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高考，我把名额让给女友，30年后她成富婆，却翻脸不认人

我叫林卫东，一个快六十岁的退休老钳工。

名字里带个“卫东”，一听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

我的人生，就像我那双布满老茧和铁屑划痕的手，粗糙，简单，一眼就能望到头。

每天的生活，无非是清晨去公园遛个弯，跟一群老头子下下棋，吹吹牛，然后回家给我那个三十岁还没结婚的儿子林涛做饭。

日子过得像那台用了二十年的旧收音机，总在固定的时间，发出些沙沙的声响，不烦人，也没什么惊喜。

直到那天，林涛扭扭捏捏地跟我说，他谈了个女朋友，准备结婚了。

我一口茶差点喷出来。

“真的？”

“真的。”他挠着头，脸有点红，“爸，她……她家要求，婚房必须有，不然她妈不同意。”

我的心咯噔一下。

婚房。

就这两个字，像两座大山，瞬间压在了我这副老骨头上。

我在钢厂干了一辈子，攒下的那点钱，加上我老婆走前留下的，满打满算，也就够在这老城区付个小两居的首付。

可人家姑娘是城里独生女，父母都是体面人，能看上我们这老破小？

林涛看我脸色不对，赶紧说：“爸，你别愁，我自己想办法，我再多打几份工……”

我摆摆手，打断了他。

看着儿子眼里的血丝和藏不住的疲惫，我的心就像被钳子狠狠夹了一下。

他已经够累了。白天在设计院画图，晚上还去开网约车，一个大小伙子，瘦得像根竹竿。

我还能让他再怎么拼？拿命去拼吗？

“钱的事，你别管了。”我说，声音干得像被砂纸磨过，“我想想办法。”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被窗外路灯映出的斑驳光影，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缸很快就满了。

烟雾缭绕中，一张尘封了三十年的脸，毫无征兆地，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方茴。

我的心，又被那把无形的钳子，死死夹住了。

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一九七七年。

那是个冰雪初融，万物复苏的年份。

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恢复了。

消息像一颗惊雷，在我们那座灰扑扑的工业小城里炸开，所有年轻人的眼睛里，都重新燃起了光。

那年我二十岁，是红星钢厂公认的才子。数理化，我门门拔尖。厂里的老师傅们都说，卫东这脑子，不去上大学，屈才了。

我自己也憋着一股劲。

我要考出去，我要去北京，去看看天安门，去看看真正的大学是什么样子。

而我这股劲里，还掺杂着一个更具体的念头。

方茴。

她是我女朋友，在纺织厂当挡车工。

她长得不像那个年代流行的浓眉大眼，而是清秀，干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眼睛像含着一汪水。

我们是在厂里组织的学习班上认识的。我帮她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她回我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子，里面盛满了她自己泡的菊花茶。

一来二去，就好了。

那会儿的恋爱，纯粹得像蒸馏水。

我们最大的奢侈，就是在发工资那天，去国营饭店吃一碗两毛钱的阳春面，一人一半。

我们最浪漫的事，就是下班后，我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载着她，沿着护城河的土路，一圈一圈地骑。

风吹起她的长发，轻轻拂过我的后背，痒痒的，麻麻的，一直钻到心里去。

她会把头轻轻靠在我的背上，小声说：“卫东，你说我们以后能一直这样吗？”

我说：“当然能。等我考上大学，我就把你接过去。我们在北京安家，到时候，天天带你吃烤鸭。”

她就在我背后咯咯地笑，笑声像一串银铃。

为了这个“烤鸭之约”，我们俩都拼了命。

白天上班，晚上我就去她那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的小屋，点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给她补课。

我的底子好，学起来事半功倍。她稍微弱一些，但特别刻苦，笔记做得密密麻麻。

那段日子，苦，但是甜。

空气里都是墨水味、汗味，还有未来的香味。

模拟考，我次次都是厂区第一。方茴也很争气，稳稳能过录取线。

我们都以为，未来就像我们规划好的那样，笔直，光明。

直到政审那天。

方茴哭着来找我。

她眼睛肿得像桃子，手里的手帕都湿透了。

“卫东，我……我可能去不了了。”

