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爷爷救了个要饭的女人,15年后,一排轿车停在了家门口
发布时间:2025-11-15 00:37 浏览量:1
那年是72年。
我们那地方,叫老鸹坡,穷得能听见回声。
冬天来得尤其早,北风像一群没头没脑的野狼,从山那头嚎叫着冲过来,卷起地上的干雪,劈头盖脸地砸在人脸上,疼。
爷爷那天从队上开完会回家,天都快黑透了。
雪下得跟撕棉花似的,一脚踩下去,能没过脚脖子。
他缩着脖子,裹紧那件缝了不知道多少补丁的破棉袄,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挪。
就在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他看见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一开始,爷爷以为是谁家扔掉的烂棉絮。
走近了才发现,那是个蜷缩在一起的人。
雪已经快把那人埋住了,只露出一点点灰色的头发和一角破烂的衣裳。
爷爷心里“咯噔”一下。
他走过去,蹲下身,用那双皴裂得像老树皮的手,扒拉开那人脸上的雪。
是个女人,脸冻得发紫,嘴唇乌青,眼睛紧闭着,只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气从鼻孔里钻出来。
“喂!喂!”爷爷喊了两声,没反应。
他把手探到女人鼻子底下,那点热气,像随时会断掉的蛛丝。
还活着。
爷爷没多想,那个年代的人,脑子里没那么多弯弯绕。
他觉得,见死不救,天理不容。
他咬咬牙,一把将那个女人扛了起来。
那女人轻得像一捆干柴。
爷爷扛着她,一步一步往家走。
雪地里,留下两行深深的脚印,旁边还有一道被女人耷拉下来的腿拖出来的痕迹。
我奶奶正坐在炕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缝着我的小脚裤。我爹那时候才七岁,坐在灶坑前,一边烤火,一边拿根木棍扒拉着里面的灰。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股寒风卷着雪沫子灌了进来。
奶奶抬头,刚想埋怨爷爷怎么才回来,就愣住了。
爷爷把肩上的人“噗通”一声放在了地上。
“当家的,你这是……从哪儿捡了个人回来?”奶奶的声音都在抖。
“村口槐树底下,再晚一会儿,就冻死了。”爷爷一边跺脚上的雪,一边哈着白气。
我爹也吓得从灶坑前跳了起来,躲到奶奶身后,探出个小脑袋,好奇又害怕地看着地上那个“雪人”。
奶奶凑过去一看,脸“唰”地就白了。
“是个要饭的……你看这身上穿的……”
那女人身上裹着些看不出原色的破布,散发着一股潮湿霉烂的气味。
“当家的,咱家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往回捡人?”奶奶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咱家就那点棒子面,多一张嘴,我们都得喝西北风!”
奶奶说的都是实话。
那年头,家家户enteng户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能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爷爷沉默着,蹲下身,开始解那女人身上冻得僵硬的破布。
“先救活再说。”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沉,像块石头。
奶奶看着爷爷那张倔驴一样的脸,知道再说也没用。她叹了口气,转身去灶上烧热水。
热水兑了点凉的,爷爷用布巾子蘸着,一点一点擦拭女人的脸和手。
我爹也壮着胆子凑了过来。
他后来跟我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场景。
灯光下,女人的脸被擦干净后,虽然又青又紫,但五官很清秀。最让他惊讶的是那双手,虽然又脏又肿,但手指修长,指甲里干干净净,一点泥垢都没有。
