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姨进城看病我帮垫付1万，第二天二姨夫到我家

医院里的那股味儿，怎么说呢，就是消毒水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铁锈味，再加上一点点水果腐烂的甜腥气。

这种味道像一张无形的网，兜头盖脸地罩下来，让人喘不过气。

二姨就躺在这张网里，瘦得像一片被秋风吹干的树叶。

她躺在白得晃眼的病床上，床单的褶皱比她脸上的皱纹还要多。

阳光从窗户斜着打进来，切开空气里浮动的微尘，刚好落在她干枯的手背上，那上面布满了深褐色的老年斑，像一块长了苔藓的老树皮。

护士在走廊里走动的声音，那种胶鞋底踩在pvc地板上发出的“吱吱”声，有节奏地传来，一下一下，敲在人的心上。

我站在病床边，看着缴费单上那个刺眼的数字，一万块。

不多，但也不少。

对于我这种在城市里勉强扎根，每个月都要计算着房贷和生活费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动一动筋骨的开销。

二姨闭着眼，呼吸很轻，轻得好像随时都会断掉。

二姨夫蹲在墙角，像一尊沉默的石雕。

他的背弓着，像一张拉满了却射不出箭的旧弓。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沾着不知道从哪儿蹭来的黄泥点子。

他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蹲着，两只布满老茧的手插在头发里，头发花白，乱糟糟的，像一团被风吹乱的荒草。

我走过去，把缴费单递给他。

他没接，甚至没抬头，只是从喉咙里挤出一个沙哑的音节：“嗯。”

空气凝固了，像一块凉掉的猪油。

我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转身去了缴费窗口。

排队，扫码，支付。手机屏幕上跳出支付成功的提示，那一万块钱，就这么变成了一串冰冷的数据，消失了。

我拿着打印出来的收据回到病房，把它塞进二姨夫的手里。

他的手很粗糙，像砂纸一样，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黑泥。

他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捏了很久，力气大得指节都发白了。

“谢了。”他终于开口，声音像是从一口枯井里捞出来的，又干又涩。

我摇摇头：“一家人，说这个干啥。”

其实，我和二姨他们，算不上多亲近。

我从小在城里长大，他们一直在乡下。也就是逢年过节，跟着爸妈回去一趟，吃顿饭，说几句不咸不淡的客套话。

我对他们的印象，就停留在童年那些模糊的片段里。

二姨总是笑眯眯地往我口袋里塞煮鸡蛋，鸡蛋还带着她手心的温度。

二姨夫则永远是沉默的，他总是在院子里的那棵大柿子树下，坐在一张小马扎上，抽着呛人的旱烟，烟雾缭绕着他那张被岁月刻满沟壑的脸。

他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我说不出的疏离和探究，好像我是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

所以，当妈打电话给我，说二姨病了，要来城里做手术，让我帮忙照应一下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有点不情愿的。

但血缘这东西，就是这么奇怪。它像一根看不见的线，不管你走多远，它总能把你轻轻地拽回来。

我还是请了假，去车站接了他们，安排了住院。

现在，钱也垫了。我觉得，我该做的，已经都做了。

在医院待到傍晚，医生说二姨情况稳定了，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打开门，一股熟悉的、属于我自己的小窝的味道扑面而来，是淡淡的洗衣液清香和书本的纸墨味。

我把自己摔在沙发上，感觉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

城市里的夜，灯火辉煌，像一条流光溢彩的河。

我看着窗外那片虚假的繁荣，心里空落落的。

那一万块钱，像一块小小的石头，投进了我平静的生活，激起了一圈圈涟漪。

我开始盘算，这个月的信用卡要怎么还，下个季度的房租要从哪里挤。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是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的。