我心里一紧，“怎么了？”

“我爸……我爸的历史问题，你知道的。审查的老师说，我这种情况，就算考上了，也过不了政oversight。”

她口中的“历史问题”，是那个年代很多人身上的一道疤。她父亲年轻时被错划成了右派，虽然早就平反了，但档案里的那几页纸，就像一块洗不掉的污渍。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怎么会这样？不是说已经平反了吗？”

“可他们说，这是原则问题。”她说着，眼泪又决了堤，“卫东，我怎么办啊……我不想一辈子待在纺织厂，我不想一辈子闻棉絮味儿……”

她哭得浑身发抖，像一片风中的落叶。

我心疼得无以复加，只能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一遍遍地说：“别怕，有我呢，别怕。”

可我能有什么办法？

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命运在“原则”面前，轻如鸿毛。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河边，谁也没说话。

河水在月光下泛着粼粼的波光，就像她眼里的泪光。

沉默了很久，她突然抬起头，眼睛里闪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绝望的光。

“卫东，”她声音沙哑，“要不……要不你把你的名额给我吧。”

我愣住了。

“什么？”

“我们……我们换一下。”她抓着我的胳膊，指甲都快嵌进了我的肉里，“你用我的身份去考，反正你肯定能考上。我用你的身份去考……你的家庭成分那么好，三代贫农，根正苗红，政审肯定没问题。”

我看着她，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换身份考试？

这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被发现了，我们俩这辈子都得完蛋。

“这……这太冒险了。”

“可是不冒险，我就完蛋了！”她几乎是在嘶吼，“卫含东，我求求你了！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我不想放弃！”

她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有祈求，有疯狂，还有一种让我无法抗拒的脆弱。

“卫东，你那么爱我，你一定会帮我的，对不对？”

“你那么聪明，就算晚几年，下次再考，也一定能考上。可我……我这次不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忘了我们说好的吗？去北京，吃烤鸭……只要我去了，我站稳了脚跟，我就马上想办法把你接过去！我们还跟原来计划的一样！”

她的话，一句句，像锤子一样砸在我的心上。

我看着她泪流满面的脸，想起了我们在河边许下的誓言，想起了她靠在我背后的温度，想起了她为我泡的那杯菊花茶。

爱情，在二十岁的年纪，是一种可以覆盖一切的信仰。

我脑子一热，脱口而出：“好。”

“我换。”

说出这两个字，我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而她，却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抱着我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卫含东，你真好……你真好……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我发誓！”

我抱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一半是为爱牺牲的壮烈，一半是对未来的茫然。

我当时天真地以为，这只是一次暂时的策略。我们之间的爱，足以抵御任何风浪。我为她让出一步，她将来会牵着我走完剩下的一万步。

我不知道，有些路，一旦让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接下来的事，现在想来，都像一场荒诞的梦。

我们找到了一个在招考办工作的远房亲戚，塞了两条“大生产”香烟和一瓶西凤酒，又编造了一个“信息填错”的理由，战战兢兢地把我们的报名表给对调了。

那个年代，管理还没那么严格，到处都是漏洞。

事情，就这么成了。

考试那天，我拿着印着“方茴”名字的准考证，她拿着印着“林卫东”的准考证，走进了不同的考场。

我心里空落落的。

答题的时候，我刻意控制着分数，不敢考得太好，怕跟“方茴”平时的水平差距太大，引起怀疑。但也不能太差，要保证能过线。

那种感觉，就像一个武林高手，被绑住了手脚，只能使出三成功力。

憋屈，又无奈。

而方茴，在另一个考场里，用我的名字，答着我教过她无数遍的题。

成绩出来那天，整个钢厂都轰动了。

“林卫东”——也就是方茴，以全市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被北京那所全国顶尖的大学录取。

而“方茴”——也就是我，则以一个不好不坏的分数，上了一所省内的普通师专。

厂领导亲自给我，哦不，是给“林卫东”戴上了大红花，敲锣打鼓地送到火车站。

我就混在送行的人群里，看着站台上的她。

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胸前的大红花鲜艳夺目。她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眼睛里闪着从未有过的光彩。

