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无形之手”竟源自莎剧？跨百年思想碰撞太震撼

提到“无形之手”，稍微懂点经济的人都知道这是亚当·斯密的招牌概念，出自《国富论》，用来形容市场那种不用外力干预也能自行运转的秩序。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改写了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词汇，最早其实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一句戏剧台词。

英国历史上这两位巨人，莎士比亚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以戏剧为业，亚当·斯密在18世纪深耕社会财富研究，中间隔着一个半世纪，一个归属于戏剧舞台，一个被尊为经济学鼻祖，表面看分属两个毫不相干的领域。

但往深了挖会发现，他们骨子里藏着同一种能力：能用精准的语言，把藏在人性和社会背后的隐秘运转规则剖露出来。

现在提起斯密，人们脑海里全是《国富论》和“经济学奠基人”的标签，可在斯密生活的18世纪，压根没有“经济学”这个独立学科。

斯密自己的定位从来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哲学家与文学学者。

他专门钻研过修辞学，琢磨文字的表达艺术，还在格拉斯哥大学正经开设过莎士比亚戏剧讲座。

正是这种浸润在文学里的思维方式，让他从莎翁的台词中捕捉到了“无形之手”这个短语，最终将其打造成影响全球经济思想的核心概念。

斯密的出生时间藏着奇妙的巧合，正好是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出版整整一百年之后。

那本1623年问世的文集意义非凡，正是它首次收录了《麦克白》，才让这部经典得以流传。

“无形之手”这句话，就出自《麦克白》第三幕第二场，是麦克白描绘夜色中罪恶蔓延时说的台词。

莎翁写下这句话时，本意是用隐喻渲染戏剧的阴森张力，可到了斯密这里，这个充满戏剧性的表达被抽离出来，提炼成了市场自发秩序的象征。

后来他在《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天文学史》三本书中各引用一次，硬生生把一句舞台台词，升格成了能承载哲学思考的严肃命题。

斯密从莎翁那里汲取的养分远不止这一个短语，他在论述“分工”理论时，曾用不同品种的狗比喻人类天生的天赋差异，这种表述方式，与《麦克白》中“人如犬种，各有所长”的句式几乎如出一辙。

有学者后来考证，莎士比亚本人创作时也并非凭空想象，他曾从乔治·诺思的手稿中寻找灵感。

可见思想的传承从来不是单向的给予，而是跨世纪的相互嵌合与改写。

1762年至1763年间，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开设的莎士比亚与文学讲座，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激进之举。

那个年代的莎士比亚，在主流学界眼里根本不算正经作家，保守派觉得他的剧本里充斥着粗俗玩笑、暴力场景和冒犯性台词，甚至有人斥之为“异端”，连“大学才子”派都嘲讽他是借别人羽毛装饰自己的“暴发户乌鸦”。

斯密作为大学教授，专门开课系统讲解莎剧，等于是在挑战当时的学术偏见和审美主流。

直到六年后的1769年，演员大卫·加里克举办了声势浩大的“莎士比亚庆典”，这位剧作家的地位才彻底翻身，正式成为英国的“国民诗人”。

斯密对莎士比亚的重视，比整个英国文化圈的觉醒早了整整六年。

不过斯密对莎翁的态度始终带着一种复杂性，他的审美偏于温和克制，更欣赏文字中的机智与结构上的逻辑严谨，对莎士比亚作品里的暴力描写和粗鄙语言却感到不适。

据其传记作者约翰·雷记载，斯密曾认同伏尔泰对《哈姆雷特》的评价，认为这部戏“像醉汉的梦”，混乱且缺乏章法，但他又不得不承认，戏中确实散落着诸多精彩片段。

这种既排斥又认可的摇摆，并非斯密个人的纠结，而是当时启蒙思想家的普遍状态——他们高举理性大旗，却又无法抗拒文学作品中源自人性本能的激情力量，内心始终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拉扯。

1773年，斯密的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他加入了英国皇家学会，这个机构汇聚了当时欧洲最顶尖的学者。

没过多久，他又成为塞缪尔·约翰逊创立的“文学俱乐部”成员，这个俱乐部堪称当时莎学研究的核心阵地，加里克、乔治·史蒂文斯、詹姆斯·鲍斯韦尔等研究莎士比亚的关键人物都在此列。

斯密与约翰逊虽政见不合，却对他撰写的《莎士比亚序言》极为推崇，称赞其为“最有男子气概的批评作品”。

约翰逊在这篇序言中反对法国评论界以“三一律”苛责莎剧，认为正是这种突破常规的创作才更能反映人性的复杂，这种观点与斯密的文学认知不谋而合。

更能说明斯密与文学圈紧密联系的是，1785年都柏林版《莎士比亚全集》的广告页上，《国富论》的宣传赫然在列，与库克航海记并列刊印，这足以证明斯密在当时文学界与知识界的双重影响力。

莎士比亚时代的科学探索精神，也潜移默化地渗入了斯密的思想体系。

两人都对海上贸易和“新世界”抱有浓厚兴趣，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以航海与贸易为隐喻，揭示了欲望与风险的交织缠绕；斯密则将“无形之手”置入市场与道德秩序的双重框架中，用隐喻解读社会运行逻辑。

他们看待经济与伦理的视角惊人地相似，都把这些社会现象视作舞台上的剧目，只不过莎剧里的主角是国王、女巫，到了斯密的论述中，演员换成了商人和工匠。

有趣的是，莎士比亚与亚当·斯密在生前身后都曾遭遇“缺乏原创性”的指责。

莎士比亚的剧本多取材于编年史书和古典作家的作品，斯密的《国富论》也明显借鉴了格老秀斯、孟德斯鸠、休谟等前辈的思想。

经济学家熊彼特甚至直言，《国富论》中没有一条分析原理是1776年真正的新创造。

但恰恰是这种“不原创”的指控，反倒暴露了他们真正的天才之处：他们的价值不在于发明全新的思想，而在于重组与赋形——用新的语言和结构激活旧思想，让其获得全新的生命力。

《国富论》出版一个半世纪后，人们仍在为“无形之手”的真正含义争论不休；就像莎士比亚的剧本流传四百年，无数批评家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这两本书，一本剖析财富规律，一本洞察人性本质，都成了时代的镜子，照见的全是阅读者自身的欲望与偏见。

斯密在《国富论》中侧重“无形之手”的“生产效应”，认为个人自利行为能高效促进社会利益；在《道德情操论》中则强调其“分配效应”，指出富人的财富运营最终能让穷人受益，这种双重解读正是他对莎剧隐喻的深度改造。

更令人唏嘘的是，斯密临终前烧毁了大部分手稿，莎士比亚的原创剧本也早已散佚。

如今人们想要还原他们的思想，只能依靠学生当年的笔记和流传下来的传闻，一点点拼凑那些残缺的思想残影。

但即便只有这些幸存的文字，也足够证明他们共同的信念：语言拥有塑造认知的力量，思想能够真正改变世界。

在英国人眼中，莎士比亚、牛顿和斯密是推动国家进步的三台“思想发动机”，莎翁提升了人文精神，斯密则构建了新的经济秩序。

他们留给后人的，从来不只是“无形之手”的隐喻或“舞台即世界”的感慨，更是一种跨越世纪的启蒙信号：理性的思考、戏剧的洞察与想象力的驰骋，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始终相互牵引，从未消失。

从1623年《第一对开本》的出版到1776年《国富论》的诞生，这股由文字催生的思想力量，已经流淌了四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