天刚蒙蒙亮，窗外的天空是那种灰蒙蒙的鱼肚白。

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以为是邻居或者物业。

可打开门，看到的却是二姨夫。

他像一根木桩子似的，直挺挺地戳在我的门外。

他还是穿着昨天那身蓝色的旧衣服，但好像在楼道里站了很久，身上带着一股清晨的寒气和湿露水味儿。

他手里，抱着一个东西。

一个用一块打了补丁的蓝色土布包裹着的东西，方方正正的，看起来有点沉。

我愣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来干什么？

来借钱？不对，昨天刚垫付了手术费。

来道谢？也不像，他那张脸，比我家的门板还要严肃。

“二姨夫？”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他没应声，只是把怀里那个包裹往我面前一递。

那动作很僵硬，像个提线木偶。

我下意识地接过来，入手很沉，隔着布都能感觉到里面东西的棱角。

“你……”我刚想问这是什么，他却转身就走。

他的背影，在清晨微弱的光线里，显得格外佝偻和固执。

我甚至能听到他那双老旧的布鞋踩在楼梯上，发出的沉闷的“踏、踏”声，一步一步，越来越远，直到消失。

我抱着那个沉甸甸的包裹，站在门口，像个傻子一样，半天没回过神来。

风从楼道里灌进来，吹得我打了个哆嗦。

我关上门，把包裹放在客厅的茶几上。

心，怦怦直跳。

这到底是什么？

我小心翼翼地解开那块蓝色的土布，布料很粗糙，上面还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味和泥土的芬芳。

里面，是一个上了年头的铁皮盒子。

盒子的颜色是暗红色的，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已经斑驳的字，边角的地方，油漆都磨掉了，露出了底下黑色的铁皮。

盒子不大，也就一本新华字典那么大，但分量不轻。

上面还挂着一把小小的、已经生了锈的铜锁。

没有钥匙。

我晃了晃盒子，里面传来一阵轻微的“哗啦”声，不是金属的声音，倒像是纸张或者别的一些轻飘飘的东西在晃动。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钱？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二姨夫那样子，像是能拿得出钱的人吗？他们连一万块的手术费都凑不出来。

那会是什么？

地契？房产证？

更不可能了。乡下的老房子，能值几个钱。

我围着这个铁皮盒子转了好几圈，像一头困惑的野兽。

我试图用手去掰那把小铜锁，但它纹丝不动，像一个忠诚的卫兵，守护着盒子里面的秘密。

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像藤蔓一样，缠住了我的心脏，越收越紧。

我给妈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后，我把二姨夫一大早来我家，送来一个铁皮盒子的事说了一遍。

电话那头，我妈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喂？妈？你在听吗？”

“……在听。”我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遥远和飘忽，“他……把那个盒子给你了？”

“对啊，还上了锁，这是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那是你二姨夫的……命根子。”

“命根子？”我更糊涂了，“什么命根子啊？里面装的金条吗？”

“比金条还重要。”我妈叹了"口气，那口气里，带着一种我听不懂的复杂情绪，像是惋惜，又像是敬佩。

“你二姨夫，年轻的时候，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我妈的声音，像一台老旧的放映机，开始在电话那头，缓缓地播放起那些泛黄的、属于过去的胶片。

她说，二姨夫年轻的时候，是村里有名的才子。

他不是那种会读书的才子，而是会写字、会画画的才子。

那个年代，村里谁家要写个对联，办个红白喜事要写个请柬，都来找他。

他的毛笔字，写得龙飞凤舞，十里八乡都找不出第二个。

他还喜欢画画，山水、花鸟，无师自通。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去县城的文化馆工作，当一个真正的画家。

为了这个梦想，他把所有能省下来的钱，都拿去买了纸和墨。

那个铁皮盒子，就是他用来装自己的宝贝的。里面装的，全是他这些年写的字，画的画。

他总说，这些是他的家底，是他以后安身立命的本钱。

“那后来呢？”我追问道。

“后来……后来就有了你二姨啊。”我妈的声音低了下去。

二姨和二姨夫的结合，在当时，并不被看好。

二姨家穷，兄弟姐妹多，她身体又不好，是村里有名的“药罐子”。

而二姨夫，虽然家里条件也一般，但凭着那一手好字画，也算是个“文化人”，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

