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张爱玲的真实相貌：精致、孤傲、另类、苦恋

著名导演李安曾经这样评价张爱玲：她是个没有爱的人。有时候我们会奇怪，她既然那么了解爱情关系的本质，为何还要非要飞蛾扑火？张爱玲是个有心理疾病的人，这是几乎所有经历童年阴影，不得父母疼爱的人都有的问题。

父亲是一个不思上进的贵族遗少，母亲则是一位美丽勇敢的现代女性，两者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

只是这悲剧的最大受害者不是两位当事人，而是他们的女儿：张爱玲。

对许多人来说，“张爱玲”不仅是一个代表文采与天赋的名字，而是展示生活情调、彰显时尚品味的精致形容词。

她的身上不再是动人的文字、天才的比喻、深刻的剖析，而是老上海、织锦缎、青花瓷……

的确，张爱玲从未掩饰过自己对衣服的钟爱：织锦缎夹袍、青花瓷旗袍，这些都是她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所推崇的“时尚”。

她在文章里如此认真的说：“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无疑，张爱玲是一个“精致的女人”。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上海滩声名鹊起，凭借《传奇》和《留言》两本集子的热销，张爱玲成为上海最风光的女作家。

那几年，她不仅在文学圈红得发紫，在时尚界，她也玩得很转：舞会、电台、咖啡馆、校园，她清瘦高挑的身影和诡丽的穿着总是能引人侧目、热议。

有一次，张爱玲要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话剧搬上舞台，和剧团老板周剑云见面时，她穿的是自己设计的一袭古典的齐膝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这种新颖的扮相让见多识广的周剑云也感到愕然，称之为“上海第一服饰。”

也许正是这样频繁地以华服示人，所以有人看不顺眼，嘲讽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对于这些风言风语，张爱玲从未正面回应。在她《传奇》再版的序言里有一段话算是一种态度：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可见，年轻时的张爱玲生活哲学就是：活在当下。

她对时装的痴迷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甚至，她还和好友炎樱一起做过时装生意，并且在《申报》上打过广告：炎樱与张爱玲合办炎樱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袄裤、西式衣裙。电话：38135，时间，下午三时至八时。

除了服饰，张爱玲的精致还有饮食。

但她饮食上的精致不是所谓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是一种彻底的随俗和幽默。

在《谈吃与画饼充饥》里，张爱玲大方的说：“中国人好吃，我觉得是值得骄傲的，因为吃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艺术。”

对她来说，吃的艺术就是精致理论和饮食习俗的自然交融，在她看来，大饼油条也是精致的。

在《童言无忌》里，她说自己“和老年人一样爱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菜、酱萝卜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

张爱玲是个肉食者，但大概只中意牛肉和猪肉。

她说上海的“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那里白外头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小报。他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

它有它的图案，我有我的临摹。有别于世俗，这是那个年代独属于上海女子张爱玲别样的精致。

一个25岁之前就已经写出《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上海女人，似乎注定是孤傲的。

何况，她还写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样的句子，哪怕着只是她19岁时一半游戏一半戏谑之语。

人们强调张爱玲的冷艳孤高，叔本华曾感叹：赤裸是美丽身体的特权。

而赤裸纯粹的文字是张爱玲无匹才气的特权。

1952年，当时香港有位非常有名的女明星叫李丽华，她“听说爱玲性情孤僻，绝不见生客”，就央求和张爱玲熟络的宋淇夫妇代为引荐。

到了约定的那天，李丽华精心打扮，早早就赶到了宋淇夫妇家，而张爱玲过了很久才来，再加上她深度近视却又不喜欢戴眼镜，所以漂亮的李丽华在她眼里只是一片“华丽的光影。”

更让李丽华尴尬的是，才坐了一会儿，张爱玲就以有事为由离开了。

人们当然会猜测，在著名影星面前尚且如此，那面对凡夫俗子不是更过分？

加上渣男胡兰成说：“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

这一切似乎都坐实了张爱玲的孤傲。

可事实到底如何呢，看看张爱玲自己的说辞。那天虽然没有和李丽华说太多，但她第二天和宋淇夫妇见面时，她说李丽华在她心中“好像一朵花，简直活色生香，以前只是图画中的美人，还没有这么有意思。”