这不像是一双干惯了粗活的手,更不像是一双要饭的手。
奶奶端来一碗热乎乎的玉米糊糊,爷爷撬开女人的嘴,一勺一勺地喂下去。
大半碗糊糊下肚,女人的眼皮动了动,然后缓缓睁开了。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
很亮,像秋天夜里最远的那颗星,但里面全是惊恐和茫茫然,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鹿。
她看着我爷爷,又看看我奶奶和我爹,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醒了就好,醒了就好。”爷爷松了口气。
那天晚上,奶奶把她安置在了炕梢最暖和的地方,盖上了家里唯一一床还算厚实的棉被。
爷爷和我爹,就在地上铺了些稻草,爷俩挤在一起睡。
半夜里,我爹被一阵压抑的哭声惊醒。
他看见,月光透过窗户纸照进来,那个女人侧躺着,肩膀一抽一抽的,把头埋在被子里,无声地流泪。
第二天,女人能下地了。
她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抢着干活。
扫地,擦桌子,喂猪,什么都干。
奶奶不让她干,她就站在一边,局促不安地绞着衣角。
她的动作很笨拙,显然没干过这些活。喂猪的时候,把猪食洒了一地。扫地的时候,扬起的灰尘差点把我爹嗆个半死。
但她很坚持。
爷爷给她找了身我奶奶年轻时候的旧衣服,虽然打了好几个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
她换上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腰板挺得笔直,虽然瘦,但有种说不出来的气质。
村里人很快就知道了我们家“捡”了个女人回来。
闲言碎语就像冬天里的苍蝇,嗡嗡地响个不停。
“老王家那口子真是昏了头了,自己都吃不饱,还养个外人。”
“谁知道那女人什么来路?别是个疯子,或者有什么毛病吧?”
“看那样子,细皮嫩肉的,不像好人家的女人。”
奶奶每次出门,都被人指指点点,回来就偷偷抹眼泪,跟爷爷吵。
“你看看,你看看!我这张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爷爷就吧嗒吧嗒抽着他的旱烟袋,等奶奶说累了,才闷声闷气地回一句:“嘴长在别人身上,让他们说去。人是我救回来的,我就得负责。”
奶奶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女人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因为是在秋末冬初捡到她的,爷爷就叫她“阿秋”。
阿秋还是不怎么说话,问一句,她就点点头或者摇摇头。
她吃饭吃得很少,每次都只吃小半碗,然后就放下筷子,安静地看着我们一家人吃。
爷爷给她夹菜,她就慌忙地摆手。
但她有一双巧手。
奶奶那件破了洞的罩衫,到了她手里,没几天,破洞的地方就绣上了一朵小小的梅花,精致得像是画上去的。
家里的窗帘布,她用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各色线头,绣上了一对喜鹊登枝,那喜鹊,像是随时都会叽叽喳喳地叫起来。
村里的媳妇姑娘们都看傻了眼。
她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绣活。
渐渐地,开始有人拿着家里的布料、枕套来找阿秋,想让她帮忙绣点花样,报酬就是几个鸡蛋,或者一把蔬菜。
阿秋从不拒绝。
她绣出来的东西,花鸟鱼虫,活灵活现。我们家的日子,靠着她这手绝活,竟然慢慢好了那么一点点。
至少,奶奶的眉头不总是皱着了。
我爹很喜欢跟阿秋待在一起。
阿秋会教他认字。
她没有纸笔,就捡一根树枝,在地上,一笔一划地教。
她写的字,跟我爹在学校里学的完全不一样,有一种筋骨,一种韵味。
她还会讲故事,讲的不是“狼外婆”,也不是“牛郎织女”。
她讲亭台楼阁,讲才子佳人,讲一些我爹听不懂但觉得特别 fascinating 的东西。
奶奶有时候会偷偷问我爹:“你秋姨都跟你说啥了?”
