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我把窝头分给牛棚里的右派，20年后，他成了我的上司

一九七六年，我十八岁，刚刚顶替我爸的岗，进了红星机械厂。

那年头的风，是硬的，刮在脸上，像带着砂纸。

厂里的空气，跟风一样，也是硬的。人人说话都留着三分，眼神里藏着七分。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就被人揪住小辫子，挂上牌子。

我爸，一个在厂里干了半辈子钳工的老实人，在我上班前一晚，把我拉到小屋里，抽了半宿的烟。

烟雾缭MAGA，他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张揉皱了的旧报纸。

“卫东啊，”他嗓子哑得像破风箱，“到了厂里，少说，多做。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

他把烟头在鞋底上狠狠摁灭，又补了一句：“特别是牛棚那边，离远点，听见没？那里头的人，沾上就甩不掉了。”

我懂。

牛棚，不是养牛的棚子，是关“牛鬼蛇神”的地方。

我们厂的牛棚，就在车间后面，一排没人住的旧平房，孤零零的，像被整个世界给忘了。

我被分在三车间，学徒，每天的工作就是扫地、擦机器、给老师傅们打下手。

活儿不累，就是熬人。

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震得人耳朵嗡嗡响，一天下来，脑子里就剩下一片空白。

那天下午，车间主任老孙头，叼着烟，指了指车间后门：“小李，去，把后头那片清扫一下，过几天有领导来检查。”

后头，就是牛棚的方向。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了我爸的话。

可主任发了话，我一个新来的学徒，哪敢说个“不”字。

我只能“哎”了一声，拿起扫帚和铁簸箕，硬着头皮往后门走。

车间的后门一开，机器的轰鸣声瞬间小了一半，一股混杂着青草、泥土和某种腐败气味的空气涌了进来。

外面是一片荒地，杂草长得比我都高。

远处那排灰扑扑的平房，就是牛棚。

我离得远远的，开始扫地上的铁屑和油污。

眼睛，却忍不住往那边瞟。

我看见了一个人。

一个男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工作服，正佝偻着腰，用一把破扫帚，一下一下，机械地扫着门前的落叶。

他很瘦，瘦得像一根被风吹干了的竹竿，头发乱糟糟的，长得遮住了眼睛。

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给他镶了一道金边，可那道金边，却让他显得更加单薄，好像随时都会被风吹走。

他就是我爸口中“沾上就甩不掉”的人？

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点好奇，但更多的是恐惧。

我埋着头，加快了扫地的速度，只想赶紧干完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就在我准备收工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把一张报纸吹到了我的脚边。

我弯腰捡起来，是一张《人民日报》。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向那个男人。

他也停下了动作，正看着我。

隔着几十米的距离，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像两道探照灯，直直地打在我身上。

我的心，猛地一缩。

手里的报纸，瞬间变得滚烫。

在那个年代，一张报纸，尤其是党报，是不能乱扔的。

我捏着报纸，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他是不是在等我把报纸送过去？

可我爸说了，离他们远点。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最后，我一咬牙，把报纸叠好，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块干净的石头上，用另一块小石头压住。

然后，我扛起扫帚，头也不回地跑回了车间。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那个男人的身影，和他那道说不清意味的目光。

第二天，我又被派去打扫后院。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到了那儿，我第一眼就看向昨天放报纸的石头。

石头上，空空如也。

那个男人，还在扫地，姿势和昨天一模一样，仿佛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

我松了口气，又有点说不出的失落。

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

我每天都能看到他。

他总是在那里，扫地，或者坐在门槛上发呆，像一棵沉默的树。

我开始习惯了他的存在。

甚至，在看不到他的时候，心里会有点空落落的。

我从老师傅们的闲聊中，零零碎散地拼凑出了他的信息。

他叫陈景生，以前是厂里的总工程师，留过洋，是国内顶尖的机械专家。

据说，我们厂里好几台从德国进口的精密机床，都是他带头调试好的。

后来，运动来了，他被打成了“右派”、“反动学术权威”。

老婆跟他离了婚，划清了界限，孩子也登报跟他断绝了关系。

他就被关进了牛棚，每天扫地，写检查。

“可惜了，那么大一个才子。”一个老师傅叹了口气，随即又压低声音，“这话可别往外说。”

