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青：为何说山东年轻人愿意考公进体制是传承了外派干部基因？

#海青点评#这两年总是听到很多人对山东年轻人喜欢考公进体制有一些看法，本来不想谈这个话题，但有很多外省人借此调侃，我觉得对于很多山东的年轻人不公平。本来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也是一件壮志骄阳的事情，但有时却在无形中被一些人贬低，到今天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固化思维。很多人拿出来借此说事，特别是一些商业发达的地方。当然，这些人只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问题本质。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全国正厅级干部以上的人，山东人占了多少，这些山东人肯定不全是在山东，而是分布到了全国，所以这种外派干部的传统由来已久。

当那一代山东人去世之后，他们的孩子或者是孩子的孩子也就有了这样一种传统，所以对任何一种工作的选择都无对无错，但基因与传承很难改变。温州人、闽南人、潮汕人喜欢经商，也是一种基因的传承。这三个地方都是全国公认做生意最厉害的地方，但这三个地方却没有出更多国家级官员，因为每个地方的传统不一样，从小孩懂事之后，老人们已灌输了思想。

我们可以做一个测试，每个人都会听别人的一些建议，但你最想听的或者对你最有效的还是家人的意见。所以当更多山东家庭有这样一种传统基因的时候，一定会让子孙去考公，所以站在传承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也就有了更清晰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很清晰。可看、可听、可感。山东是孔孟之乡，注重温良恭俭让，强调仁义理智性，所以很多小孩还是能比较听父母的意见。当然，山东的父母也愿意干涉。当父母有了这种意识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把这种意识传递给子女。所以你不能说很多年轻人喜欢考公进体制，而是他们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希望如此。

山东外派干部是一种传统，从革命胜利成功之后，我们能发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山东干部，不管是北上也好，或者南下也好，在那个时代老一代山东干部甘洒热血，甚至很多人再也没有回到家乡。我的祖父就是南下干部，长期在广东工作。外公属于北上干部，解放后回到山东，对那段历史我非常清楚。当然，老一辈山东外派干部的口碑都非常好，其实山东人的口碑好，也是在那个时期慢慢形成，到处都是山东干部，到今天也被很多人津津乐道。作为一个山东人，回顾山东外派干部的历程，不得不有感而发。也是非常值得自豪的地方，其实更多是鞭策。长期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上海干部开始去支援全国建设，而且在不同时期上海干部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大家要明白一点，在上海刚刚解放之后，很多来自山东的胶东子弟在上海崭露头角，如果你看一下电视连续剧《破晓东方》，你就能发现很多胶东人在上海的故事。

对于胶东人在上海的故事，最知名的就是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政上海政、经、军的“胶东四才子”，他们均为威海荣成人，在山东时就在一起共事。第一位，谷牧，他是一位改革家，政治家，最初任上海宣传部部长，负责经济与工业的市委副书记，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再一个曹漫之，陈毅担任上海市长的第一副秘书，最早的上海民政局长。还有王一平，他是最初的上海组织部部长，政协主席。最后就是李耀文，担任26军政委，在当年负责上海警备卫戍，也是海军上将。当时基层骨干可以说数量极其庞大，比如说人民警察、公务人员，等等，除了上海，当年在浙江的山东干部也有很多，如今也不少。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一点，在那个时期有太多太多山东外派干部的光荣事迹，这是一种传统。再比如说王浩书记成为浙江“一把手”，其实也是一种干部输出的传承。

另外，在解放战争时期，很多国家领导人的秘书是山东人，然而在军队里一些将军的秘书也是山东人，而山东人占的比例多一些，这些都说明山东干部值得信任，在不同的时期都获得了不同的机会，无形中也对子女产生了影响。但不管传统如何，总之有有良好口碑的官员才是真正的官员，这个和哪里人没关系。如今一些官员之所以出现了腐败问题，就是因为在为官时违背了组织原则，所以说忠诚度有时比能力更重要，这恰恰是山东外派官员的优点，也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印证。现在信息特别发达，一个人在认识鲜花与掌声并不重要，然而离去后的口碑很重要。所以“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已深入人心。

北宋名相范仲淹给我们留下了一句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年他治理杭州时的很多故事流传至今，在杭州一些博物馆里都有记录。还有他去西北与当时西夏国周旋也体现出了儒家智慧。当然，他小时候也随母亲在山东邹平待过，所以他也受到了山东文化熏陶，后来他在全国很多地方做官，说起来也属于早期官员输出案例。所以说这种传统是山东几千年的文化，很多家庭的主流思想都是从政从军，不会因为个人意志为转移。所以未来十年甚至是几十年，山东考公进体制的风气不会有任何改变。不管以后政治体制改革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我相信山东人这种传统思想不会因为时代改变而改变。#数字内容生产者##活着就是为了摆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