她成了所有人的焦点，是那个“鲤鱼跳龙门”的幸运儿。

我们的目光在人群中短暂交汇。

她对我做了一个口型。

“等我。”

我点点头，心里酸涩得厉害。

火车开动了，带走了她，也带走了我的整个世界。

我没有去那所师专报到。

我把录取通知书撕了，扔进了钢厂的炼钢炉里。

那熊熊的火焰，吞噬了纸张，也仿佛吞噬了我的未来。

我不想用她的名字，去过一个不属于我的人生。

我的骄傲，不允许。

从那天起，我重新做回了林卫东，一个普普通通的钳工。

而方茴，顶着我的名字，我的成绩，我的荣耀，去了北京。

最初的日子，全靠她的信撑着。

她的信写得很勤，一周一封。

信里，她会跟我描述大学校园有多大，图书馆有多少书，她的老师是多么有名的教授。

她说，北京的风沙很大，但天很蓝。

她说，学校食堂的饭菜不好吃，她总是想起我们一起吃的那碗阳春面。

她说，她很想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我。

信的结尾，永远是那句：“卫东，等着我，我一定会把你接过来的。”

我把她的每一封信都当成圣经，翻来覆去地看，直到纸张都起了毛边。

厂里的工友们都笑我傻，说人家女大学生，到了大城市，见了世面，怎么可能还看得上你一个穷工人。

我不信。

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我相信她的誓言。

我拼命地干活，加班加点，把每个月省下来的钱，一分不差地寄给她。

我说，你在北京，别苦了自己，该买什么就买什么。

她说，卫东，你真好。

第二年，信开始变少了。

从一周一封，变成半个月一封，再到一个多月一封。

信的内容也变了。

她不再说想我，不再提阳春面和护城河。

她开始说起班上的一个男同学，是北京本地人，父亲是干部，对她很好。

她说起他们一起去参加学术研讨会，一起去颐和园划船。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我给她写信，问她是不是变心了。

她回信说，卫东，你不要多想，我们只是普通同学。你不要那么敏感，我们现在是两个世界的人，思想上要有差距的。

两个世界的人。

这六个字，像一把冰刀，插进了我的心脏。

是啊，她是天之骄子，前途无量。

而我，只是一个满身油污的工人，每天对着冰冷的机器，重复着枯燥的动作。

我们的世界，从她坐上那趟火车开始，就已经分开了。

最后一封信，是在她毕业那年寄来的。

信里夹着三百块钱。

在八十年代初，这是一笔巨款。

信很短。

“卫东，对不起。我们结束吧。这三百块钱，算是我还你的。以后，不要再联系了。祝你幸福。”

落款，没有署名。

但那熟悉的字迹，我化成灰都认得。

我拿着那封信和那三百块钱，在车间里站了一夜。

高炉里火光冲天，映得我的脸忽明忽暗。

我没有哭。

只是觉得，心里有个地方，塌了。

我把那三百块钱，一张一张地，扔进了炼钢炉。

我不要她的施舍。

我林卫东，就算穷，就算一无所有，还有一身骨气。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主动打听过她的消息。

我把所有关于她的记忆，连同那些信件，都锁进了一个铁皮盒子里，扔到了床底下。

我开始像个真正的工人一样生活。

上班，下班，喝酒，打牌。

我学着跟工友们说粗话，学着对生活认命。

几年后，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林涛的妈妈。

她也是厂里的工人，一个很朴实，很善良的女人。她不漂亮，也没什么文化，但她会心疼我，会在我喝醉的时候，给我端来一碗热腾腾的解酒汤。

我们结婚了，生了林涛。

日子过得平淡，但安稳。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这样过去了。

方茴这个名字，连同那个荒唐的过去，会永远烂在我的心里。

直到我老婆生病去世，直到林涛要结婚买房，直到钱，这把最锋利的刀，把我的生活划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我才发现，有些事，不是你想忘，就能忘的。