我爹就把听来的故事复述一遍。
奶奶听完,总是会叹一口气,眼神复杂地看一眼正在灯下绣花的阿秋。
“这哪是要饭的,这分明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阿秋在我们家一待就是好几年。
她慢慢地也开始说话了,声音很轻,很柔,带着一种南方的口音。
她和我奶奶,从一开始的戒备,变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姐妹。
她们会一起坐在炕上纳鞋底,一起去河边洗衣服,偶尔还会为了一根针、一撮线拌几句嘴。
阿秋成了我们家真正的一份子。
后来,我出生了。
我的童年记忆里,有两个奶奶。
一个是亲奶奶,她身上的味道是灶火的烟火气。
一个是秋奶奶,她身上的味道是一种淡淡的皂角和草药混合的清香。
秋奶奶会抱着我,给我唱我从来没听过的歌谣。
她的怀抱很温暖,她的歌声像流水。
我学会走路后,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跟在她屁股后面。
她绣花,我就坐在她脚边,玩弄那些五颜六色的线团。
她去菜园摘菜,我就帮她拎着小篮子。
她会给我做很好看的布老虎,老虎的眼睛是用黑色的亮珠子做的,炯炯有神。
村里的小孩都羡慕我。
我一直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直过下去。
平静,温暖,像村口那条缓缓流淌的小河。
直到1987年。
那一年,我十岁。
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好几年,村里开始有人家盖起了砖瓦房,甚至有人买了黑白电视机。
但我们老鸹坡,还是那个样子,变化不大。
那天是个晴天,太阳明晃晃的。
我跟村里几个小伙伴正在泥地里弹玻璃珠。
突然,一阵“嗡嗡”的声音由远及近。
我们抬起头,顺着村口那条土路望过去。
所有人都惊呆了。
三辆黑色的轿车,锃光瓦亮,像三只巨大的黑色甲壳虫,缓缓地驶进了我们这个连拖拉机都很少见到的村子。
车开得很慢,显然是在找路。
村里所有人都从家里跑了出来,大人、小孩,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看热闹,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这是什么车?比乡长的吉普车还气派!”
“是上海牌!我在画报上见过!”
“他们来咱们村干啥?是来抓人的,还是来视察的?”
我当时也挤在人群里,踮着脚尖使劲看。
那车身在阳光下反着光,晃得我眼睛疼。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车,真威风。
然后,我看见那三辆车,竟然在我们家门口停了下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全村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到了我们家那座低矮的土坯房上。
车门开了。
先下来几个穿着中山装的年轻人,表情严肃,眼神锐利,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他们下来后,恭敬地拉开了后座的车门。
从第二辆车上,下来一个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人,他拄着一根文明棍,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灰色中山装。
接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也跟着下来了,穿着一条我只在画报上见过的漂亮连衣裙。
老人下车后,目光就在人群里逡巡,最后,落在了我们家的門口。
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激动,有期盼,还有一丝近乡情怯般的胆怯。
那时候,我爷爷、奶奶、我爹,还有秋奶奶,都听见动静,从屋里走了出来。
他们也愣住了,呆呆地看着门口这阵仗。
那个拄着文明棍的老人,目光直直地锁定了秋奶奶。
他的嘴唇开始顫抖,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阿……阿佩?”
他试探性地喊了一声,声音沙哑,带着哭腔。
秋奶奶浑身一震,像被雷击中了一样。
她呆呆地看着那个老人,眼神里先是茫然,然后是震惊,接着是难以置信。
她那双总是平静如水的眼睛里,瞬间掀起了惊涛骇浪。
“哥?”
她轻轻地吐出了一个字,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但在这片刻的寂静中,却清晰得如同炸雷。
那个老人再也忍不住了,他扔掉手里的文明棍,踉踉跄跄地朝秋奶奶扑了过来。
“阿佩!我的妹妹!我可算找到你了!!”
他抱着秋奶奶,放声大哭,哭得像个孩子。
那个穿着连衣裙的小女孩也跑过来,抱着秋奶奶的腿,仰着脸哭着喊:“姑姑!我是婉儿啊!你还记得我吗?”
秋奶奶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任由他们抱着,目光却是空洞的,仿佛灵魂出窍了一般。
过了好久好久,她才缓缓抬起手,轻轻地落在了那个老人的背上。
“哥……”
这一声“哥”,包含了十五年的风霜雨雪,十五年的颠沛流离,十五年的委屈和思念。
她终于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整个场面,乱成一团。
我爷爷奶奶和我爹都傻眼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周围的村民们也都看呆了,议论声更大了。
“原来是来找人的!”