可他偏偏就看上了二姨。

他说，他第一次见二姨，她正坐在门槛上，就着夕阳的光看书，那样子，安静得像一幅画。

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娶了二姨。

结婚后，日子过得很清苦。

二姨的身体，三天两头就要吃药。

家里那点微薄的收入，一大半都变成了药渣子。

二姨夫的梦想，在柴米油盐和汤药罐子面前，被一点一点地磨碎了。

他不再有闲钱去买宣纸和颜料，他那双原本应该握着画笔的手，拿起了锄头和镰刀。

手上的墨香，渐渐被泥土的气息所取代。

他变得越来越沉默，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会悄悄地拿出那个铁皮盒子，借着昏黄的煤油灯，一遍一遍地抚摸着里面的那些字画，就像抚摸着自己死去的梦想。

“有一年，你二姨病得很重，县城的医生说，要一大笔钱才能治好。”

“家里把所有能卖的都卖了，还是凑不够。你二姨夫，那天晚上，一个人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下坐了一夜。”

“第二天，他就背着那个铁皮盒子，进城了。”

“他回来的时候，盒子空了，但手里攥着一沓钱。你二姨的病，就是用那笔钱治好的。”

“从那以后，村里人就再也没见他写过一个字，画过一笔画。”

“那个盒子，也被他锁起来，藏在了床底下，再也没打开过。”

我妈的故事讲完了。

电话这头，我早已泪流满面。

我看着茶几上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感觉它重得像一座山。

这里面装的，哪里是什么字画啊。

这里面装的，是一个男人曾经鲜活的梦想，是他为一个女人付出的、沉默如山的爱情。

他现在，把这座山，搬到了我的面前。

是为了抵那一万块钱吗？

是，但又不仅仅是。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把他最珍贵的东西，都给了我。

他把他的一辈子，都捧到了我的面前。

这比任何一句“谢谢”都要来得沉重，也来得真诚。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住了，又酸又胀。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

那年夏天，我跟着爸妈回乡下。

天气很热，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

我贪玩，跑到河里去游泳，结果脚抽筋，差点淹死。

是二姨夫，像一头老牛一样，一头扎进水里，把我从河底捞了上来。

他把我扛在肩膀上，一路往家跑。

他的肩膀很宽，很硬，硌得我生疼。

我趴在他的背上，能闻到他身上浓浓的旱烟味和汗味。

我吓得哇哇大哭。

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跑得更快了。

回到家，我妈抱着我，哭得天昏地暗。

所有人都围着我，只有他，默默地走到院子的角落，点上一袋烟，猛烈地咳嗽起来。

那时候，我还不懂。

现在，我好像有点懂了。

他的爱，从来都不是用嘴说出来的。

他的爱，都藏在他沉默的背影里，藏在他粗糙的手掌里，藏在他为生活奔波的每一个沉重的脚步里。

我擦干眼泪，开始想办法打开这个盒子。

我找来了锤子和螺丝刀，对着那把小小的铜锁，又敲又撬。

可那把锁，像是长在了盒子上一样，异常坚固。

我折腾了半天，累得满头大汗，盒子却依然紧闭着。

我颓然地坐在地上，看着这个顽固的铁盒子，感到一阵无力。

这个秘密，就这么近，又那么远。

我突然灵光一闪，想起了二姨夫离开时的样子。

他走得那么决绝，那么干脆，就好像，他笃定我能打开这个盒子一样。

钥匙。

钥匙在哪儿？

他一定把钥匙留给我了。

我开始发疯似的在家里寻找。

门口的鞋柜，茶几的抽屉，沙发底下……所有他可能放东西的地方，我都翻了个遍。

没有。

什么都没有。

难道是我想多了？

我瘫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个铁盒子发呆。

目光，无意中扫过了书架。

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我这些年买的书。

在最角落的位置，有一本很旧的、封面已经泛黄的《唐诗三百首》。

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二姨夫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那时候，他还没有彻底放下画笔。