我听着，心里堵得慌。

一个能调试德国精密机床的专家，现在却在这里扫落叶。

这是个什么世道？

那天，是发工资的日子。

我拿到了我人生的第一笔工资，三十六块五毛。

我妈高兴坏了，晚饭特意给我蒸了白面馒头。

可我，却惦记着食堂发的窝头。

那窝头像石头一样，又干又硬，剌嗓子。

平时我都是硬往下咽，可那天，我偷偷藏了两个。

晚饭后，我借口出去溜达，揣着那两个还带着余温的窝头，鬼使神差地又走到了车间后院。

天已经黑了。

牛棚那边，黑漆漆的，只有一个窗口，透出一点豆大的、昏黄的光。

我借着月光，蹑手蹑脚地靠近。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许，只是因为老师傅那句“可惜了”。

也许，只是因为我每次看到他，都觉得他好像马上就要饿死了。

我走到那扇透着光的窗户下，窗户很高，我得踮起脚才能够到。

我能听到里面有轻微的咳嗽声。

我把窝头从口袋里掏出来，热气已经散了，变得冰凉僵硬。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它们从窗户的缝隙里，塞了进去。

然后，我像个小偷一样，转身就跑。

我一口气跑回家，后背全是冷汗。

我妈问我跑什么，脸这么白。

我说，没事，夜里凉。

从那以后，我好像着了魔。

每隔几天，我就会把自己的窝头、馒头，偷偷地塞进那个窗户。

我从来不敢在白天去，也不敢跟他有任何交流。

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那个冰冷的窗台。

有时候，我会塞进去一个苹果，那是我妈托人从外地买来，给我补身体的。

有时候，我会塞进去几块饼干，那是我省下来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吃到。

我只知道，我每次把东西塞进去，心里的那种负罪感和恐惧感，就会被一种奇怪的满足感所代替。

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的事。

尽管这件事，可能会给我带来天大的麻烦。

有一次，我塞窝头的时候，里面的手，碰到了我的手。

他的手，冰凉，干瘦，全是骨头。

我的手，温暖，有力。

我们俩都像触了电一样，猛地缩了回去。

那一刻，我清楚地听到了里面传来一声极轻极轻的，像是叹息，又像是道谢的“嗯”声。

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秋天来了，风越来越冷。

我看到他身上的衣服，还是那件单薄的旧工服。

我急得不行。

我把我自己的一件旧棉袄，趁着半夜，扔进了牛棚的院子里。

第二天，我提心吊胆地观察了一天。

他没有穿。

那件棉袄，就那么孤零零地躺在院子的角落里，像一堆没人要的垃圾。

我心里难受极了。

他是不敢穿？还是不屑穿？

我不知道。

那件棉袄，在院子里躺了三天，最后被收垃圾的清洁工给收走了。

我的心，也跟着凉了半截。

从那以后，我再没送过东西。

我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在自作多情？

我甚至开始刻意躲着后院。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平淡，乏味，安全。

直到那天。

一九七六年，十月。

厂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

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整个厂区都沸腾了。

人们从车间里，从办公室里，从宿舍里涌出来，脸上带着一种将信将疑的狂喜。

我被人流裹挟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天，要变了。

我下意识地，又跑到了车间后院。

牛棚的门，大开着。

里面，空无一人。

那个扫地的男人，不见了。

院子里，干干净净，连一片落叶都没有。

只有那个我曾经塞过东西的窗台，落满了灰尘。

他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去了哪里？

没有人知道。

他就这样，像一阵风一样，消失在了我的生命里。

连一声告别都没有。

我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突然觉得心里也空了一块。

那年冬天，特别冷。

时间，是最好的橡皮擦。

它能擦掉伤痛，也能擦掉记忆。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

我也从一个十八岁的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快四十岁的中年男人。

我叫李卫东。

这名字，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现在听起来，有点土。

我还在红星机械厂。

只是，红星厂，已经不是当年的红星厂了。

机器老了，技术旧了，效益一年不如一年。

“改革”、“下岗”这些词，像乌云一样，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我没能像我爸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八级钳工。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仓库保管员。

