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高考我帮同学作弊，他考上北大我落榜，30年后他因贪腐被我抓

档案袋是牛皮纸做的，颜色旧得像被岁月反复揉搓过的老照片。

我用指节叩了叩它，发出沉闷的“笃笃”声。

档案室里很静，只有老式空调在头顶嗡嗡作响，吐着半死不活的冷气。

袋口用白色棉线缠了三圈，封条上，“机密”两个红字刺得我眼睛疼。

我叫陈实，市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这行干了二十年，形形色色的案子，见过太多。

可今天这个，不一样。

我慢慢解开棉线，动作慢得像电影里的慢镜头。

抽出来一沓厚厚的材料，第一页，一张两寸的免冠照片。

照片上的人穿着深蓝色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是那种你在电视新闻里常见到的，属于领导的，标准微笑。

照片下面，是打印的黑体字。

姓名：李卫东。

职务：清江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我的指尖停在那个名字上，像被烙铁烫了一下。

李卫东。

卫东。

我有多久没叫过这个名字了？三十年？还是三十一年？

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干棉花。

我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大口凉透了的浓茶。

茶叶末子顺着喉咙滑下去，又苦又涩，像砂纸一样磨着我的食道。

1977年，冬天。

整个北方的天空都像是被冻住的一块巨大的灰玻璃。

我们那个叫“红旗机械厂”的家属区，到处都是光秃秃的树杈和黑乎乎的煤堆。

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煤烟、铁锈和劣质机油混合的味道。

那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颗炸雷，把所有人都炸醒了。

厂里的广播站，每天都在循环播放这个新闻，喇叭里的女声慷慨激昂，好像我们即将奔赴的不是考场，而是解放全人类的战场。

所有人都疯了。

尘封在箱子底的中学课本被翻了出来，纸页泛黄，散发着樟脑丸和霉味。

家家户户的灯光，都比平时亮得更久。

我和李卫东，就是这股洪流里最不起眼的两粒沙子。

我们是邻居，也是最好的哥们儿。

我俩的父亲都是厂里的老工人，一个在车工车间，一个在钳工车间，每天一身油污地回来，唯一的娱乐就是喝二两劣质白干，骂几句车间主任。

他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

“考出去，一定要考出去！”我爸攥着酒杯，眼睛通红，“别像我，一辈子跟这堆破铜烂铁打交道！”

李卫东他爸说得更直接。

“卫东，你要是考不上，老子打断你的腿！”

我的成绩比李卫东好，尤其数理化，在厂子弟中学里，我次次都是前三。

李卫东脑子活，会来事儿，嘴巴甜，见谁都“叔叔阿姨”地叫，厂里的大人没一个不喜欢他。

但他就是坐不住，一看书就犯困。

模拟考，我能上重点线，他将将够得着大专的边儿。

“实子，”他蹲在我家门口，抽着一根“大前门”，烟雾缭绕里，他的脸看起来特别愁苦，“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完蛋了？”

我没说话，把手里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翻得哗哗响。

“我爸说了，我要是考不上，就让我顶他的职，进钳工车间。”他把烟头狠狠摁在地上，“我不想，我不想一辈子闻那股机油味儿。”

“那你就好好学啊。”我话说得轻巧。

“学不进去啊！”他猛地站起来，在我面前烦躁地踱步，“看见那些公式符号，我头就炸了！实子，你说，人跟人的脑子，怎么就不一样呢？”

考试前一个星期，他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厂区后面的废料堆。

那儿堆满了生锈的铁轨和报废的齿轮，是我们小时候的“秘密基地”。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用手帕包着。

“实子，这次……你得帮我。”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颤抖。

我看着他，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帮？”

他把手帕打开，里面是一块小小的橡皮。

“到时候，数学考试，选择题和填空题，你把答案写在纸上，揉成一小团，夹在这橡皮里，扔给我。”

“你疯了！”我失声叫了出来，“这是作弊！要被抓的！”

“嘘！”他一把捂住我的嘴，眼睛因为紧张而瞪得溜圆，“小点声！怕什么！咱俩的座位就隔着一条过道，我看了，那个位置是监考老师的死角！”

“不行！”我甩开他的手，“这太冒险了！被抓到，一辈子就毁了！”

