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童话爱情：拒绝高官，苦等6载，原来她就是奋不顾身的美人鱼

他让中国看到了世界的经典童话，也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的民族呐喊。

他和她的相遇一见如故，又火花四溅。

他俩的爱情被人们艳羡为才子佳人，也曾被人讥讽为“苦命鸳鸯”。

他们的故事历尽了苦等和彷徨，坚守与放弃的考验，最终迎来了戏剧性的反转。

他就是英国剑桥大学“终身名誉讲师”，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她就是他的发妻苑茵。

叶君健

叶君健1914年12月7日出生于湖北红安，他自小家贫，祖上都以务农为生，从没有出过读书人。可心比天高的他却立下志向要发奋读书，出人头地。

1933年，他考入武汉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学习之余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

叶君健在大学期间的创作多以世界语进行，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世界语却成了一种“危险的语言”。国民党敌视世界语，认为左派人士利用世界语与世界进步人士互通消息。

1937年，他将大学期间用世界语创作的13篇短篇小说结集为《被遗忘的人们》（Forgesitaj Homoj），以“马耳”为笔名在上海出版。

小说里大多描写的是旧中国乡村中一些平凡的小人物，传达出被遗忘、被欺凌的中国的声音，希望以此表现受压迫民族与阶层的生活与思想。

他的小说被国际世界语领导人拉本纳称为“世界语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叶君健

叶君健在给自己的老师朱利安·贝尔的信中谈到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不久的将来，东方将经历巨变。我认为我必须参与即将到来的大战，否则我就太自私了。如果法西斯控制了整个世界，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法西斯破坏一切文化。”

回到中国后，他参加了由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的国际宣传工作，接待来华作战的国际友人。

他参与发起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叶君健与挪威剧作家、《山村》挪威文译者汉斯·海堡

他意图在创作中迸发出民族和人民的真实呐喊：

“我的声音虽然微弱，但也要呐喊，敦促人民起来抗战。我要把我们人民的声音传到世界遭受着同样命运的人民中去。”

1936年，叶君健赴日本东京教授英语和世界语。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叶君健和其他10多名中国留学生被囚禁于东京拘留所，罪名是“抗日”或“图谋不轨”。

被折磨了3个多月后，叶君健终于被释放，但被勒令立即离开日本。

1937年8月11日，叶君健回到了祖国。

战火烧到武汉后他来到香港，任英文版刊物《中国作家》主编，将当时中国抗战文学的优秀作品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

同时他的翻译才华尽显，受宋庆龄委托所翻译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在国外出版宣传，他迅速在香港文人圈中有了相当的名气。

回到重庆后，叶君健得益于在香港积累的名气，被迁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聘为教授。

这让他那场荒诞而浪漫的童话爱情来得恰逢其时。

这位年轻的大学教授说到以后要找的另一半时，直言不讳地向朋友强调不要东北女子：“性格太直爽，与我不搭。”

可爱情偏偏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上天给他送来了美丽大方的东北女孩。

偏偏这个东北女生也同样在择偶观上带着强烈的“地域色彩”，她坚决拒绝的恰恰就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湖北人。

缘分让两个针尖对麦芒的天南地北的男女凑到了一块。

苑茵

1942年的一天，23岁的苑茵应约来到法文导师马宗融的家中。

她比叶君健小五岁，满族镶黄旗出身，后来家族没落。

东北沦陷后，苑茵和流亡学生一起逃到北京，后来又考入战时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攻读外语和经济。喜爱她的马宗融一直像慈父一样照顾她。

当看到书房内坐着一位英俊帅气的白面书生时，她立刻想起马先生曾说过，要为即将毕业的她物色如意郎君。

可马先生为她物色的，恰恰就是她一直讨厌的湖北人。

叶君健此前早就耳闻过苑茵的芳名，而苑茵不仅听过他的课，还拜读过许多他用“马耳”为笔名撰写的进步文章，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和思想。

苑茵和叶君健

一个是痛感国破家亡的爱国学生，一个是擅长以笔作枪的抗日斗士，他俩在马先生的书房内越聊越热烈，越谈越投机。

美好而共鸣的爱情，就这样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两个相见恨晚的年轻人早已将自己早先盲目设定的地域排斥统统抛诸脑后，灼热的眼眸中徒剩相看不厌的情投意合。

高挑美丽的苑茵早在大学期间就是许多男生的追求对象。

大学毕业后，苑茵到重庆妇女辅导院工作。她的美丽那么引人注目，常有高官想追求她，包括白崇禧的外甥，她都坚定地予以拒绝。

1942年10月25日，苑茵和叶君健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连新娘的旗袍是借来的。

当天，一百多位文人大咖云集。老舍是主婚人，马宗融作为家长代表，臧克家赋诗祝贺。

蜜月里，他们蜗居于一间茅草屋，屋外月色温柔，屋内一灯如豆，夫妇俩一起在书海中畅游。

苑茵怀孕期间，重庆物价飞涨，叶君健薪水微薄生活难以维继，苑茵就挺着孕肚，学着当地农妇，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围栏养鸡。