老婆王丽，是厂里幼儿园的老师，人有点碎嘴，但心是好的。

女儿妞妞，上初三了，成绩不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全部的希望。

日子过得不咸不淡，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

我早就忘了那个叫陈景生的工程师，忘了那个昏暗的牛棚，忘了那些又干又硬的窝头。

那段记忆，被我埋在了心底最深的角落，上面落满了灰尘。

直到一九九六年，春天。

厂里传得沸沸扬扬，说省里要派一个新厂长来，大刀阔斧地搞改革。

还说，这个新厂长，是个狠角色。

一时间，人心惶惶。

大家都怕，改革的刀，第一刀就砍在自己脖子上。

开全厂大会那天，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紧张又压抑的气氛。

我跟几个仓库的同事，缩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

“听说了吗？新来的姓陈，是从省经贸委空降下来的。”同事老张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说。

“管他姓什么，反正咱们这些没背景没技术的，都是第一批被裁的命。”另一个同事唉声叹气。

我没说话，心里也是一团乱麻。

要是下了岗，我们一家三口怎么办？妞妞马上就要上高中、上大学了，哪儿哪儿都要钱。

就在这时，主席台上，走上来一个人。

大概五十多岁的年纪，个子很高，但很清瘦。

他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蓝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虽然鬓角已经有了白发，但整个人显得特别精神。

他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很锐利，扫视全场的时候，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场。

礼堂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叫陈景生。”

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有穿透力，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到礼堂的每一个角落。

陈景生？

这个名字……

我的心，猛地一跳。

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蛰了一下。

我死死地盯着主席台上的那个人。

他的脸，已经不再是二十年前那副被饥饿和屈辱折磨得脱了相的样子。

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痕迹，但那双眼睛，那双曾经在几十米外，像探照灯一样看过我的眼睛，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是他！

真的是他！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周围的同事在说什么，台上的领导在讲什么，我一个字都听不见了。

我的眼前，一会儿是这个穿着西装，意气风发的厂长陈景生。

一会儿，又是那个穿着破工服，在牛棚前佝偻着腰扫地的“右派”陈景生。

两个身影，不断地重叠，撕扯。

我的手心，全是冷汗。

他……还记得我吗？

记得那个在深夜里，偷偷给他塞窝头的小学徒吗？

还是说，他早就忘了。

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人是我。

一种巨大的、无法言说的恐慌，瞬间攫住了我。

他现在是厂长，是决定我们几千人命运的“活阎王”。

而我，只是一个最不起眼的仓库保管员。

我们之间的距离，比二十年前，那几十米的荒地，还要遥远。

遥远得，像隔着一个世界。

会议结束的时候，我腿都软了。

老张拍了我一下：“卫东，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不舒服？”

我摇摇头，勉强笑了笑：“没事，可能有点低血糖。”

回到家，老婆王丽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也问我怎么了。

我能怎么说？

难道告诉她，新来的厂长，就是二十年前我冒着天大的风险接济过的那个“牛鬼蛇神”？

我怕她骂我傻，更怕她到处去说。

这种事，在没弄清楚对方的态度之前，说出去，是福是祸，谁也料不准。

我只能把这个天大的秘密，死死地压在心底。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二十年前的那个秋夜，和二十年后的这个春夜，重叠在了一起。

我翻来覆去，一会儿觉得自己当年太傻，太冲动。

一会儿又抱着一丝侥幸，也许，他记得我，会念着当年的那点好，保住我的饭碗。

两种念头，在脑子里打架，把我折磨得快要疯了。

陈景生上任后，雷厉风行。

他不像以前的厂领导，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

他每天都下车间，走仓库，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问。

他懂技术，懂管理，问的问题，全都问在点子上，问得那些车间主任、部门科长，一个个脑门上直冒汗。

厂里的风气，一下子就变了。

原来那些磨洋工、扯闲篇的，现在一个个都夹起了尾巴。

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个新厂长，是来真格的。

我也更害怕了。

我们仓库，是厂里有名的“养老院”，人浮于事，管理混乱。

这绝对是陈景生要整治的重点。

我每天上班，都像在上刑场。

我怕见到他。

我怕他那双锐利的眼睛，看到我，然后认出我。

我不知道他认出我之后，会发生什么。

可越是怕什么，就越是来什么。

那天下午，我正在仓库里盘点一批积压了十几年的旧零件。

仓库里光线很暗，空气中飘满了灰尘。

我正拿着手电筒，在一个生了锈的铁架子后面，费劲地核对标签。

突然，我听到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回头一看，心跳瞬间漏了半拍。

陈景生，带着几个科长，走了进来。

他还是那身笔挺的西装，跟这个又脏又乱的仓库，格格不入。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可这仓库里，除了货架，就是零件，我一个大活人，能躲到哪儿去？

