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1909：透过法国才子的家信，看见一个鲜活的北京

维克多·谢阁兰（VictorSegalen，1878-1919），法国小说家、诗人、考古学家、汉学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自1909年至1917年间，曾先后三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旅华发生在1909年4月，他以法国海军见习译员的身份，从马赛港出发，乘坐轮船，途经也门、埃及、斯里兰卡、越南等国，于5月28日到达上海，正式开始中国之行。北京是谢阁兰1909年中国之行中最钟爱的城市，6月12日，他到达北京，至8月9日离开，实地生活两个月后，自西向南，穿越半个中国腹地。当谢阁兰从法国出发时，他便全程记录此次行程，沿途给妻子伊冯娜·谢阁兰（EveSegalen，书信中使用的是“玛沃娜”昵称）一共写下93封书信。1967年，法国Plon出版社在巴黎出版了这套家书，题名为LettresdeChine；201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由邹琰翻译的汉译本《谢阁兰中国书简》。

在自西贡去往香港的路途上，谢阁兰在胡志明市的堤岸停留，当地唐人街的风貌激发了他对将要登陆的中国的热烈向往，5月23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从这出发，期待着真正的中国。”他在轮渡上认真查阅中国地图，抓住一切了解中国的机会，积极与和中国有关的游客攀谈，比如曾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在中国传教的法国修士等。因为这些交流的缘故，他间接获得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到了香港时，甚至认为自己的思维逻辑已经是“中国式的敏锐”了。

谢阁兰到达中国的第一站是香港，尽管其时香港处于英国人治下，但他仍坚称香港为中国的土地，从其美丽的自然风景印象中形成强烈的中国归属的认同感：“香港真是个光彩夺目的事物。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影像。因为那高高的山，绿色的荆棘如毯一般，有时云翳掩映在半山腰的荆棘上，这，就是属于中国的土地，尽管英国人占有了它。”

5月26日，在终于踏上中国大地那一刻，谢阁兰感慨：“我们从遥远的地方航来，环绕着球形的中国缓缓地坚定地向前航行，仿佛温情脉脉地抚摸着一个美丽成熟果实的表面，我是多么贪婪地想榨出果子的汁啊！”28日，谢阁兰到达上海，途中他第一次看到长江，尽管江水泥泞，但他仍以浪漫主义的诗意眼光捕捉到江水的多彩与富有的光泽，将其比喻为“深蓝的眼波般的闪烁”，甚至泥浆在他眼里也是可爱的粉色。在到上海后的第三天，他去法国同乡轮船的餐厅吃饭，并观看了京剧表演，自认为是“在真正的中国城度过我在中国的第一个真正美好纯净的时刻”。

在上海度过的短暂时光很是美妙，但谢阁兰对其国际性都市风格很快就失去兴趣，认为并非真正的中国风味。他向往着自己在地图上考量过的那些“方位标”，迫切要去感受“那个极其真切的中国”。带着这样的急切愿望，他准备经苏州与南京，再去往北京。

谢阁兰所要寻求的“真切的中国”正是在民间，在乘坐火车去往苏州的路途上，他看到大片的平原、中国式样的民居以及太湖等。下车后，他特地找了一家中国式客栈，骑驴入城，沿途观赏北寺塔、拱桥、小巷、石阶等，尽管这些风物景象不乏衰败气息，但仍让他觉得新奇不已。尤其是他再次观赏了京剧，“仍是无以描述形容之感”，打算在北京好好研究这一事物。

6月2日，在乘坐了6个小时的快车后，谢阁兰从苏州抵达南京这座“城墙围着的城市”。他认为城内应有尽有，而城市却无法与之匹配，南京城是中国城市的缩影：“这有点儿像是整个中国城市的命运，城市永远充实不了那巨大的城墙。”以富有寓言性质的文字，深刻揭示了中国城市的象征性命运与其现实状况之间的落差。

7日，谢阁兰经过景德镇，在亲历当地教会的虚伪与丑陋后，他发出猛烈抨击：“无论在哪儿，欧洲都拖着它的杂种，无耻下流就从这儿孽生。教会是那么残酷，颂歌仿佛地狱里的蛙叫。”但他并非是绝对民族主义者，在到达汉口后，他从汉阳炼钢厂的失败事例中看出中国管理的落后，发出如此批评：“这些，就是中国的管理：投资巨大，收效甚微，被无数有利害关系的人侵吞了。”