产期临近，为省两张船票钱，他们决定走二三十里山路去医院。砍树枝作拐杖，两人一路走走停停，硬是走到了医院。

1943年，他俩的大儿子叶念先出生。

白天，苑茵用竹筐背着孩子在山坡上种地。到了晚上，将孩子哄睡后，她又借着萤火般的微光为叶君健翻译的书稿校对、抄写，直到眼睛发花，手累得无法握笔。

看着骨瘦如柴的母子俩，叶君健满心歉疚地对苑茵说：“你不该嫁给我这样的穷教书匠！”

苑茵总是笑着宽慰他：“爱情比金钱更重要。”

此时英国方面力邀叶君健前去宣传抗战经验。这是宝贵的宣传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的好机会，意义重大。可是，儿子还不满两岁，又因营养不良患上了肚子鼓胀的怪病，叶君健陷入矛盾纠结中。

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性格刚强的苑茵下了决心：“你走你的路，我来支撑这个家。”

叶君健飞往了英国，为免丈夫牵肠挂肚，苑茵没有告诉他，自己的肚中已经孕育了第二个小生命。

叶君健赴英国各地开展了600多场巡回演讲，他用慷慨激昂又饱含爱国热情的流利英语，向英国人民介绍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等中国军队是如何在恶劣条件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

他还鼓舞英国人民，作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准备。

苑茵在重庆租的简易小竹房里艰难度日。货币大幅贬值，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全家开始忍饥挨饿，幸亏得到朋友照顾才捱过了那段艰难时日。

由于战时通讯不便，叶君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杳无音讯。出国一年多后，直至抗战胜利，他依然没有消息。

朋友们都先后去了延安，而苑茵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困在了多雾的重庆。

就在母子三人举步维艰之际，不幸发生。

小儿子在家中不幸从窗口掉下楼去夭亡，这让身心俱疲的苑茵更加悲痛欲绝。

她带着大儿子，离开重庆这个伤心地，去了沈阳。

而等待得太久的丈夫的来信终于从英国姗姗来到了。

不知道家中发生剧变的叶君健想留在英国继续写作，研究西方文学，剑桥大学已经同意他进修的请求。

信末他怀着歉意说：“你若是实在痛苦，可以自由选择。”

叶君健和外国友人合影

苑茵的心中激流汹涌，而此时各种关于丈夫的流言又纷至袭来。

有人说叶君健在国外已另有新欢，关心她的朋友也好心劝她：

“不如放手吧，人家都在国外活出新人生了。”

可苑茵不信，曾经那么美好的爱情就这样无疾而终。如果真的不爱了，要强的她也要亲耳听到丈夫自己说出来。

《山村》

长期生活动荡，极度营养不良，加之终日因流言心情苦闷，苑茵的身体每况愈下，直到有一天，她晕倒在办公室。去医院检查是肺病三期，直接被医生判了死刑。

1945至1949年间，叶君健获得英国文化处奖学金，在剑桥大学研修西方文学。

他的第一部英语自传体小说《山村》就诞生在这一时期，被英国书会推荐为1947年的“最佳作品”

而他不知道的是，妻子一个人在国内顶着压力，抚育儿子，艰难度日。

这段历尽劫难的童话爱情，终于在7年之痒后迎来了彻底的大反转。

1949年底，叶君健和老舍从海外归来。

分别近6年，他意气风发，她却苍老憔悴，两人竟一时无言以对。

老舍先生握住她的手打破尴尬：“他有成就却苦了你，他的成就应该有你的一半功劳。”

夜晚，看着妻子消瘦的后背，叶君健鼻头止不住地发酸，他在功成名就之际，妻儿却饱受着命运的磨难。

他满怀歉意地从背后抱住了沉默的妻子，苑茵尽量压抑地呜咽着，委屈的泪水长流。

1950年，苑茵不顾病弱的身体，又为丈夫生下了儿子叶念伦。

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

文革时，叶君健也没能逃脱被冲击的命运，他成了“洋奴”、“走资派”。苑茵因担心丈夫，一夜间头发尽白。

但她在丈夫挨批斗之时，依然用瘦弱的身板勇敢地为丈夫挡住造反派扇来的疯狂耳光。

叶君健在屈辱的泪水中，感激地看着用生命在拼命保护自己的妻子。

那一刻他无比笃定，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情。

在妻子的坚强支持下，叶君健白天扫厕所，晚上在煤油灯下秘密坚持创作《土地三部曲》。

十年浩劫结束，他倾心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终于得以出版。

剑桥大学请他回母校讲学，丹麦女王授予他和安徒生同样的“丹麦国旗勋章”。

他们终于有机会站在了丹麦美人鱼雕像前，满头白发的他凝视着发妻，深情而灼热的目光一如相识的那天。

慢慢地，苑茵在他眼中幻化成为了童话中为爱奋不顾身的美人鱼。

1992年，叶君健身患癌症，医生说只剩三个月。

苑茵不信，她认真研究食疗，精心照顾丈夫，奇迹真的出现了，叶君健又幸福地延续了七年生命。

弥留之际，他依偎在她的怀里，回忆起新婚时她的美丽：“你的长发散落在两肩，借来的旗袍你穿上它有多么漂亮……”

夫妇俩合著的散文合集《金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