我只能硬着头皮，从货架后面走出来，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陈……陈厂长好。”

他“嗯”了一声，目光从我脸上扫过，没有丝毫停留。

那眼神，平静，淡漠，就像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他不记得我了。

也是，二十年了，我从一个瘦高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微微发福的中年人。

而他，当年可能根本就没看清过我的脸。

他怎么可能记得我？

一股说不出的失落和……庆幸，交织在一起。

失落的是，我当年冒着风险做的一切，可能真的就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庆幸的是，他不记得我，我也就不用面对那种未知的尴尬和风险了。

我就还是那个普通的仓库保管员李卫东，他就是高高在上的厂长陈景生。

我们之间，清清白白。

这样也好。

他在仓库里转了一圈，眉头一直紧锁着。

“这些积压的库存，有多少年了？”他指着一堆已经看不出原样的设备，问仓库主任。

仓库主任是个快退休的老油条，擦着汗，支支吾吾地说：“有……有几年了。”

“几年？是十年，还是二十年？”陈景生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

主任不敢说话了。

陈景生没再理他，自己走到一个货架前，拿起一个零件，仔细看了看。

“这是给T616镗床配的轴瓦，德国货。T616，我们厂八十年代初就淘汰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冷笑，“这东西，留在这里，除了占地方，生锈，还有什么用？”

他回头，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工厂的管理水平，看仓库就知道了。你们的仓库，不是仓库，是垃圾场！”

他把那个零件，重重地扔在地上。

“哐当”一声，吓得我们所有人都打了个哆嗦。

“下个星期，我要看到一份完整的库存清理和资产盘活方案。做不出来，你们仓库所有人，从主任到工人，全部待岗！”

说完，他转身就走，留下我们一群人，面面相觑，脸色惨白。

我的心，也跟着那声“哐当”，碎了一地。

待岗，不就是下岗的另一种说法吗？

完了。

这个冬天，终究是没躲过去。

回到家，我把这件事跟王丽说了。

她当场就炸了。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那个姓陈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一来就拿我们这些老实人开刀！”

她一边骂，一边掉眼泪。

“卫东，这可怎么办啊？你要是下了岗，妞妞的学费，我们家的房贷……这日子还怎么过啊！”

我看着她，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我一个大男人，快四十岁了，却连老婆孩子的安稳生活都给不了。

我算什么男人？

“要不……要不你去找找他？”王丽突然抓住我的手，眼睛里闪着一丝希望的光，“你不是说……你以前帮过他吗？”

我的心猛地一沉。

“不行！”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王丽被我吓了一跳。

我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放缓了语气：“丽丽，你听我说。这都二十年了，人家现在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地位？他根本就不记得我了！我今天见到他了，他看我的眼神，就跟看一个陌生人一样。”

“再说了，就算他记得，那又怎么样？当年我给他个窝头，现在就指望他还我一个金饭碗？这不成了挟恩图报的小人了吗？我李卫东丢不起这个人！”

我的话说得很硬，但其实，我心里虚得很。

我不是不想去找。

我是不敢。

我怕看到他轻蔑或者嘲讽的眼神。

我怕他说：“哦，原来是你啊。怎么，现在想来讨债了？”

那种屈辱，比直接让我下岗，还要难受一百倍。

王丽不说话了，只是默默地流眼泪。

妞妞从自己房间里出来，看到我们这样，怯生生地问：“爸，妈，你们怎么了？”

我赶紧擦了擦眼睛，挤出一个笑容：“没事，妞妞，爸妈在说工作上的事呢。你快回去复习功课，马上要中考了，别分心。”

妞妞懂事地点点头，回了房间。

听着女儿房间里传来的沙沙的写字声，我的心，更是揪成了一团。

为了妞妞，我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仓库的人都疯了。

大家都在拼命地整理那些堆积如山的陈年旧账和废铜烂铁。

谁也不想待岗。

可谁都知道，这只是徒劳。

一个星期的期限，怎么可能把十几二十年的烂摊子收拾干净？

陈景生这明摆着就是要拿我们仓库开刀，杀鸡儆猴。

绝望，像瘟疫一样，在仓库里蔓延。

已经有人开始托关系，找出路了。

老张劝我：“卫东，你也想想办法吧。你岳父不是在市里有点关系吗？求求他，看能不能把你调到别的单位去。”