在切身体验了几个中国城市的真实境况后，谢阁兰带着新的期待，出发去北京。

6月12日，当谢阁兰第一天到达北京时，便迫不及待给妻子玛沃娜写信，在信末，他如此深情表达：“北京终于到了。我的城市。”除却皇城北京中那些高高的城墙、公使馆以及气派的旅馆等建筑给予他美好的第一印象，或许也夹杂着一种主观情感因素，即他自法国出发到北京，辗转多地，终于收到了挚爱的妻子积压多日的来信。妻子的信直寄到北京公使馆，所以谢阁兰落地后第一件事就是取信。同时，在当天，他还得到了一个名叫凤（FONG）的年轻能干的中国男仆。

13日，谢阁兰在初识北京后，如此表达观感：“乍见之下，觉得它比我至今为止在中国所找到的一切热情得多。形象，行人，寺庙，屋檐，都是多姿多彩。”北京的房屋在他眼里充满趣味性，他将临街的小铺子比作一块块金子，“当人们在加工它时，它已经旧了，人们就在这块金子上雕刻、挖掘”。

18日，谢阁兰搬进临时租下的一套精致的四合院里，他亲切地称之为在家里，认为之前的自己只能是个流浪的游客。北京的生活让他感到惬意，他希望北京能成为自己长久的居住地。在新宅院里，他甚至还配备了管家、厨子、马夫等家政工，他认为北京消费低廉，宣称“绝对可以用海军最低的收入在北京生活”。尤其是新管家杨，非常得力，在随后的西行路程中，全程陪同谢阁兰，尽职尽责，展现出杰出的管理与交际才能。谢阁兰对杨的工作能力非常满意，树立起在中国生活的更大信心，认为“有了他，我看到了单靠海军部的薪水在北京生活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实际可能”。

北京生活节奏悠闲，谢阁兰每晚沿着紫禁城的城墙散步，感受皇城气象与古都气派，“与逝去的上千年频繁接触”，街道上的车辆与人们的着装仍保持着古朴的风格，仿佛来自画中，让他产生如同置身文物世界的奇妙感。在饮食上，谢阁兰也充分领略到地方特色，一些新奇的食物，比如皮蛋、虾米、黄酒等，都让他大开眼界。

谢阁兰到访过很多北京的名胜古迹，其中便有大名鼎鼎的天坛，他笔下的天坛是这样的：“公园占地广阔，园中柏树森森，守护着一座宝塔，一大群的亭台、楼阁、小桥、石碑坊点缀其间，更有三层巨大的圆形大理石平台，大理石围栏，大理石地面，而那布满云彩的天空是平台硕大的穹顶。”虽然他也去过地坛、碧云寺、钟楼、鼓楼等，但更喜欢天坛的气派与神秘。

自7月29日开始，谢阁兰与朋友奥古斯都等人———奥古斯都也是他此行的法国朋友兼赞助者，用四天时间游历了十三陵和长城。一方面，继在南京参观过洪武帝陵墓后，谢阁兰在北京又看到永乐帝等人的陵墓，让他对明帝国的皇家陵墓文化有了更深的印象。另一方面，长城在谢阁兰笔下是“石头砌成的长蛇”，漫长的城墙在他眼里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尽管长城的北面在政治上属于中国，实际处境却是袒露于整个蒙古之下。当他身处这道分界线时，“目光在此跨过两个世界，两个种族”，不免生发出深切的历史忧患感。

8月9日，在旅居北京两个月后，谢阁兰与友人一行开启西下行程，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考察。在即将出城时，他发出感慨，“北京的旅居生活是那么幸福，明朗热烈，而又忙碌异常”。

在1909年的中国之行中，谢阁兰在深入认识地理的同时，也在不断探寻中国艺术。他搜集各种工艺品以及文物古玩等，且有一个志趣相投的同伴奥古斯都。谢阁兰感叹在北京能够寻觅到一切理想物品，“我还没在外省找到任何东西是我们两个人不能在北京心平气和地买到的”。

谢阁兰认为在中国实地收购物品的意义正是在于通过这一行动切身体验中国艺术：“说到底，这都是些找得到的美丽的东西。但在中国主要应该是找到无法估量的东西：就是永远地感受中国艺术。人们可以在法国收集到大量器物，可以在这上面变得很博学，但却矫揉造作，因为他们没有在这儿生活过。”