书的扉页上，他还用隽秀的毛笔字，给我写了一句赠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那个“舟”字，他写得特别飘逸，最后一笔，像一叶扁舟，在纸上荡开。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冲过去，从书架上拿下那本《唐-诗三百首》。

书很旧了，纸张都变得又脆又黄，散发着一股陈年的霉味。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指尖拂过那些熟悉的诗句。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

当我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的指尖，触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那是一页被掏空了的书页，中间挖出了一个钥匙形状的凹槽。

凹槽里，静静地躺着一把小小的、已经氧化发黑的铜钥匙。

就是它！

我的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我拿起钥匙，走到茶几边，深吸一口气，把它插进了锁孔。

大小，刚刚好。

我轻轻一拧。

“咔哒”一声。

锁，开了。

那声音，清脆得像是春天里第一声解冻的冰裂。

也像是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在我面前，缓缓地打开了。

我的心跳，快得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

我掀开盒盖。

一股浓重的墨香，夹杂着岁月沉淀下来的味道，扑面而来。

盒子里面，没有金银珠宝，也没有成沓的钞票。

只有一卷一卷用细麻绳捆得整整齐齐的画轴，和一本已经磨破了封皮的笔记本。

画轴的纸张，已经泛黄，甚至有些地方，还带着被虫蛀过的小孔。

我小心翼翼地解开其中一卷。

画卷展开，是一幅水墨山水。

画上，是连绵的远山，山间云雾缭绕，近处是几棵苍劲的松树，树下有一间小小的茅屋。

笔法虽然略显稚嫩，但意境悠远，带着一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和宁静。

画的落款处，是两个字：望山。

没有署名，只有一个红色的印章，印章上的字，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

我一卷一卷地打开。

有画柿子树的。

就是他家院子里那棵。画上的柿子，红得像一团团火焰，挂在遒劲的枝头，充满了生命力。

有画二姨的。

是一张侧脸的素描。画上的她，还很年轻，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坐在门槛上，低头看书，嘴角带着一丝恬静的微笑。阳光洒在她的发梢，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画的旁边，有一行小字：吾心安处。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砸在泛黄的画纸上，晕开一小团水渍。

我终于看到了那个笔记本。

笔记本的封皮，是深蓝色的硬壳，四个角都已经被磨圆了，露出了里面白色的纸板。

我翻开第一页。

上面，是二姨夫那熟悉的、刚劲有力的字迹。

但写的，不是诗，也不是文章。

是账本。

一笔一笔，记录着这个家庭几十年的收支。

“一九八二年，三月五日。卖鸡蛋五斤，得款两元五角。购食盐一包，两角。购煤油半斤，三角。”

“一九八二年，六月一日。秀（二姨的名字叫秀莲）咳嗽，抓中药三副，一元两角。”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卖掉一幅《松下问童子》，得款二十元。给秀买了一件新棉袄，十五元。余五元。”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中秋。买月饼两块，一块豆沙，一块五仁。秀爱吃豆沙的。”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大雨，屋顶漏水。卖掉两幅字，换了三捆茅草。”

……

账本的记录，琐碎而平淡。

柴米油盐，人情往来，鸡毛蒜皮。

但在这冰冷的数字背后，我却看到了一个男人，如何用他那并不宽阔的肩膀，为他心爱的女人，撑起了一片虽然漏雨、但却温暖的天。

我看到了他的每一次妥协，每一次退让，每一次为了生活而低下的、高贵的头颅。

我一页一页地翻下去。

账本的后半部分，字迹开始变得潦草，记录也越来越简单。

“一九九五年，五月三日。秀心口疼。去县医院，花三百。”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日。卖掉藏着的最后一方砚台，八百元。给秀看病。”