我苦笑。

我岳父是有点关系，可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人情了，现在这个社会，人走茶凉，谁还会认？

再说了，我一个仓库保管员，没技术，没文凭，能调到哪儿去？

难道真的要去求陈景生？

这个念头，像一根毒草，在我心里疯狂地滋长。

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不能去，去了就是自取其辱。

可一想到王丽的眼泪，想到妞妞的未来，我的决心就开始动摇。

也许……也许他不是我想象的那种人呢？

也许，他还念着当年的那点情分呢？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应该去试一试。

为了这个家，我还有什么脸面可丢的？

星期五，是最后期限。

下午，仓库主任把一份潦草的方案交了上去，结果可想而知，被打了回来。

下班的时候，主任把我们召集起来，脸色灰败地说：“厂里的待岗通知，下个星期一就下来了。大家……大家好自为之吧。”

所有人都沉默了。

有人当场就红了眼圈。

我捏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了肉里。

我做出了决定。

我让老张他们先走，说我再收拾一下东西。

等所有人都走光了，我一个人，走出了仓库，走向了办公楼。

那栋三层的小楼，我从来没进去过。

厂长办公室，在三楼最东头。

我站在楼下，抬头看着那个亮着灯的窗户，双腿像灌了铅一样。

天已经黑了。

跟二十年前的那个夜晚，很像。

我深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

楼道里很安静，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响。

“咚，咚，咚。”

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上。

我走到了三楼，厂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透出光亮。

我能听到他在里面打电话的声音。

说的都是一些我听不懂的，关于市场、融资、技术改造的词。

他的世界，和我，真的是两个世界。

我站在门口，手抬起来，又放下，抬起来，又放下。

来来回回，好几次。

我甚至想，要不就算了，回去吧。

可我一转身，就能看到王丽和妞妞失望的脸。

我一咬牙，抬起手，敲了敲门。

“咚咚。”

里面的说话声停了。

“请进。”

是他的声音。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他的办公室很大，很亮，收拾得一尘不染。

他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刚刚放下电话。

他看到我，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似乎在想，这个点儿了，这个仓库的工人来干什么。

“陈厂长，我……”

我一开口，才发现自己的嗓子干得要冒烟，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你是……仓库的李卫东，对吧？”他看着我，语气很平静。

他记得我的名字。

仅仅是名字而已。

“是，陈厂长。”我点了点头，紧张得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有什么事吗？”他往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看着他，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

我的勇气，在这一刻，突然像被针扎破的气球一样，全都泄光了。

我说不出口。

我怎么能开口，去提二十年前的那些窝头？

那太可笑了。

也太可耻了。

“我……我……”我支吾了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陈厂长，关于仓库待岗的事……我们能不能……再争取一下？我们保证，一定把仓库整顿好。”

我说完，自己都想抽自己一个耳光。

这跟求饶有什么区别？

陈景生看着我，没有马上说话。

他的目光，很深，像一口古井，让我看不透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

我能听到墙上挂钟的秒针，在“滴答、滴答”地走。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

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李卫东。”

他突然开口，叫了我的全名。

我一个激灵，站直了身体。

“你今年，多大了？”他问。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

“三……三十八了。”

“三十八……”他重复了一句，眼神里，似乎有了一丝波澜，“十八岁进的厂，对吧？”

我的心，狂跳起来。

他……他怎么会知道？

难道他调查过我？

“是……是的。”

他又沉默了。

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缓缓地，一字一句地问道：

“一九七六年，秋天。三车间后院的牛棚。”

我的呼吸，瞬间停止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看着我震惊的样子，嘴角，似乎有了一丝极淡极淡的笑意，但很快就消失了。

“那个时候的窝头，真硬啊。”

他轻轻地说。

“剌嗓子。”

这三个字，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我尘封了二十年的记忆。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激动，是委屈，还是别的什么。

我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在他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他没有安慰我。

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有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过了很久，我才慢慢平复下来。

我擦干眼泪，声音嘶哑：“您……您都记得？”