“不冒险，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我这辈子毁了吗？！”他突然吼了起来，眼睛都红了。

“实子，你就当可怜可怜我。我家里成分不好，你知道的。这次高考，是我唯一的机会，唯一一次能把脑袋从泥里拔出来的机会！”

他攥住我的胳at膊，力气大得吓人。

“就这一次，行不行？算我求你了！以后我发达了，我忘不了你！我给你当牛做马！”

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看着他，这个从小跟我一起掏鸟窝、打弹珠、在厂区澡堂里比赛憋气的兄弟。

我看到了他眼里的绝望。

那是一种被命运逼到墙角，准备拼死一搏的绝望。

我沉默了。

风从废料堆的缝隙里灌进来，发出呜呜的声响，像鬼哭。

我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一边是父亲严厉的告诫：“做人要走正道。”

一边是兄弟声泪俱下的哀求。

“实子，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弟，对不对？”

他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砸碎了我心里最后一道防线。

我点了点头。

很轻，但很沉重。

高考那天，天阴得厉害。

我爸给我煮了两个鸡蛋，说：“吃了考一百分。”

我妈给我换上新做的棉衣，反复叮嘱：“别紧张，就当是平时测验。”

我看着他们充满期盼的脸，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考场设在市一中，一栋苏式风格的教学楼，墙皮斑驳。

考生们黑压压地挤在楼前，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紧张和渴望。

我和李卫东分在同一个考场。

就像他算计好的那样，我们的座位只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

他冲我挤了挤眼睛，那表情，一半是紧张，一半是孤注一掷的狠劲。

发卷子的铃声响起。

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第一场考语文，风平浪静。

第二场，数学。

我拿到卷子，迅速扫了一遍，心里有了底。

不难。

我埋头做题，速度很快。

但我不敢做得太快，我怕监考老师怀疑。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向李卫东。

他抓着笔，眉头紧锁，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卷子发下来快半小时了，他的答题卡上还是空空如也。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做完选择题和填空题，我反复检查了两遍。

然后，我撕下草稿纸的一角，很小的一块，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我把答案用铅笔写在上面，A、B、C、D，还有数字。

字写得又小又密，像一群挤在一起的蚂蚁。

我把纸条反复折叠，折成一个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方块。

然后，我拿起那块准备好的橡皮，用指甲在中间抠开一道缝，把纸条塞了进去。

一切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最难的一步来了。

怎么把橡皮扔过去。

我的手心全是汗，握着笔都在打滑。

监考老师一共有两个，一个在讲台前坐着，一个在教室里来回踱步。

我必须等到那个踱步的老师走到教室后面，背对我的时候，才能动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声音大到我以为整个考场的人都能听见。

机会来了。

踱步的老师走到了后排，正低头看一个学生的卷子。

讲台上的老师在喝水。

就是现在！

我假装笔掉在了地上，弯下腰去捡。

就在身体弯下去的一瞬间，我手腕一抖，那块藏着我们俩命运的橡皮，划出一道微不可察的抛物线，精准地落在了李卫东的脚边。

他也很机灵，同样假装捡东西，把橡皮捡了起来。

我直起身子，脸颊发烫，不敢看他，也不敢看老师。

我把头埋得很低，假装在攻克最后一道大题。

那道题的解题步骤，我写了满满一页，其实脑子里一片空白。

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时，我整个人都虚脱了。

走出考场，冬日的冷风一吹，我才发现，我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李卫东在校门口等我，他一把搂住我的肩膀，力气大得像是要把我揉进他身体里。

“好兄弟！一辈子的好兄弟！”

他的声音激动得发颤。

我笑不出来。

我只觉得，有什么东西，从今天起，不一样了。

等待放榜的日子，是种煎熬。

我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书，不敢出门，不敢见人。

我总觉得，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怀疑。

厂里的广播喇叭，成了我唯一的“线人”。

终于，有一天，喇叭里传来了那个激动的女声。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我厂子弟李卫东同志，在本次高考中，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

“轰”的一声，整个家属区都炸了。

鞭炮声从李卫东家门口响了起来，噼里啪啦，震耳欲聋。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他家，道喜的，祝贺的，羡慕的，嫉妒的。