那个晚上，我从床底下，拖出了那个落满灰尘的铁皮盒子。

打开它，一股陈腐的气息扑面而来。

里面是那些已经泛黄的信件，还有一张我们俩唯一的合影。

照片上，二十岁的我，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笑得一脸灿烂。二十岁的她，扎着两个辫子，依偎在我身边，笑得一脸甜蜜。

郎才女貌，天生一对。

谁能想到，后来会是那样的结局。

我看着照片，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拿起了电话，拨通了老工友张建国的号码。

张建国是我在钢厂最好的哥们儿，现在退休了，在市里开了个小卖部，消息最是灵通。

“喂，老张，我，卫东。”

“哟，稀客啊。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跟你打听个人。”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你还记不记得……方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方茴？哪个方茴？哦……想起来了，当年跟你处对象的那个，后来考上大学的那个？”

“对，就是她。”

“哎哟，那都猴年马月的事了。怎么突然问起她了？你小子，不会是旧情难忘吧？”张建国在那头打趣。

我没心情跟他开玩笑。

“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在哪？过得怎么样？”

“这我哪知道去。人家是凤凰，飞出去就没影了。不过……”张建国顿了顿，“前两年我好像在电视上看过一个跟她同名同姓的，是个大老板，做房地产的，叫什么……‘远方集团’，对，远方集团的董事长。不知道是不是她。”

远方集团。

方，茴。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她长什么样？”

“那哪看得清啊，就一个镜头。不过听口音，倒有点像我们这边的。怎么了，卫东，你找她有事？”

“没事，就随便问问。”

我挂了电话，立刻让林涛用电脑帮我查“远方集团董事长方茴”。

搜索结果跳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呼吸都停滞了。

屏幕上是一张财经杂志的封面。

一个穿着精致套装，戴着珍珠项链，头发盘得一丝不苟的中年女人，正端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脸上带着从容而疏离的微笑。

虽然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眼角有了细纹，但那眉眼，那轮廓，那浅浅的酒窝……

是她。

就是她。

杂志的标题是：《从纺织女工到地产女王，方茴的传奇人生》。

我让林涛把那篇专访念给我听。

文章里，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甘平庸，勇于拼搏的独立女性。

她说她出身贫寒，但从小就立志要改变命运。

她说她顶着家庭的压力，刻苦学习，终于在一九七七年，抓住了高考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一举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她说，大学毕业后，她放弃了分配的“铁饭碗”，南下深圳，从底层做起，一步步打拼，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整篇文章，洋洋洒洒几千字，写尽了她的艰辛、她的智慧、她的远见。

唯独，没有一个字，提到“林卫东”。

没有那个在煤油灯下给她补课的青年。

没有那个把唯一的希望拱手相让的傻瓜。

没有那个在炼钢炉前，看着她的信，心碎成渣的工人。

我的名字，我的人生，我的牺牲，就像一颗石子投入大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她的人生传奇里，我只是一个被抹去的，无足轻重的背景板。

林涛念完，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爸，这个人……你认识？”

我没有回答。

我只是死死地盯着屏幕上那张雍容华贵的脸，浑身的血液，一点一点地冷下去，又一点一点地沸腾起来。

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我安于我的平凡，我认了我的命。

我以为，我们只是两个世界的人，缘分尽了，一别两宽。

我从没想过，我的平凡，是建立在她的谎言之上。

她的传奇，是踩着我的尸骨写成的。

一股从未有过的屈辱和愤怒，像岩浆一样，在我胸中翻滚。

凭什么？

凭什么她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本该属于我的一切，名誉，地位，财富……而我，却要为了给儿子凑一个婚房的首付，愁白了头？

我不是圣人。

我也有私心，我也有不甘。

尤其是当这份不甘，和我儿子的未来搅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念头，疯狂地冒了出来。

我要去找她。

我不是去要饭，也不是去乞讨。

我只是想去问一句。

方茴，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

你还记不得不，你欠我一个人生？

去深圳的决定，我没有告诉林涛。

我只是跟他说，我去找个老战友借点钱，过几天就回来。

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揣在内衣的口袋里，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车厢里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香烟的味道。