“怎么能不记得。”他叹了口气，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那几年，我以为自己就要死在那儿了。每天被人批斗，唾骂，像狗一样活着。所有人都躲着我，好像我身上有瘟疫。”

“我饿得眼发绿，饿得连尊严是什么都忘了。有好几次，我真想一头撞死在墙上，一了百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但我能听出，那平静下面，压抑着多大的痛苦和屈辱。

“直到有一天，一个小子，从窗户里，给我塞了半个窝头。”

“那半个窝头，又冷又硬，可我吃下去的时候，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

“从那天起，每隔几天，那个窗台，就会有吃的。有时候是窝头，有时候是馒头，有一次，甚至还有一个苹果。”

他转过身，看着我。

“你知道吗？那些食物，不仅仅是填饱了我的肚子。”

“它们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把我当人看。”

“是它们，让我撑过了最黑暗，最绝望的日子。”

“我一直在想，那个给我送东西的人，到底是谁。我只记得，他很高，很瘦，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服。有一次，我碰到了他的手，很暖和。”

“后来，平反了，我被调走了。走得太匆忙，我没来得及去找他，甚至，连一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

“这些年，我回过红星厂几次，也托人打听过。但是，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在哪个车间。厂里几千人，人海茫茫，怎么找？”

“我以为，这辈子，这个遗憾，都弥补不了了。”

他走到我面前，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直到那天，我在仓库里，看到你。你低着头，很紧张的样子。我叫了你的名字，李卫东。”

“我当时就在想，会是你吗？”

“你今天来找我，我更确定了。”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感激，有感慨，还有一丝……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温情。

“卫东，这些年，委屈你了。”

我的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

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安，所有的恐惧，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

值了。

当年那几个窝头，值了。

那天晚上，我和陈景生聊了很久。

我们聊起了二十年前的往事，聊起了这些年的变化。

他告诉我，他平反后，先是回到了省设计院，后来又被公派出国学习，回来后，就一直在省里的经济部门工作。

这次来红星厂，是他主动请缨的。

“这里，是我跌倒的地方。我也要从这里，重新站起来。”他说。

他问起了我的家庭，我的生活。

我告诉他，我有一个爱我的妻子，一个懂事的女儿。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很安稳。

临走的时候，他把我送到门口。

“关于仓库待岗的事，你不用担心了。”他说，“明天，你到厂长办公室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我回到家，已经快半夜了。

王丽还在等我，一脸焦急。

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她听完，愣了半天，然后抱着我，又哭又笑。

“你这个傻子！你这个大傻子！”她捶着我的背，“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说！吓死我了！”

第二天，我按照陈景生的吩咐，去了他的办公室。

他递给我一份文件。

是一份人事调动令。

上面写着：任命李卫东同志为新成立的“资产管理科”副科长。

我愣住了。

“陈厂长，这……这不行！我就是一个仓库保管员，我哪懂什么资产管理？我也不会当什么科长啊！”

我慌忙把文件推回去。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陈景生的表情，又恢复了那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我让你去，不是因为你二十年前给过我几个窝头。那是一码事，这是一码事。”

“我让你去，是因为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帮我把仓库那个烂摊子，彻底盘活。”

他指着那份文件，看着我的眼睛。

“我调查过你。这二十年，你在仓库，没有拿过厂里一针一线，没有跟那些人同流合污。你的账本，是整个仓库里，唯一一本清清楚楚的。”

“这就够了。”

“技术可以学，管理可以学，但一个人的品行，是学不来的。”

“李卫东，你敢不敢接这个担子？”

他看着我，就像二十年前，那个饿得脱了相的工程师，看着我手里的窝头一样。

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我的血，一下子热了。

我挺直了腰杆，大声回答：“敢！”

我的人生，从那天起，拐了一个大弯。

我成了资产管理科的副科长。

一开始，很多人不服气。

风言风语，说我走了狗屎运，是靠拍新厂长的马屁上去的。

连老张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卫东，你老实说，你给新厂长送了什么礼？”

我只是笑笑，不解释。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里。

我不会管理，就跟着陈景生学。

我不会做方案，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啃那些专业的书籍。

我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走。

半年后，我带着科里的几个人，把积压了二十年的仓库，清理得井井有条。

那些废旧的设备，能修复的修复，不能修复的，就作为废品回收，盘活了几十万的资金。

那些还能用的零配件，我们整理出清单，跟其他兄弟单位进行了置换，又给厂里省下了一大笔采购费。

在年底的总结大会上，我们资产管理科，受到了全厂通报表扬。

陈景生亲自给我颁的奖。

他握着我的手，在我耳边低声说了一句：“好样的，没让我看错人。”