“天哪,这老王家捡回来的女人,竟然有这么气派的亲戚?”
“这下老王家要发达了!”
我挤出人群,跑回家,躲在门后,偷偷地看着。
我看到秋奶奶哭得瘫倒在地,我看到那个老人也跪在她身边,兄妹俩抱头痛哭。
我心里乱糟糟的。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我的秋奶奶,可能要离开我了。
那天的午饭,我们家气氛诡异到了极点。
那个自称是秋奶奶哥哥的老人,叫苏文山。
他请我们全家,还有村长,一起到乡里最好的饭店吃饭。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坐小轿车。
车里很干净,座位软乎乎的,还有一股好闻的味道。
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我紧紧挨着秋奶奶坐着。
她换上了一件苏文山带来的新衣服,是一件淡蓝色的衬衫和一条黑色的裤子,料子很好。
她看起来很陌生,不像是我认识的那个穿着粗布衣裳、身上带着皂角味的秋奶奶了。
她一直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心很凉,还在微微发抖。
饭桌上,摆满了各种我见都没见过的菜。
红烧肉、清蒸鱼、大虾……
但谁都没怎么动筷子。
苏文山一边给我爷爷倒酒,一边断断续断地讲了秋奶奶的故事。
秋奶奶,本名叫苏佩文。
他们家是上海的大户人家,书香门第。她父亲是当时很有名的学者。
那场浩劫开始后,他们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父亲被批斗,母亲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
苏佩文当时刚从大学毕业,性格刚烈,因为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成了重点批斗对象。
在一个混乱的夜晚,她为了不连累家人,偷偷跑了出来。
她一路往北,扒火车,躲避追查,靠着乞讨和打零工为生。
她原本是想去投奔一个远方的亲戚,却在路上和人群走散,身上的钱物也都被偷光了。
她一路流浪,受尽了苦楚,最后在那个冬天,饥寒交迫,倒在了我们村口。
“这十五年,我们家没有一天不在找她。”苏文山说着,眼圈又红了,“我们以为,她早就……早就没了……”
“后来平反了,我恢复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继续派人找。我们从上海一路问,一路找,整整找了十几年,一点线索都没有。直到上个月,有个我们派出去的人,在一个市里的供销社,无意中看到了一块手帕。”
苏stoptablet到了一块手帕。”
苏文山从怀里掏出一块保管得非常好的丝质手帕,递给我爷爷。
那手帕上绣着一株兰花,栩栩如生,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佩”字。
“这是我们苏家独有的绣法,‘苏绣’里的一门绝技,只有阿佩会。那人看到手帕,就觉得不对劲,一打听,说是从你们这个方向收上来的绣品。我们就顺着这条线索,一个村一个村地问,一个乡一个乡地找……”
他看着秋奶奶,声音哽咽。
“老天有眼,终于让我们找到了。”
我爷爷端着酒杯,手有点抖。他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酒。
“受苦了。”他看着秋奶奶,只说了这三个字。
奶奶在一旁,已经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
我爹低着头,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但他自己一口没吃。
“老哥,”苏文山对我爷爷说,他的称呼已经从“老乡”变成了“老哥”,“您是我们苏家的大恩人。这份恩情,我们苏家没齿难忘。”
他说着,让旁边一个年轻人拿过来一个黑色的皮包。
皮包打开,里面是厚厚的一沓钱。
崭新的“大团结”。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
“老哥,这是一点点心意,两万块钱。我知道,这点钱报答不了您的救命之恩。您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我们家在省城也有一些关系,孩子的上学、工作,我们全包了。”
两万块!