“二零零一年，三月。无收入。借东家五十，西家三十。”

“二零零五年，十月。柿子丰收。卖柿饼，得一千二百元。还债。”

……

我看到了那一年。

我妈说，二姨病得很重的那一年。

那一页，只有短短的一行字。

“一九九零年，冬。卖画救命。”

简简单单的六个字，却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了我的心上。

“卖画救命”。

他卖掉的，是画吗？

不，他卖掉的，是他的梦想，是他的灵魂，是他半生的心血。

他用自己的梦想，换回了爱人的生命。

从那一天起，那个叫“望山”的画家，就死了。

活下来的，是一个叫李望山的、沉默寡言的农民。

我合上笔记本，感觉它有千斤重。

我终于明白，二姨夫为什么要把这个盒子给我。

他不是在还钱。

他是在托孤。

他把他那死去的梦想，托付给了我。

他知道，在这个家里，或许只有我，这个在城里读过几年书的年轻人，才能看懂这些画的价值，才能理解他那被生活掩埋的才华和不甘。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那被辜负了一生的才情，找一个归宿。

他是在对我说：你看，我这一辈子，虽然过得这么窝囊，这么卑微，但我曾经，也像这画里的山一样，有过棱角，有过高度。

我的眼泪，流得更凶了。

我为他感到不值，又为他感到敬佩。

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啊。

他爱得那么深沉，那么笨拙，那么不计后果。

他把所有的苦，都自己一个人咽下去，酿成一杯无言的酒。

而他给二姨的，永远是那块最甜的豆沙月饼。

我把所有的字画和那本笔记本，都小心翼翼地放回铁盒子里。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穿上外套，拿着车钥匙，冲出了家门。

我要去医院。

我要去见他。

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但我知道，我必须去。

我必须让他知道，他的这份心意，我收到了，也读懂了。

车子在城市的车流里穿行。

窗外，高楼林立，霓虹闪烁。

这是一个繁华而冷漠的世界。

每个人都在为了生活而奔波，每个人都戴着面具，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而我刚刚，却从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里，窥见了一种最原始、最纯粹的爱情。

那种爱情，与金钱无关，与地位无关。

它就像二姨夫家院子里的那棵柿子树，深深地扎根在贫瘠的土地里，经历风霜雨雪，却依然能在每年秋天，结出满树火红的、甜蜜的果实。

到了医院，我轻手轻脚地推开病房的门。

二姨已经睡着了，她的呼吸，比昨天平稳了许多。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脸上，给她苍白的脸颊，镀上了一层柔和的温暖。

二姨夫就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背对着门。

他正在给二姨削苹果。

他的手很大，手指粗壮，可他削苹果的动作，却异常地轻柔和专注。

一圈一圈的苹果皮，在他的刀下，连绵不断地垂下来，像一条红色的瀑布。

他削得很慢，很仔细，仿佛那不是一个苹果，而是一件稀世珍宝。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回过头。

看到我，他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他下意识地想把手里的苹果藏起来，但随即又觉得这个动作很可笑，便停住了。

“你……咋来了？”他问，声音还是那么沙哑。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走到他面前，把一个东西递给了他。

是那本《唐诗三百首》。

我把它翻到了最后一页，露出了那个被掏空的凹槽，和里面的那把铜钥匙。

他看到那把钥匙，浑身一震。

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除了麻木和愁苦之外的表情。

那是一种混杂着惊讶、羞赧和一丝释然的复杂神情。

他抬起头，看着我。

他的眼睛，有些浑浊，但此刻，却异常明亮。

那眼神，像是在问我：你……都看到了？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该赞美他的画，还是该同情他的遭遇？

是该感谢他的付出，还是该指责他的固执？

最后，我只是从嘴里，轻轻地吐出了两个字。

“值得。”