李卫东家那扇破旧的木门，快要被挤破了。

我站在自家窗户后面，隔着蒙着水汽的玻璃，看着外面那片喧嚣。

李卫东被他爸高高地举了起来，像个得胜归来的将军。

他满脸通红，在人群里笑着，挥着手，意气风发。

他成了我们厂，我们那座小城，几十年来的第一个北大学生。

他是传奇。

几天后，我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

不，应该叫“未录取通知书”。

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写着我的分数。

三百一十五分。

离重点线，差了五分。

离普通本科线，差了两分。

我落榜了。

我爸看着那张成绩单，一句话没说，默默地走出去，蹲在院子里，抽了一晚上的烟。

烟头在黑暗里，忽明忽暗，像一只只绝望的眼睛。

我妈抱着我，哭了。

她说：“没事，实子，咱明年再考。”

我没哭。

我只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像是被掏走了一块。

李卫东来找过我一次。

穿着崭新的卡其布中山装，胸口别着一朵大红花。

他要走了，去北京。

他塞给我两包“中华”烟和一罐麦乳精。

“实子，别灰心，你底子好，明年肯定能考上。”他说。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因为兴奋而容光焕发的脸。

我张了张嘴，想问他，你的数学考了多少分。

但我没问出口。

我只是点了点头，说：“卫东，祝你前程似锦。”

“我们是兄弟！”他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转身，汇入了欢送他的人潮中。

我看着他的背影，高大，挺拔，充满了希望。

而我，被留在了原地。

留在了这片充斥着煤烟和铁锈味的土地上。

第二年，我又考了一次。

也许是心境乱了，也许是运气不好，成绩比第一次还差。

我彻底死了心。

听从我爸的安排，我去读了我们市的政法中专。

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国营工厂的保卫科。

每天的工作就是看大门，巡逻，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打架斗殴。

生活像一潭死水。

而李卫东的人生，则像一部一路高歌猛进的电影。

他在北大学了经济管理，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毕业后，直接被选调进了中央部委，成了最年轻的储备干部。

再后来，他下放到地方，从县长助理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官运亨通。

我们之间的差距，像天和地。

我们偶尔也会在过年的时候，在家乡的饭局上碰到。

他总是饭局的中心。

身边围满了阿谀奉承的人。

他会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

“老陈，现在在哪儿高就啊？哎呀，保卫科好，稳定！来，咱兄弟走一个！”

他的口气，像是在体恤一个落魄的远房亲戚。

我端起酒杯，和他碰一下，然后一饮而尽。

酒是辣的，心是凉的。

我很少说话，只是默默地吃菜。

听着他高谈阔论，说着那些我听不懂的宏观经济和政策导向。

他就像一颗太阳，光芒万丈。

而我，是角落里的一粒尘埃。

后来，我因为工作勤恳，为人正直，不贪不占，被调到了市纪委。

从一名普通的科员干起。

纪委的工作，枯燥，得罪人，还没什么油水。

很多人避之不及。

我却干得如鱼得水。

或许，我天生就适合干这个。

我骨子里，有一种对“规矩”近乎偏执的执着。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不该有灰色地带。

我办过大大小小几十个案子，有小到贪污几千块钱的村干部，也有大到受贿上百万的局长。

我见过人性的各种丑陋。

见过痛哭流涕的忏悔，也见过死不悔改的顽抗。

我的头发，就是在那一间间谈话室里，一根根变白的。

我再也没见过李卫东。

他已经调离了我们省，去了更发达的沿海城市。

他的名字，只偶尔出现在省报的头版上。

每一次，都伴随着某个重大项目的奠基，或者某项改革措施的出台。

他成了我们那代人里，走得最高，最远的人。

是家乡的骄傲。

直到今天。

他的照片，和一堆举报材料，一起出现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我关上办公室的门，拉上窗帘。

房间里很暗，只有台灯亮着一圈昏黄的光。

我点上一根烟，开始一页一页地看那些材料。

匿名举报信，银行流水，工程合同，会议纪要……

每一份材料，都像一把锋利的刀，在切割着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形象。

一个由权钱交易、利益输送、裙带关系构筑起来的黑色帝国，在我眼前，一点点浮现。

清江市近年来最大的市政工程，“清江之光”新城开发项目。

李卫东是总指挥。

他利用职权，将其中标价最高的几个地块，以极低的价格，批给了他小舅子开的房地产公司。

转手之间，就是十几亿的差价。

他还利用审批权，为一些不合规的企业大开绿灯，从中收取巨额的“咨询费”。

那些钱，通过七拐八绕的地下钱庄，流向了他远在海外的妻儿的账户。

证据链很完整，几乎无懈可击。

我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手在微微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