在1987年,对于我们这个贫穷的村庄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村长在一旁看得眼睛都直了,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
但是,我爷爷却摇了摇头。
他把那包钱推了回去。
“我就是看她快冻死了,搭把手。换了谁都会这么做。你要是这么干,就是看不起我王老头子。”
苏文山愣住了。
他没想到,面对这么大一笔钱,这个衣着朴素、面容苍老的农民,会拒绝得如此干脆。
“老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不用说了。”爷爷摆摆手,态度很坚决,“人,你们找到了,我们全家都替她高兴。这钱,我们不能要。”
气氛一下子僵住了。
秋奶奶突然开口了。
“哥,”她看着苏文山,“把钱收起来吧。大哥他说得对,这份情,不是钱能衡量的。”
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
苏文山看了看我爷爷,又看了看自己的妹妹,最后叹了口气,让年轻人把钱收了起来。
那顿饭,就在这样复杂的情绪中结束了。
回到家,苏文山他们并没有住在我们家。村长早就殷勤地把他们安排到了村委会最好的一间屋子里。
我们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种安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秋奶奶就睡在我身边。
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既熟悉又陌生的味道。熟悉的是她的人,陌生的是那件新衣服的味道。
“秋奶奶,”我小声喊她。
“嗯?”她应了一声。
“你……你要走了吗?”我终于问出了口,声音里带着哭腔。
黑暗中,我感觉到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
她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把我搂进了怀里。
她的怀抱还是那么温暖。
“小石头,”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姑姑……找到家人了。”
她开始叫自己“姑姑”了,而不是“秋奶奶”。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打湿了她的衣襟。
“那你还回来吗?”我抽泣着问。
她沉默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
然后,我听到她用极低极低的声音说:“姑姑……也想回来。”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最后哭累了,在她怀里睡着了。
第二天,苏文山又来了。
这次,是和我爷爷奶奶单独谈的。
我爹把我支出去玩,但我没走远,就躲在窗户底下偷听。
“老哥,嫂子,”苏文山的声音很诚恳,“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接阿佩回家。她离家十五年,我母亲……我母亲到现在还病着,天天念叨她。我们想……带她回去,让她们母女见一面。”
我奶奶说:“这是应该的,应该的。找到家人了,哪有不回去的道理。”
我爷爷一直没说话,就听见他抽旱烟的声音,吧嗒,吧嗒。
“我们这次回去,可能……可能就不回来了。”苏文山的声音低了下去,“上海那边,家里给她安排了工作,也……也物色了个对象。她年纪不小了,该有个归宿了。”
屋里一片死寂。
过了很久,我爷爷才开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这是阿秋自己的事,我们做不了主。你们……问她自己的意思吧。”
那天下午,秋奶奶被苏文山叫了出去。
他们在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樹下,站了很久很久。
我远远地看着,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也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我只看到,苏文山一直在说,秋奶奶一直在听,头埋得很低。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她回来了。
她的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哭过了。
晚饭的时候,一家人谁也不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
吃完饭,秋奶奶站了起来。
她走到我爷爷奶奶面前,然后,“噗通”一声跪下了。
“爹,娘!”
她这一跪,这一声“爹娘”,让我奶奶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
“阿秋,你这是干啥?快起来!”奶奶慌忙去扶她。
但秋奶奶不起,她磕了三个响头,每一个都磕得很实。
“爹,娘,女儿不孝。我要……走了。”
爷爷坐在炕沿上,背对着我们,肩膀在微微颤抖。他猛吸了一口烟,呛得咳嗽起来。
“走吧。”他摆了摆手,没有回头,“找到家了,是好事。该走。”
“我……”秋奶奶还想说什么。
“别说了。”爷爷打断她,“回去好好过日子。别惦记我们。我们都好着呢。”
那天晚上,我们家没人睡得着。
奶奶抱着秋奶奶,两个人说了一夜的话,哭了一夜。
我爹坐在院子里,一个人抽了一宿的烟。
我躺在炕上,睁着眼睛看着房梁,心里空落落的。
我知道,天亮之后,我的秋奶奶就要永远地离开我了。
离别的那天,天气很好。
那三辆黑色的轿车,又一次停在了我们家门口。
村里的人又围了过来,但这次,没人议论,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
秋奶奶换上了那身蓝色的新衣服,头发也梳理得很整齐。
她先是走到我爷爷面前,又跪下了。
爷爷这次没有躲,他受了她这一拜。然后,他伸出那双粗糙的手,把她扶了起来。
“好好的。”他说。
然后,她又走到奶奶面前,抱着奶奶,两个人又哭成一团。
“以后要按时吃饭,你的胃不好。”
“天冷了要加衣服,你的腿有老寒腿。”
她们互相叮嘱着,像一对即将分别的亲姐妹。
她走到我爹面前。
“小山,”她叫着我爹的小名,“以后要孝顺爹娘。”
我爹一个七尺高的汉子,眼圈红得像兔子,重重地点了点头,说不出话。
最后,她走到了我面前。
她蹲下身,捧着我的脸。
“小石头,要好好读书。以后……有出息。”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是一个布老虎,跟我小时候她给我做的那个一模一样,只是这个是全新的。
“姑姑给你做的,留个念想吧。”
我再也忍不住了,抱着她的脖子放声大哭。
“秋奶奶,你别走!我不让你走!”