相形之下，她自己倒是有点紧张和局促。

张爱玲向来怕见生人，这和她童年的不幸经历有关。喜怒无常的父亲和生性狠毒的继母让她变得敏感而小心。

或许，张爱玲并非是“孤傲”，而只是一个有点害羞，不善交际“孤独”的女子。

她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但也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她在早期的文章里埋怨自己“写了那么多爱情，却没有恋爱过”；她会像每个有追星梦的女孩一样做张恨水的“铁杆粉丝”；投稿得了奖，她会欢天喜地的拿奖金去买中意许久的唇膏；明明出身名门，她却调皮的自我调侃：“我们这种小市民……”

这样可爱的一个女子，哪里会是孤傲的呢，或许只是误解罢了。

张爱玲的“另类”不仅体现在她的文字上，她的审美、衣着、生活习惯无不显露出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古怪”。

“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圆，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

这不是一个小姑娘偶尔为之的任性，她当真就是这么干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和张爱玲并称“四大才女”的潘柳黛曾在《记张爱玲》里写：

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

她的弟弟张子静说“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和别人两样一点，就拿衣服来说，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

有人不解，追问她为何如此，她回答：“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主意呢？”

张爱玲曾经对弟弟说过这样一段话，堪称她的心声：一个人假如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除了奇装异服，张爱玲的另一个标签就是：拜金。

她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钱。我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她爱钱，但不是守财奴，她爱钱是因为金钱能“买到各种我所需要的东西。”

她不介意别人说她是财迷，她自己也经常自嘲。她常说希望自己有许许多多的前，能够买好多好多衣服，装满几个柜子。

姑姑张茂渊调笑她：“不知道你哪来的一身俗骨！”张爱玲笑答：“我本来就是一个俗人。”

就是这么个“爱钱如命”的女人，在和渣男分手之际，却把自己两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30万巨款都给了胡兰成。

至少，她不像许多清高的文人嘴上从不谈钱，但私底下却锱铢必较。张爱玲要比他们真实、可爱得多。

她的另类，是真实而非虚伪。

香港词人林夕曾经不无感伤地说：“我写了很多词，到最终却赢不到一个人。”

仿佛这就是才子才女的宿命：与文字恋得越深，在人间就爱得越苦。

在很多人看来，张爱玲一生都和胡兰成纠缠在一起，在手边，在心底，在文字里。

经历了胡兰成、桑弧、赖雅这三段滋味各异的恋情，张爱玲对爱情的态度究竟是怎么样的？

2009年2月22日正式出版的16万字“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张爱玲给出了答案。

在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常常没有主见，但却坚定地听从内心声音的痴情女子。

她和胡兰成的相识相爱没有那么浪漫和传奇，这也是胡兰成后来对她始乱终弃的原因之一。

但张爱玲不一样，她只要爱上了，就会爱得刻骨铭心，哪怕最终让自己伤痕累累。

离开胡兰成后，她在电影的世界，在导演桑弧的世界了重生。虽然此时的张爱玲还没有完全忘记胡兰成。

英俊率真的桑弧让她感受到了初恋般的美好。他们一起看电影，一起聊天，一起逛街。

只是，当友人来撮合他们时，张爱琴却意味深长的摇了三次头。最终，他们的爱恋在秘密里开始，也在秘密中悄然结束。

离开中国的土地后，张爱玲在美国遇到了赖雅。

就像她在《爱》里写的那样：“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张爱玲清晰地记得他们在彼得堡松树街租的那间61美元的公寓：他们精心地布置着不大的房间，墙是张爱玲亲自粉刷的，是浪漫的蓝色。

他们每天一起读书、写作，有时去地摊上淘一些便宜的“宝贝”回来，有时一起喝一点香槟、红酒……

不幸的是，赖雅的身体每况愈下，后来瘫痪在床，所有的一切都落在张爱玲的身上。她还要写稿赚钱，那是她一生中最困苦的时光。

但她的恋爱哲学从来就是“若还有爱，我便永远与你同在。”她不会在爱人最需要自己时离开。

1967年，赖雅去世。从此，张爱玲再没有爱情，并一直以赖雅为姓，自称赖雅夫人。

她的三段爱情各有各的苦楚，但每一段都是赤诚如一。

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谁也看不清途中的风景。聪明人在惶恐中偷偷摘下眼罩，痴情人只是兀自握紧手里的那个人。

张爱玲终究是没有忍心销毁有她太多秘密的《小团圆》。

“侬是衣上花，春风吹不去”。时光辜负了张爱玲，张爱玲却没有辜负时光，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