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一夜无眠。

到了深圳，我被这个城市的繁华给震住了。

高耸入云的大楼，像一根根插进天空的筷子。川流不息的马路，像一条条钢铁的河流。

我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夹克，背着一个帆布包，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像一个从过去穿越而来的幽灵，与这个光鲜亮丽的世界格格不入。

我按照网上查到的地址，找到了远方集团的总部。

那是一栋气派非凡的玻璃幕墙大厦，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

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大堂里铺着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冷气开得足足的，穿着职业套装的男男女女们，个个步履匆匆，目不斜视。

我走到前台，一个化着精致妆容的年轻女孩抬起头，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了我一下。

“先生，请问您有什么事？”她的语气，客气，但疏离。

“我……我找你们方董。”我有些紧张，手心都在冒汗。

“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

“那不好意思，没有预约，方董是不能见的。”她说完，就低下了头，不再理我。

我碰了一鼻子灰，只能退到大堂的角落里。

我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心里一阵阵发酸。

曾几何"时，我也曾是天之骄子，我也曾梦想着出入这样的地方。

可现在，我连见她一面的资格都没有。

我在大堂里等了一天。

从早上等到晚上，腿都站麻了。

前台的女孩换了几个班，看我的眼神，从审视，变成了警惕，最后是鄙夷。

我知道，他们把我当成来打秋风的穷亲戚了。

晚上，大厦要关门了，保安过来赶我。

“老先生，下班了，您该回去了。”

“我……我等个人。”

“等谁明天再来吧。”保安的语气很不耐烦。

我没办法，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

我在大厦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

第二天，我继续去等。

第三天，也是。

我就像一尊望夫石，固执地守在大厦门口。

终于，在第四天下午，我等到了她。

一辆黑色的宾利轿车，缓缓停在大厦门口。

司机拉开车门，一个穿着香槟色连衣裙，披着羊绒披肩的女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还是那张脸。

只是比照片上更真实，也更冷漠。

她的目光扫过门口，没有在任何人身上停留，径直朝大门走来。

我脑子一热，冲了上去。

“方茴！”

我喊出了这个在我心里埋藏了三十年的名字。

她的脚步顿了一下。

她身边的保镖立刻警惕地挡在了我面前。

“你是什么人？”

我没有理会保镖，只是死死地盯着她。

她转过头，皱着眉头，看向我。

她的目光，在我这张苍老而布满风霜的脸上停留了几秒钟。

那是一种看陌生人的目光。

疑惑，不解，还有一丝被打扰的不悦。

没有丝毫的波澜。

“您是？”她开口了，声音清冷，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审问。

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

她不认识我了。

或者说，她假装不认识我了。

“我是林卫东。”我一字一句地说，“红星钢厂的，林卫东。”

我特意加重了“红星钢厂”四个字。

那是我们开始的地方。

我以为，这几个字，能唤醒她的一点点记忆。

然而，她的脸上，依旧是那种礼貌而疏离的表情。

“林卫东？”她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像是在品尝一道陌生的菜，“不好意思，我不认识。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我简直想笑。

三十年的日日夜夜，这张脸，这个名字，就像烙铁一样烙在我的心上，我怎么可能认错？

“方茴，你再好好看看我！”我有些激动，想上前一步，却被保镖死死拦住。

“一九七七年，高考，护城河边……你都忘了吗？”

我把这些关键词一个个地抛出来，像是在往一潭死水里扔石头。

我希望能激起一点涟漪。

听到“一九七七年，高考”这几个字，她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细微的变化。

那是一闪而过的慌乱。

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我捕捉到了。

她认识我！

她只是不想认！

“先生，”她的声音陡然冷了下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如果你再这样胡搅蛮缠，我就要叫保安了。”

说完，她转身就要走。

我彻底急了。

我不能让她就这么走了。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让她羞辱的。

“方茴！”我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你可以不认我林卫东，但你不能不认‘林卫东’这个名字！你顶着我的名字上了大学，你拿着我的成绩改变了命运！你现在的一切，都是偷来的！你有什么资格不认账！”