她也抱着我,眼泪滴在我的脖子上,滚烫。
苏文山在旁边催促:“阿佩,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
秋奶奶松开我,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我们家的土坯房,看了一眼院子里的那棵枣树,看了一眼我们每一个人。
她把这个院子里的一切,都刻进了眼睛里。
然后,她转过身,一步一步,走向那辆黑色的轿车。
她没有回头。
我挣脱我爹的手,追了上去。
“秋奶奶!”
车门关上了。
车子缓缓启动,扬起一阵尘土。
我跟在车后面跑,一边跑一边哭。
“秋奶奶!你别走!秋奶奶!”
车越开越快,渐渐地,我只能看到一个黑点。
我跑不动了,摔倒在地上,手里的布老虎也掉在了泥里。
我趴在地上,看着车消失的方向,哭得撕心裂肺。
那天,我们全村的人,都陪着我们一家,站在村口,站了很久很久。
秋奶奶走了。
我们家的生活,好像什么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苏文山临走前,还是留下了一笔钱。
他没有直接给我爷爷,而是通过村委会,以“资助困难户”的名义,给了我们家五千块钱。
他说,这是阿佩的意思,如果我爷爷不收,她就不上车。
爷爷没办法,最后收下了。
他用这笔钱,把家里的土坯房推倒了,盖起了村里第一座两层的小楼。
我们家成了村里最“气派”的人家。
我爹也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台拖拉机,开始帮人运货,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
我的学费、书本费,再也不用愁了。
我们家的日子,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
但是,家里却好像少了点什么。
那座新盖的楼房,又大又亮,却没有了土坯房里的那股暖气。
饭桌上,菜越来越丰盛,但总觉得少了点味道。
奶奶不爱笑了,经常一个人坐在炕上,拿着秋奶奶留下的那些绣绷子发呆。
爷爷抽烟抽得更凶了,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村口的方向,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爹变得沉默寡言,每天早出晚归,拼命地干活,好像想用疲惫来填满心里的空虚。
我也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跟在秋奶奶屁股后面的小屁孩了。
我把那个布老虎洗干净,放在枕头底下,每晚都要摸着它才能睡着。
我开始拼命地读书。
因为秋奶奶说,要好好读书,要有出息。
秋奶奶偶尔会来信。
信是寄到村委会的,每次村长都会第一时间给我家送来。
信里,她会问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好不好,会问我学习怎么样。
她说她在上海的一家研究所工作,很忙。
她说她母亲看到她,病好了一大半。
她说她还没有结婚,那个“物色好的对象”,她没同意。
每一次,爷爷都会让我爹给她回信。
我爹不识几个字,就让我代笔。
我就在信里,把我家的所有事情,都仔gao'su'ta告诉她。
告诉她我们盖了新房,告诉她我爹买了拖拉机,告诉她爷爷的咳嗽好点了,告诉她奶奶又胖了。
每一次写完,我都会在末尾加上一句:
“秋奶奶,我们都想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
她从来没有在回信里回答过这个问题。
后来,信越来越少。
从一个月一封,到三个月一封,再到半年一封。
最后,就断了。
我们和她,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彻底失去了联系。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读完了小学,读完了初中,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
每次我拿到奖状,爷爷都会让我把它贴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
他会看着奖状,喃喃自语:“阿秋要是看见了,该多高兴啊。”
我们家再也没有提起过“苏佩文”这个名字。
但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叫“阿秋”的女人,从来没有离开过。
她是我们家的一道伤口,也是我们家最温暖的一段记忆。
有一年春节,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
电视里,一个女歌唱家正在唱歌,唱的是一首关于江南的歌。