我说。

他愣住了，似乎没听懂。

“我说，为了二姨，这么做，值得。”我又重复了一遍。

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这个像山一样沉默坚毅的男人，这个在生活的重压下从未弯过腰的男人，此刻，眼眶里，竟然泛起了泪光。

他迅速地低下头，用手背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然后继续削他的苹果。

但他的手，却在微微地颤抖。

一滴浑浊的泪，还是没忍住，落在了红色的苹果上，然后迅速地滑落，消失不见。

病房里，一片寂静。

只有窗外传来的、城市的喧嚣，和二姨平稳的呼吸声。

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

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那扇隔在我们之间，由沉默和疏离筑成的墙，在那一刻，悄然倒塌了。

我走过去，从他手里，拿过另一个还没削的苹果，和一把水果刀。

我学着他的样子，坐在另一张小凳子上，开始慢慢地削苹果。

我的动作很笨拙，削出来的苹果皮，断断续-续，坑坑洼洼。

他看了一眼，嘴角，似乎牵动了一下，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们就那么坐着，一个在床的左边，一个在床的右边，各自削着一个苹果。

夕阳的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洁白的墙壁上。

那一刻，我感觉，我们之间，不再是简单的长辈和晚辈的关系。

我们更像是两个男人。

两个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自己所爱的人的男人。

二姨的手术，很成功。

半个月后，她出院了。

出院那天，我去医院接他们。

二姨的气色好了很多，脸上有了血色。

她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

二姨夫还是老样子，沉默地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他们的全部行李。

我开车送他们去车站。

路上，二姨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跟我说着村里的事。

谁家的牛生了崽，谁家的儿子娶了媳妇。

二姨夫坐在副驾驶，一言不发，只是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陌生的城市街景。

到了车站，我帮他们把行李拿下车。

在他们准备进站的时候，我叫住了二姨夫。

我从后备箱里，拿出了那个铁皮盒子，递给他。

他愣住了，连连摆手：“这……这不行，这是给你的。”

“二姨夫，”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些画，不属于我，它们属于你。它们是你的一部分，你不该把它丢掉。”

“可是……那一万块钱……”

“钱的事，你别操心了。”我打断他，“就当……就当我买你一幅画了。”

我指了指那个盒子：“我就要那幅《吾心安处》，那幅二姨的画像。剩下的，你都拿回去。”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只是伸出那双粗糙的大手，接过了那个沉甸甸的铁盒子。

他抱得很紧，像是抱着失而复得的珍宝。

然后，他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九十度。

我赶紧去扶他，他却执意不肯起来。

等他直起身子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眶，又红了。

“以后……常回家看看。”他哑着嗓子说。

“嗯。”我重重地点头。

看着他们一高一矮、一前一后的背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他们回到那个贫瘠的村庄，依然要面对清苦的生活。

二姨夫，可能也再也不会拿起画笔了。

他的梦想，终究是被岁月和现实，埋葬了。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他用他的梦想，换来了他的一心安处。

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吗？

回到家，我把那幅二姨的素描，小心翼翼地取出来。

我特意去最好的装裱店，给它配了一个古朴的木质画框。

我把它挂在了我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每天，当我工作累了，或者被城市的喧嚣搞得心烦意乱的时候，我都会抬头看看这幅画。

画上的女子，安静，恬淡。

她的笑容，仿佛有一种魔力，能瞬间抚平我内心所有的焦躁和不安。

我常常会想，什么是幸福？

是住进大房子，开上好车，拥有花不完的钱吗？

也许是。

但对于二姨夫来说，幸福，可能就是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在夕阳下，安静地读一本书。