我的声音，在大堂里回荡。

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朝我们这边看来。

方茴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她猛地转过身，死死地瞪着我。

那眼神，不再是疏离，而是淬了毒的冰。

有愤怒，有怨恨，还有一丝被戳穿秘密的恐惧。

“把他给我赶出去！”她对保镖厉声说道。

两个高大的保镖立刻架住我的胳膊，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把我往外拖。

我拼命挣扎。

“方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我当年是瞎了眼才会把名额让给你！”

“你会有报应的！你一定会有报应的！”

我的咒骂，引来了更多人的围观。

方茴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她快步走到我面前，压低了声音，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音量，一字一句地说道：

“林卫东，我警告你。过去的事，早就过去了。你还想拿三十年前的事来要挟我？你做梦！”

“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拿着钱，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她从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人民币，甩在我的脸上。

“这里是两万块。够你这种人活一阵子了。”

红色的钞票，像雪片一样，散落在我脚下。

带着一股浓浓的羞辱味道。

“第二，”她凑到我耳边，声音阴冷得像蛇，“如果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非要嚷嚷出去，那我保证，你和你儿子，都不会有好下场。别忘了，这里是深圳，不是你那个穷山沟。我想让一个人消失，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说完，她直起身，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冷冷地瞥了我一眼，转身，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电梯。

我被保镖扔在了大厦门口的水泥地上。

膝盖磕破了，火辣辣地疼。

但再疼，也比不上心里的疼。

我看着散落一地的钞票，和周围人指指点点的目光，只觉得天旋地转。

我像一个小丑，上演了一场自取其辱的闹剧。

我以为，我去找她，就算没有旧情，也该有一份愧疚。

我以为，她就算再无情，也会念及当年的恩情，给我一条活路。

我没想到，等待我的，是彻底的否认，是赤裸裸的威胁，是把我的尊严踩在脚下，再狠狠碾碎。

原来，三十年的时间，真的可以把一个人的心，磨成一块又冷又硬的石头。

不，石头都比她的心热。

我从地上爬起来，没有去捡那些钱。

我拍了拍身上的土，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这个让我感到窒息的地方。

回程的火车上，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只是看着窗外，看着那些熟悉的、贫瘠的土地，心里一片荒芜。

我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我不仅没要到钱，还把自己的最后一点尊严，也丢在了那片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

回到家，林涛看到我腿上的伤，吓了一跳。

“爸，你这是怎么了？摔了吗？”

“没事，”我摆摆手，“路上不小心磕了一下。”

“钱……借到了吗？”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看着他充满期盼的眼睛，心里像刀割一样。

我该怎么跟他说？

说你爸年轻时是个傻子，为了一个女人，毁了自己一辈子？

说那个女人现在成了大富婆，却翻脸不认人，还把你爸当成垃圾一样赶了出来？

我不能。

我不能让我的儿子，看到我如此狼狈不堪的一面。

我不能让这份屈辱，延续到他身上。

“没有。”我摇了摇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你那个叔叔，也困难，没借到。”

林涛眼里的光，瞬间暗了下去。

但他很快又强打起精神，拍了拍我的肩膀。

“爸，没事。钱的事，我再想办法。你别操心了，好好养伤。”

看着他故作坚强的样子，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这是我从深圳回来后，流的第一滴泪。

不是为我自己，是为我的儿子。

我这一生，已经够失败了。

我不能再让他因为我，受委屈。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我联系了中介，把我们现在住的这套老房子，挂了出去。

这是我跟林涛他妈结婚的婚房，是林涛从小长大的地方，这里有我们一家三口所有的回忆。

中介说，房子虽然老，但地段好，又是学区房，能卖个不错的价钱。

足够林涛付一套新房的全款了。

林涛知道后，坚决不同意。

“爸！这房子不能卖！这是你跟妈的念想，是我家！卖了你住哪？”

“我租个小点的房子就行了。”我说，“你结婚是大事，不能再拖了。你妈在天有灵，也希望看到你早点成家立业。”