“春风又绿江南岸……”
奶奶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
“也不知道……她在那边,过得好不好。”
爷爷默默地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我知道,他们又想起她了。
我也想她。
我想她身上的皂角香,想她唱的歌谣,想她给我做的布老虎。
我常常会想,如果那天,爷爷没有去村口;如果那天,雪下得再大一点;如果那三辆黑色的轿车没有出现……
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们家依然住在那间低矮的土坯房里。
也许,我爹依然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也许,我依然要为了几块钱的学费而发愁。
但是,我的秋奶奶,会一直陪在我身边。
她会看着我长大,看着我娶妻生子。
她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满脸皱纹的老奶奶,坐在我们家新房的院子里,给我孙子讲那些关于亭台楼阁、才子佳人的故事。
可是,生活没有如果。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老鸹坡。
我去的城市,就是上海。
冥冥之中,我好像是在追寻着她的足迹。
上海很大,很繁华,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我走在南京路上,看着橱窗里那些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总会忍不住想:
秋奶奶,你在这座城市的哪个角落?
你还好吗?
我试着去找过她。
我按照当年信封上的地址找过去,但那里早就拆迁了,变成了一片新的商业区。
我去那家她工作过的研究所打听,但人事处的人告诉我,苏佩文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办理了离职,不知去向。
茫茫人海,找一个人,何其艰难。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上海工作。
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把爷爷奶奶和我爹娘都接到了上海。
他们在上海住不惯,总觉得这里太吵,人情太淡。
爷爷最常做的事,还是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远方发呆。
我知道,他在想老鸹坡,也在想那个叫阿秋的女人。
有一年,我回老家办事。
村里变化很大,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楼,很多人家都买了小汽车。
我们家的那栋两层小楼,已经显得有些陈旧了。
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好像更老了,枝丫伸展着,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
我站在树下,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雪夜。
爷爷扛着一个女人,深一脚浅一腳地走过来。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我爷爷。
他救的,不是一个人。
他救的,是一份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善良和执拗。
这份善良,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它让我们家在那个贫瘠的年代,拥有了最宝贵的温暖。
也让我们在后来的岁月里,拥有了富足的生活和无尽的思念。
后来,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了。
临终前,奶奶拉着我的手说:“小石头,要是……要是有一天你见到了你秋奶奶,告诉她,我想她了。”
爷爷走的时候,很安详。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手里一直攥着那个他抽了一辈子的旱烟袋。
我知道,在他心里,一定也藏着一句没说出口的话。
去年,我因为一个项目合作,认识了一位从国外回来的老教授。
他姓苏,叫苏靖。
一次闲聊中,他提到他的姑姑,也是一位学者,早年经历坎坷,后来一直在国外做研究。
我心里一动,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您姑姑……叫什么名字?”