我想起了三十一年前，那个在废料堆旁，哭着求我帮他的少年。

他说，他不想一辈子闻机油味儿。

他做到了。

他如今呼吸的，是金钱和权力堆砌起来的，芬芳的空气。

可是，他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是北大的光环让他迷失了？还是官场的染缸把他染黑了？

或许，都不是。

或许，从他决定让我帮他作弊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已经埋下了一颗扭曲的种子。

当一个人可以为了“成功”，轻易地践踏规则和公平。

那么，当他手握更大的权力，面对更大的诱惑时，他又怎么可能守得住底线？

那场作弊，我帮他考上了北大。

却也可能，亲手把他推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个念头，像一条毒蛇，噬咬着我的心。

烟抽完了，一根接一根。

烟灰缸里，堆满了扭曲的烟头，像一堆残骸。

天亮了。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晨光刺眼。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我们主任的号码。

“主任，清江李卫东的案子，我请求回避。”

我的声音沙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陈实同志，你为什么要回避？”

“他……是我的发小。”

“正因为如此，这个案子才必须由你来办。”主任的声音不容置疑，“我信得过你的党性，也信得过你的原则。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你是我们纪委的一把尖刀。刀，是不能有感情的。”

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原地，很久，很久。

最终，我走回办公桌，拿起那份卷宗，在封面上签下了我的名字。

陈实。

一笔一画，力透纸背。

成立专案组，开会，分工。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

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没有情绪，没有杂念。

白天，我带着组员们四处奔波，找人谈话，调取证据。

晚上，我一个人待在办公室，对着一堆堆的材料，梳理线索，分析案情。

我瘦了，眼窝深陷，两鬓的白发更多了。

同事们都说，陈主任这次是拼了命了。

他们不知道，我不是在拼命。

我是在赎罪。

调查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艰难。

李卫东在清江经营多年，关系网盘根错节。

很多关键证人，要么突然“出差”，要么“生病住院”，要么干脆就说“不清楚，不知道”。

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

有一次，我半夜回家，发现家门被人用红油漆泼了一个大大的“死”字。

我妻子吓坏了，抱着我直哭。

我安慰她没事，转头就把她和孩子送到了我乡下的岳父母家。

还有人通过老家的关系，辗转找到我爸。

提着一箱子现金，说只要我“高抬贵手”，价钱好商量。

我爸直接把人打了出去。

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吼。

“实子！你给老子记住了！咱家穷，但咱不脏！谁要是敢拿钱砸你，你先把他砸了！”

我握着电话，眼泪差点掉下来。

那段时间，我几乎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我把自己关在一个茧里。

那个茧，叫“案子”。

我不敢去想李卫东。

我怕一想，我这把“刀”就不快了。

但是，他的影子，无处不在。

在证人闪烁其词的描述里，在银行流水冰冷的数字里，在工程合同虚假的条款里。

我看到的，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北大才子，那个家乡的骄傲。

而是一个被贪欲吞噬了灵魂的，陌生的怪物。

突破口，来自李卫东的小舅子，那个靠着姐夫的权势，一夜暴富的房地产老板。

他被我们控制后，一开始还很嚣张。

“你们知道我姐夫是谁吗？你们动我，想过后果吗？”

我没跟他废话。

我让人把我们掌握的，关于他公司偷税漏税、行贿官员的证据，一样一样地摆在他面前。

他的脸色，一点点变白。

最后，我只说了一句话。

“你的事，是你自己的事。李卫东的事，是李卫东的事。你是想自己扛，还是想让他跟你一起扛？”

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他交代了所有他知道的，关于李卫东利用职权为他谋利的事实。