就是能把那块最甜的豆沙月饼，留给她。

就是能在她生病的时候，有能力为她换来救命的钱，哪怕代价是自己的一切。

第二年春天，我妈打电话来，说二姨夫托人给我捎了点东西。

我下楼，看到一个同乡的货车司机，他从车上搬下来一个大大的泡沫箱。

打开箱子，里面，是一棵柿子树苗。

树苗的根部，用泥土和草绳，包裹得严严实实。

箱子里，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是二姨夫那熟悉的、遒劲的字迹。

上面只有一句话：

“城里风大，种棵树，给你挡挡。”

那一刻，我站在春日的阳光下，看着那棵不起眼的树苗，突然就泣不成声。

我小心翼翼地把树苗抱回家，找了一个最大的花盆，把它种在了我的阳台上。

我每天给它浇水，施肥，盼着它快快长大。

我知道，它可能永远也长不成乡下院子里那棵参天大树。

它可能，永远也结不出那么大、那么甜的柿子。

但它，是我在这座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拥有的，最温暖的根。

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在那个遥远的小山村，有两个人，用他们最笨拙、最沉默的方式，爱着我。

也提醒着我，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不要忘记，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守护的东西。

后来，我换了工作，薪水高了一些。

我每个月都会给二姨他们寄些钱过去，不多，但足够他们把日子过得宽裕一点。

二姨夫从来没说过谢谢。

但是，每年秋天，我都会收到一个从老家寄来的、装满了火红柿子的包裹。

那些柿子，每一个，都又大又甜。

我知道，那是他能给我的，最好的东西了。

有一年，我带着女朋友回家过年。

我们特意去乡下看了二姨和二姨夫。

他们的老房子，还是那个样子，低矮，陈旧。

院子里的那棵老柿子树，枝干虬曲，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

二姨夫看到我带了女朋友，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他搓着手，咧着嘴笑，露出满口被烟熏得焦黄的牙。

那是他第一次，对我笑。

吃饭的时候，他破天荒地拿出了一瓶藏了很久的白酒，非要跟我喝两杯。

两杯酒下肚，他那张古板的脸，泛起了红晕，话也多了起来。

他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就说一句话：“好，好，好啊。”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他家住下了。

我和女朋友睡在西屋，二姨和二姨夫睡在东屋。

老房子的隔音不好。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能隐约听到隔壁传来的对话声。

是二姨的声音，带着一丝嗔怪：“你今天喝多了，跟孩子说那么多话干啥。”

然后，是二姨夫那含混不清的声音：“我……我高兴……”

“高兴啥？”

“孩子……长大了，有出息了……还找了个这么好的对象……我这辈子，没啥本事，就盼着你们这些小的，能过得比我好……”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带着浓浓的醉意。

“……那幅画，你挂起来没？”

“挂了，挂在书房里，天天都能看到。”

“那就好……那就好……有人看着，它就不孤单了……”

再后来，就是他沉沉的鼾声。

我躺在黑暗里，听着窗外的风声，和隔壁传来的、均匀的鼾声，眼角，又一次湿润了。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他知道我珍藏着他的画。

他知道我懂他。

这就够了。

对于一个沉默了一辈子的男人来说，有一个人能懂他，或许，就是对他这一生最好的慰藉。

人生，就像一幅长长的画卷。

有的人，用浓墨重彩，画下了波澜壮阔。

有的人，用清淡笔触，描绘了岁月静好。

而二姨夫，他的人生画卷，前半生，是激昂的山水，是孤高的寒梅。

后半生，却只有一间茅屋，一个爱人，和一棵年年结果的柿子树。

外人看来，或许是落魄，是潦倒。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在那一间小小的茅屋里，他拥有了整个世界。

那一年，我阳台上的那棵柿子树，第一次，结了果。

只结了一个。

小小的，青涩的。

我把它摘下来，放在手心，像捧着一个稀世的宝贝。

我拍了张照片，发给了二姨夫。

过了很久，他回了我一条信息。

是他用那只拿惯了锄头的手，一个字一个字，笨拙地打出来的。

信息很短，只有两个字。

“甜吗？”

我看着那两个字，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回复他。

“甜。”

“特别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