在汉口等地时，谢阁兰就给法国亲友邮寄过中国的绿茶和红茶，并介绍煮茶饮茶的方法。到了北京后，他甚至变成了购物狂，除了购置安家生活物品之外，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文物与书籍，如景泰蓝、玉器、花瓶等，甚至还收集一些稀奇古怪的物品，比如鸦片烟斗等。他还购买了《道德经》和唐诗集，在法国时他已读过法文译本的李白诗歌。谢阁兰在来中国前学习了一年汉语，并通过了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汉语考试，或许他对汉语还不够精通，但无疑中国文化的种子早就植于心间。在他看来，中国艺术品“无论是人或动物的面孔、动作、表情、肤色，他（它）们或摇摆，或滑稽丑怪，或丑或美，都非常真实，比人们所要相信的更逼真”。

谢阁兰与奥古斯都在北京刚刚会合时在中国艺术观念上存在差异，但在相处过程中，他以自己的兴趣爱好成功感染了这位朋友。他们一起实地考察寺庙、祭坛、名山、陵墓等，这些活动成为日后谢阁兰来华进行文化考古之旅的重要诱因。

名胜古迹是谢阁兰感知中国艺术的重要途径，他在见识到庙宇里五百罗汉塑像后，惊叹于它们形态各异，个个竟然都不同；从钟鼓楼到永定门，他见证了穿透城市两边的辉煌中轴线；在内城里，他仿佛触摸到北京的心脏，捕捉到朝代的更迭与历史的汇聚，认为城市的这一核心区是“蒙古城、中华城、满洲城流浪的中心”；在清西陵中，他怀揣着对“其威名比其统治更长”的雍正帝的敬畏与尊崇，穿越其栖息的道路……

在与奥古斯都的西行路途上，他们继续收集有趣的物品，如眼镜盒、小香料盒、烟斗、邮票、瓷器等。圣诞节时，他们在峨眉山白雪皑皑的两千米高的万门寺里，意外获得了一只乾隆年间的古典白瓷瓶，谢阁兰决定将其作为给玛沃娜的新年礼物。

谢阁兰在1909年中国之行中已经有意识地开展收集拓片，他甚至计划以拓片为基础写一篇论述汉字的论文，他认为这门中国艺术“既非绘画也非文学，完全不为欧洲所知”，值得深入研究，向西方世界推介。他尤其钟情于碑拓，成为他日后创作诗歌集《碑》的文化基础。在这部诗集中，他独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碑体诗”，即每首诗配以一枚碑形图案，文字题词的填充是对诗歌内容的诠释。并且，诗集封面上还题有“古今碑录”四个隶体字——也是中国古碑上的常用字体，提示这本诗集与“碑”文化的重要关联性。

如第17首《镜子》中的碑形图案内的三行文字是“人以铜为镜人以古为镜人以人为镜”，借用的是唐太宗治国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人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该诗以“镜子”为题，隐喻的正是文化上的镜像意义，比如诗句中书写历史的借鉴作用：“臣相自鉴于历史，明亮的宝瓶映出了一切：军队的进行、圣贤的话语、星宿的迷离。”以及人应该成为自身的镜像：“我没有饰带，没有佩珠，也没有待建的功勋。为了规范我的个人生活，我自视于平日的自己。”

1909年8月8日，在离开北京的前一日，谢阁兰回想起香港的经历，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将香港称为“最靠近中国和欧洲的地方”，这种距离观不能只从地理层面去理解，或许更应该从文化层面去理解，即香港的殖民地文化属性，使得其在中国与欧洲文化之间形成的特殊联结。因此，他决定将香港作为与妻子的重逢地。1910年2月，谢阁兰与妻儿在香港成功会面，这趟历时十个月的行程暂时告一段落，他的中国书简也圆满完成。在《谢阁兰中国书简》里，他集中书写了北京的建筑、民情、饮食、艺术等，以非虚构的书信体写作提供了辛亥革命前夕北京社会丰富而详细的状貌，奠定了他对北京以及中国的特殊情感，成为他日后两次再度来华的精神基础。

作者✎黄艳芬

【文章来源：《北京纪事》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