有了他的口供，再加上我们外围调查掌握的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收网的时候到了。

那天，也是一个冬天。

和三十一年前的那个冬天一样，冷。

我们省纪委和清江市纪委组成了联合行动组。

我带队。

车子静静地停在清江市委大楼的地下车库。

我们坐在车里，没有人说话，气氛压抑得像要凝固。

行动时间，是下午三点。

李卫东这个时间，应该在主持一个全市的经济工作会议。

我看着手表，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像在敲击我的心脏。

两点五十九分。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车门。

“行动。”

我们一行人，穿着便装，走进市委大楼。

门口的保安认识我，知道我是省纪委的，没敢拦。

我们直接上了九楼，常务副市长的办公区。

走廊里很安静。

李卫东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

门是双开的，红木的，厚重，威严。

门口挂着牌子：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办公室。

我站在门口，竟有些恍惚。

仿佛看到了三十一年前，那个穿着新棉衣，胸戴大红花的少年。

他一路奔跑，跑进了这扇门。

而我，花了三十一年，也走到了这扇门前。

却是来亲手把他带走。

命运，真是个爱开玩笑的混蛋。

我推开门。

办公室很大，装修得堪比五星级酒店。

巨大的红木办公桌，背后是一整面墙的书柜，里面摆满了精装的书和各种奖杯。

李卫东正坐在办公桌后，低头批阅文件。

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依然梳得一丝不苟，只是鬓角也有些许花白。

听到开门声，他抬起头。

当他看到我时，他脸上的表情，凝固了。

那是一种混杂着震惊、错愕、不解，还有一丝恐惧的复杂表情。

他扶了扶眼镜，似乎想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陈……实？”

他叫出了我的名字。

声音干涩，陌生。

我走到他办公桌前，从怀里掏出那份盖着省纪委公章的文件。

“李卫东同志，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经省委批准，省纪委决定对你采取‘双规’措施，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的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没有一丝波澜。

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

他靠在宽大的老板椅上，身体微微发抖。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

“是你？……竟然是你？”

他喃喃自语。

办公室里的其他工作人员，都吓傻了，呆立在原地。

我的两名同事走上前，一左一右，站在李卫东身边。

“李市长，请吧。”

李卫东没有动。

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睛里慢慢涌上一股怨毒。

“陈实，你够狠！”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是不是早就盼着这一天了？看着我倒霉，你心里很痛快，是吗？！”

“你觉得我毁了你的人生，所以你就要来毁了我，对不对？！”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变得尖利，歇斯底里。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我只是看着他，平静地说：“李卫东，你首先是一名党员干部，然后才是其他。你走到今天这一步，与任何人无关，只与你自己的选择有关。”

“我的选择？”他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凄厉，“我有的选吗？我他妈的有的选吗？！”

“如果不是你，我连北大的门都进不去！如果我不往上爬，我就会被别人踩在脚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成王败寇！”

“你懂什么？你一个在纪委看材料的小科员，你懂个屁！”

他指着我的鼻子骂。

我依然面无表情。

“带走。”

我下了命令。

我的同事架起他的胳膊，把他从椅子上拖了起来。

他挣扎着，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

“陈实！你忘恩负义！我当年当你是兄弟！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他的吼声，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荡。

我转过身，不去看他。

我怕我再看一眼，我这把“刀”，会卷刃。

审讯室，是纪委办案点的标配。

墙壁上包着厚厚的软包，防止嫌疑人自残。

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头顶一盏大灯，把整个房间照得没有一丝阴影。

我和李卫东，相对而坐。

隔着一张桌子，隔着三十一年的时光。

他穿着一身灰色的囚服，头发被剃成了板寸，戴着手铐。

曾经的意气风发，荡然无存。

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

审讯已经进行了两天。

对于那些经济问题，他一开始还百般抵赖。

但在我们出示了确凿的证据，尤其是他小舅子的口供录像后，他放弃了抵抗。

他交代了。

交代得像在背一篇与自己无关的课文。

麻木，平静。

但是，我知道，这还不够。

一个案子的结束，不仅仅是查清经济问题，追缴赃款。

更重要的，是搞清楚，一个人，一个曾经优秀的党员干部，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腐化堕落的。

这是对组织的交代，也是对我自己的交代。

“我们聊聊吧。”我开口，打破了沉默。

他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从1977年开始聊。”

我说。

听到“1977”这个年份，他的身体，明显地颤抖了一下。

他把头埋得更低了。

“没什么好聊的。”他的声音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有。”我盯着他，“我想知道，你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有没有过一丝愧疚？”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