“不行！绝对不行！”林涛红着眼睛，“我就是不结婚，也不能卖这个房子！”

“混账！”我一巴掌扇在他脸上，“这是我这辈子，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了！你是不是想让你爸死不瞑目！”

我们父子俩，第一次吵得这么凶。

最后，他哭着跑了出去。

我知道他心里难受，我心里又何尝好受。

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方茴那条路，已经断了。

我能依靠的，只有我自己。

我能给儿子的，也只有这个家了。

房子很快就卖了出去。

签合同那天，我手都在抖。

拿到那笔钱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喜悦，只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

我把钱全部转给了林涛。

“去吧，去买你们喜欢的房子，风风光光地把媳妇娶回来。”

林涛抱着我，一个三十岁的大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搬家那天，我一个人，默默地收拾着屋子里的东西。

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一段记忆。

那张吱呀作响的饭桌，林涛小时候总喜欢在上面刻刻画画。

那个掉了瓷的搪瓷脸盆，是我老婆当年陪嫁过来的。

还有床底下那个铁皮盒子。

我把它拿了出来，打开。

里面的信，照片，依旧静静地躺在那里。

我把它们，连同那份早已泛黄的、写着“方茴”名字的师专录取通知书，一起拿到了楼下的火盆里。

我一张一张地，把它们点燃。

火光映着我的脸，我仿佛又看到了二十岁的自己。

那个意气风发，以为爱情就是全世界的傻小子。

“再见了，林卫东。”

我对火里的那个自己说。

“也再见了，方茴。”

火焰舔舐着纸张，把那些爱过、恨过、怨过的过去，一点点地，烧成了灰烬。

风一吹，就散了。

我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就在我儿子新买的小区附近。

林涛和他女朋友来看过我几次，每次都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一个劲地让我搬过去跟他们一起住。

我拒绝了。

“我一个人住惯了，清净。”

我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

我看着他们俩站在一起，年轻，般配，眼里都是对未来的憧憬。

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的牺牲，是值得的。

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只是，偶尔，我还是会想起方茴。

想起她甩在我脸上的那两万块钱。

想起她那句“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的威胁。

我没有再去打扰她。

我知道，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她走她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只是，我没想到，我们的独木桥和阳关道，还有交汇的一天。

那天，我正在公园跟老张下棋，他的孙子跑了过来，拿着一份报纸。

“爷爷，爷爷，你看，电视上那个大老板，出事了！”

我凑过去一看，报纸的头版头条，是远方集团的负面新闻。

《远方集团涉嫌合同诈骗，董事长方茴被立案调查》。

旁边配了一张照片。

方茴被两个警察架着，从公司里走出来。

她脸上没有了往日的雍容华贵，头发散乱，神情憔悴，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绝望。

跟那天，她高高在上地看着我时，判若两人。

老张在一旁啧啧称奇。

“哎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看着那么风光的一个人，原来背地里干的都是这些勾当。”

“这下完蛋了，听说涉案金额几十个亿，下半辈子都得在牢里过了。”

我看着报纸上的那张脸，心里，却出奇的平静。

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大仇得报的快感。

只是觉得，有些唏嘘。

她用尽手段，爬到了那么高的位置，到头来，还是摔了下来。

她赢了我一辈子，最后，还是输给了她自己的贪婪。

我拿起棋子，在棋盘上，轻轻落下。

“将军。”

老张愣了一下，看了看棋盘，一拍大腿。

“哎呀，光顾着看新闻，走神了。”

我笑了笑，站起身。

“不下了，该回家给儿子做饭了。”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慢慢地走着，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是林涛。

“爸，晚上别做饭了，我跟小雅回去，我们买了你最爱吃的酱肘子。”

“好，好。”我笑着说，“我再给你们炒两个菜。”

电话那头，传来林涛和小雅的笑声。

那笑声，真实，温暖。

我想，这就够了。

至于那些被偷走的人生，那些被辜负的青春，那些爱恨情仇……

就让它们，都随风去吧。

我林卫东，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头。

我只想，守着我的儿子，守着我的家，安安稳稳地，过完这剩下的日子。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