下的华人观众疯魔，非但在星马大卖特卖，在中国台湾参评金马奖时，很多人说如果这部片子得不到奖的话，是会引起暴动的。就那么夸张。

李翰祥当然被捧到天边去，接着他破坏与邵氏的合约，到台湾拍戏与邵氏打对台。这些都已成为历史，各位有兴趣可以翻查电影资料。

我要讲的是这么一个人，六先生是否恨之入骨，永不录用？当他在外面失败后，回头来求六先生再给他一个机会时，方小姐当然大力反对，但六先生就是有那么大的气度，把他请了回来。

那时他在邵氏片场大兴土木，搭了一整个古装市镇，小桥流水，一意要重现《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六先生毫无异议地批准那么巨大的工程，在摄影楼的旁边把一整条街搭了出来。

"翰祥就有那么大的本事，"六先生向我说，"你让他搭什么布景，他都可以一点一滴地拍出来给你看。"

是的，六先生是爱才的，他更爱电影。为了拍好戏，他什么钱都可以花，什么人都可原谅。

"那不是违背原则吗？"我问他，"做人总不可以没有原则呀！"

"我才有原则。"六先生宣布，"我的原则，是没有原则。"

李翰祥的长处，是他的文学修养，他和张彻一样，是把文字化为形象，是第一手的，不像那些不看书的导演，他们的形象，是从别人的形象得来，已是二手形象了。

在《风流韵事》(1973）中有三个故事，其中之一是《萧翼赚兰亭》，他将绘画中的意境充分表现，我认为这是中国电影的经典。李翰祥也有强烈的表演欲，岳华演的萧翼，简直是李翰祥本人的化身，萧翼的举手投足，每一个表情都由他教导表现出来。我认识岳华数十年，知道这个角色没有了李翰祥的示范他是演不出来的。

和李翰祥的交往，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导演《大军阀》(1972)，有一个女主角裸体的镜头，狄娜不肯演，说李翰祥事前没和她说好要这么拍，李翰祥则坚持说事前就已说好。两个人都说自己没错，整个摄影棚上万个员工都得停下来，不知怎么解决。结果六先生叫我去说服她，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进狄娜的化妆室，向她说道："你们各有道理，谁是谁非我管不了，可是整组人没工开，都是你们两人害的。"

狄娜听了有点犹豫，我接着说："导演说只要拍个背影，西班牙国宝戈雅也画过那么一幅画，画得美，也不觉肮脏。"

结果说服了她，李翰祥大概欣赏我这个小子有两把刷子，又在文学和绘画上和他谈得来，从此合作愉快。

李翰祥拍了一大串风月片，替六先生赚了不少钱，也证明六先生收他回来是没有错的。后来李翰祥得了心脏病，差点死掉，六先生花了巨款，送他到美国去开刀，让他捡回了一条命。

病愈后的李翰祥继续为邵氏拍了《倾国倾城》(1975）和《瀛台泣血》(1976）等宫廷片，让没有去过北京的观众感叹他搭出来的布景是那么真实。

布景越搭越大，花钱如水。李翰祥所要的，都能跳过方小姐成立的"采购组"，直接由六先生批准。方小姐屡次向六先生投诉李翰祥不给她面子，一唠叨起来就是一个多小时。

那些场面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六先生有一个习惯，就是听电话时喜欢把那条卷曲的电话线拉直，然后不断地扭捏。方小姐越投诉得厉害，他扭捏得就越剧烈，一方面皱着眉头，说知道了，知道了。

为什么要忍受这些？那是他们两人的事，我在旁边看，也解决不了六先生的烦恼，只感到女人是厉害的，她们一点一滴都记得清清楚楚，什么大小事都能从头到尾不厌烦地投诉，而男人只能听，听，听。

终于宫廷片、风月片都像六先生说的，观众像野兽一样地贪新忘旧。从来不看制作预算的六先生，经由方小姐手中交来一沓沓的账目让他审视，加上当年片场中谣言满天飞，说李翰祥把戏中用的古董道具都占为己有等等，到了最后，六先生也只能让这个老将离开他的身边。

蔡澜（1941年8月18日—2025年6月25日），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后来定居香港。中国作家、美食家、电影监制、主持人，与金庸、倪匡、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新周刊》年度生活家，《开讲啦》特邀讲师，《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总顾问。吃喝玩乐无不在行，文学、电影、书法、金石样样精通，被无数人奉为人生典范。著有《我喜欢人生快活的样子》《学做妙人》《人间好玩》《人间清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