“愧疚？我为什么要愧疚？！”

“那是我拿命换来的机会！你知道当时我们家什么情况吗？我爸因为那点破事，在厂里一辈子抬不起头！我要是考不出去，我们全家都得被人踩在泥里！”

“我没有退路！”

他的情绪又开始激动起来。

“所以，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利用我？”我问。

“利用？”他冷笑一声，“陈实，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我们是兄弟！兄弟之间，帮个忙，不是应该的吗？”

“应该？”我重复着这个词，觉得无比讽刺，“那我落榜的时候，你除了那两包烟和一罐麦乳精，还为我做过什么？”

“我……”他语塞了。

“你没有。你去了北京，你进了北大，你有了更广阔的天地，有了更重要的朋友。我，陈实，连同我们那个破厂，那段不光彩的过去，都成了你急于甩掉的包袱。”

“我没有！”他辩解道，但声音很虚弱。

“你有。”我一字一句地说，“李卫东，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贪婪，是自私。”

“从你决定作弊的那一刻起，你就只想着你自己。你用我们的‘兄弟情’来绑架我，让我为你冒险。你成功了，你把我甩在身后，没有一丝留恋。”

“后来，你当了官，手握权力。你依然只想着你自己。你想让你的家人过得更好，你想让你自己爬得更高。所以，你再一次践踏规则，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当成你满足私欲的工具。”

“你从来没有变过，李卫东。三十一年前的你，和今天的你，本质上，是同一个人。”

我的话，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在他的心上。

他脸上的肌肉扭曲着，抽搐着。

他想反驳，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后，他那张曾经在无数个主席台上挥洒自如的嘴，发出了野兽般的呜咽。

他哭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在我的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他趴在桌子上，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压抑了三十多年的秘密，和积攒了半辈子的贪婪、恐惧、侥幸，在这一刻，随着他的眼泪，一起决堤。

我静静地看着他。

心里没有快感，也没有怜悯。

只有一片巨大的，空旷的悲哀。

我站起身，走出了审讯室。

门在我身后关上，隔绝了他的哭声。

走廊里很长，很安静。

我走到窗边，推开窗。

一股冷冽的空气涌了进来。

我看到了天。

灰蒙蒙的，和三十一年前，那个决定我们命运的冬天，一模一样。

案子办完了。

李卫东被移交司法机关，数罪并罚，判了无期徒刑。

他贪污受贿的赃款，全部被追回。

清江市的官场，也经历了一场大地震。

我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生活好像又恢复了平静。

只是，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多了一丝敬畏，也多了一丝疏远。

他们说，陈主任这把刀，太快了，连发小都下得去手。

我没有解释。

有些事，是无法解释的。

一年后，我收到一封信。

是从监狱里寄来的，李卫东的信。

信纸是那种很粗糙的，带着横格。

他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的笔迹。

没有了当年的龙飞凤舞。

信很短。

他说，他在里面，想了很多。

他说，我对他的那番话，让他彻夜难眠。

他说，他错了。

错的不是后来贪了多少钱，收了多少礼。

而是从1977年的那个夏天开始，他就走错了第一步。

他说，那张数学卷子，他考了一百一十分。

如果没有我给他的那三十多分，他连大专线都上不了。

信的最后，他写道：

“陈实，对不起。如果有来生，我希望能堂堂正正地和你做一次兄弟。”

我看着那封信，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它点燃，扔进了烟灰缸。

火苗升起，把那些字迹，一点点吞噬。

最后，只剩下一撮灰烬。

我推开办公室的窗户。

外面，阳光正好。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和李卫东还是孩子的时候。

我们躺在厂区大草坪上，看着天上的白云。

我问他，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他说，他想当个科学家，造一艘能飞到月亮上去的飞船。

我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站得高，看得远。

那天下午的风，很暖。

吹得我们俩都睡着了。

我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仿佛要把积压在胸口三十多年的浊气，全部吐出来。

一切都结束了。

我的人生，和他的人生，像两条相交后又迅速分开的直线。

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再次交汇。

然后，尘归尘，土归土。

我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把里面的残茶和灰烬，一起倒进了窗外的花盆里。

也许，明年春天，那里会开出新的花来。

也许，不会。

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