“苏佩文。”他说。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颤抖着声音,把我家的故事,讲给了他听。
他听完,沉默了很久很久。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他喃喃自语。
他告诉我,他的姑姑,我的秋奶奶,当年并没有结婚。
她拒绝了家里安排的对象,也拒绝了后来所有的追求者。
她在研究所工作了几年后,就出国了。
她一直在国外的一所大学里教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终身未嫁。
“她……还好吗?”我问。
苏靖教授的眼圈红了。
“我姑姑,三年前已经去世了。”
“她走的时候很平静。她留下遗嘱,把她所有的藏书和研究资料都捐给了学校。骨灰……一半留在了国外,一半,让我带回了国。”
“她说,她想家了。”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原来,她也一直在想我们。
原来,她也一直把我们当成她的家人。
苏靖教授说,他这次回国,其中一件事,就是想遵从姑姑的遗愿,找到我们。
“姑姑的遗物里,有一个箱子,是专门留给你们的。”
几天后,我收到了那个箱子。
箱子是旧的,上面还有划痕。
打开箱子,里面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最上面,是一沓厚厚的信。
是我当年写给她的所有回信。每一封,都保存得很好。
信下面,是她亲手绣的一幅绣品。
绣的不是亭台楼阁,也不是才子佳人。
绣的是我们老家那座低矮的tupi'fang土坯房。
房前,有一棵枣树。
院子里,一个老头坐在板凳上抽着旱烟,一个老太太在纳鞋底,一个男人在修理拖拉机,一个小男孩在追着一只蝴蝶跑。
画面的一角,一个穿着蓝色布衣的女人,正站在门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
那笑容,温暖了整个画面。
绣品的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布老虎。
已经很旧了,布料都有些褪色。
是我小时候那个,被我弄丢了的布老虎。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的。
也许,是她离开那天,悄悄从地上捡了起来。
在箱子的最底层,我找到了一本日记。
日记本很厚,纸张已经泛黄。
我翻开第一页,是她娟秀的字迹。
“1972年,冬。我以为我要死了。一个好心的老人救了我。他叫王建国。他们家很穷,但他们把唯一一床厚被子给了我,把仅有的一碗玉米糊糊给了我。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他们。”
“1973年,春。我开始教小山认字。他很聪明。这个家,很温暖。”
“1977年,秋。小石头出生了。他很可爱,像个小太陽。看着他,我觉得自己好像也获得了新生。”
“1987年,夏。哥哥找到我了。我该高兴的,可我为什么这么难过?我要离开这里了。我要离开我的爹,我的娘,我的弟弟,我的小石头了。”
“1셔87年,秋。我回到了上海。这里很繁华,但我总觉得,这里没有家。我的家,在那个叫老鸹坡的地方。”
“1990年,冬。我决定出国了。这里的一切,都让我喘不过气。我想换个地方,也许,就不会那么想他们了。”
“2000年,春。小石头考上大学了,真好。他来上海了。我偷偷去看过他一次。他长大了,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我没有去认他。我怕……我怕打扰他的生活。”
看到这里,我浑身一震。
原来,她来看过我。
我继续往下翻。
日记的最后一页,日期是三年前。
字迹已经有些颤抖,但依然清秀。
“我老了,快要走不动了。我常常会做一个梦。梦里,我又回到了老鸹坡。雪停了,太阳出来了。我推开门,看见爹坐在院子里抽烟,娘在喊我吃饭。小山开着拖拉机回来了,小石头跟在他屁股后面,举着一个风车,笑得正开心。”
“真想……再回去看看啊。”
我合上日记本,早已泪流满面。
我抱着那个箱子,坐在阳台上,坐了一夜。
窗外,是上海璀璨的夜景。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村庄,看到了那个叫阿秋的女人。
她的一生,像一部传奇。
而我们一家,只是她传奇中最不起眼的一章。
但对我来说,她却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那束光。
她用十五年的陪伴,教会了我什么是爱,什么是善良。
她用一生的思念,让我明白了,有些亲情,可以跨越血缘,跨越时间,永远刻在骨子里。
第二天,我订了回老家的机票。
我带着秋奶奶的那幅绣品,带着她的日记,带着那个旧旧的布老虎。
我要把它们,带回那个她思念了一辈子的地方。
我要把它们,安放在爷爷奶奶的墓前。
我要告诉他们:
“爹,娘,阿秋……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