那一刻，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值了。

厂里的风言风语，也渐渐消失了。

大家看我的眼神，从怀疑，变成了佩服。

王丽也变了。

她不再整天唉声叹气，抱怨生活。

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都给我做好吃的。

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

妞妞也以我为荣。

她跟她的同学说：“我爸爸，是我们厂最厉害的资产管理专家！”

我知道，我不是。

我只是一个运气好，遇到了贵人的普通人。

我和陈景生的关系，很微妙。

在工作上，他是我的领导，要求严格，一丝不苟。我犯了错，他照样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在私下里，我们是朋友，是忘年交。

有时候，他会叫我到他家里，喝两杯。

他的家，很简朴。

他没有再婚，一个人过。

我们喝酒的时候，从来不聊工作。

我们就聊过去，聊人生。

有一次，我喝多了，问他：“陈厂长，你……恨那些当年整你的人吗？”

他沉默了很久，摇了摇头。

“谈不上恨了。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很多人，自己也身不由己。”

他看着窗外的月光，缓缓地说：“我只是庆幸，在最黑暗的时候，还能遇到一束光。”

“哪怕那束光，很微弱，只有一个窝头的温度。”

我的眼眶，又湿了。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又是几年过去。

在陈景生的带领下，红星厂，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了。

我们淘汰了落后的生产线，引进了新的技术，开发了新的产品。

厂子，又恢复了往日的荣光。

而我，也从副科长，升到了科长，后来，又被提拔为后勤部门的副主任。

我再也不是那个在仓库里，为生计发愁的李卫东了。

我给家里换了新房子，妞妞也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

一切，都像做梦一样。

二零零六年，陈景生要退休了。

在他退休前，厂里给他办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

会上，他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感谢省里的支持，感谢全厂职工的努力。

最后，他看着我，笑着说：“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十年前，我刚来红星厂的时候，厂里很困难，人心也很散。我当时压力很大，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个人，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和信任。”

“他就是我们后勤部的，李卫东同志。”

全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我身上。

我一下子懵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欢送会结束后，他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还是那个办公室，只是，他桌上的东西，已经收拾干净了。

“我要走了，回省城去，跟我的外孙，安度晚年。”他笑着说。

“陈厂长……”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不舍。

“以后，别叫我陈厂长了。”他拍拍我的肩膀，“叫我老陈，或者，陈大哥。”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这个，送给你。”

我打开一看，愣住了。

里面，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蓝色的旧棉袄。

棉袄的边角，已经磨破了，颜色也洗得发白。

但很干净。

“这……这不是……”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是你的。”他点了点头，“三十年前，你扔进院子里的那一件。”

“我当时，不是不穿，是不敢穿。我怕给你惹麻烦。”

“第二天，我就把它藏了起来。后来我走的时候，也把它带走了。”

“这些年，我搬了好几次家，扔了很多东西。但这件棉袄，我一直留着。”

他看着我，眼神，像三十年前的那个秋夜一样，温和，而明亮。

“卫东，谢谢你。”

“谢谢你当年的那几个窝头。”

“也谢谢你这件，我从未穿上过的棉袄。”

我拿着那件棉袄，手在抖。

它很轻，但我觉得，它有千斤重。

我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想说些什么。

但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里。

我只能，重重地，向他鞠了一躬。

陈景生走了。

我的生活，还在继续。

厂里来了新的领导，有了新的变化。

我也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努力着。

我把那件蓝色的旧棉袄，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

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把它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

我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一九七六年。

想起那个昏暗的牛棚，那个沉默的扫地人，和那个揣着窝头，在黑夜里奔跑的，十八岁的自己。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迈出那一步，没有把那半个窝头塞进窗户。

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

陈景生，又会是什么样？

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我只知道，善良，是一种选择。

它可能不会马上给你带来回报。

它甚至，可能会让你陷入险境。

但是，请你一定，一定不要放弃这种选择。

因为，你不知道，你一个微不足道的善举，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照亮别人的人生。

也照亮，你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