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场“千年龙虎榜”看古代科举考试

科举制度从隋炀帝创立，到清光绪二十一年被正式废除，大约经历了1300年左右。而在封建时代，它的确是相对公平的寒门出贵子的途径，也为统治阶级遴选出了不计其数的贤能之士。众多青史留名的人物，大多凭科举之路崭露头角，登上历史舞台。

隋炀帝时期科举设立进士科，开始以文章才华取仕。唐代，发展出明经、进士等五十多科，而“进士科”成为学子们最向往的“龙门”。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开启“特奏名恩科”，笼络多次落第的才子，而考试频率也从唐代的一年一考变为三年一考，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正式确立。

2、龙虎荟聚：一场空前的科举盛事

时间来到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春，开封城内迎来了本年度重要的活动——科举考试。由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担任主考官，宋诗开山鼻祖梅尧臣为副考官。朝廷上下都期待这次考试能选拔出经世致用之才。

宋仁宗（1010-1063）

此时文坛积弊已深：“西昆体”辞藻华丽却空洞无物，“太学体”险怪奇涩、诋讪流俗。欧阳修决心借此机会扭转文风，倡导“文以载道”的古文。

本次考试题目为《刑赏忠厚之至论》，出自《尚书》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阅卷中，梅尧臣发现一份见解非凡的考卷：“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读后大为惊叹，疑为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将其列为第二。拆封后才发现——作者竟是20岁的四川考生苏轼苏子瞻。

欧阳修（1007-1072）

苏轼（1037年—1101年）

这场群星璀璨的考试中，除了苏轼与曾巩的名次事件外，相关人物的命运也都互相纠结在一起。

苏轼的光芒几乎掩盖了真正的状元——章衡。这位来自福建浦城的才子，在殿试作《民监赋》时以“运启元圣，天临兆民”开篇，深得宋仁宗赏识，力压大热门林希夺得魁首，章衡虽然在名气上不如苏轼苏辙等人大，但在政治建树和才能确能对得起状元的名号，包括苏轼后来知州杭州时治理西湖，也是源于章衡的建议，其才能可见一斑；

章衡（1025-1099年）

章衡的叔叔章惇同场应试，章惇是个狠人，耻于名次低于侄子，竟拒授官职。两年后他重新参考，高中甲科第五名，终成一代权相，而章惇在起初和苏轼的关系很好，都对王安石变法反对过于激进，包括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后章惇也上书皇帝求情。但后来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特别是神宗病逝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苏轼等旧党人物，与章惇此时就结下了梁子，后来宋哲宗亲政，章惇拜相，非常残酷的对苏轼等旧党人物进行迫害，将苏轼一贬再贬，一直到海南岛（儋州），最终自己失势遗憾病逝；

章惇（1035-1106）

张载在赴考之际，于相国寺开坛讲授《易经》。邂逅表侄程颢、程颐后，不禁喟然长叹：“吾不如二程。”遂撤去讲席，罢止讲学。这位大器晚成的思想家直至38岁才科举登第，留下了震古烁今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1020年—1077年）

嘉祐二年的科举还见证了曾巩家族的辉煌：39岁的曾巩与弟弟曾布、曾牟及堂弟曾阜四人同榜及第，“南丰七曾”的佳话由此开启。

曾巩（1019-1083）

考试结束后，落第的“太学体”考生围攻欧阳修，甚至向其家中投送《祭欧阳修文》进行诅咒。这场风波恰恰证明：欧阳修成功撼动了浮华文风的根基，为北宋文坛注入刚健质朴的新风。

千年之后，当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仍在传唱，当张载的“横渠四句”仍被引用，我们突然明白：嘉祐二年那场考试真正塑造的岂止几位文化偶像，更是精雕细琢挖掘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基因。

欧阳修在阅卷时放言“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这句谦辞竟成历史隐喻——他为大宋放出的何止一个苏轼，更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新时代。

科举虽已湮灭，但嘉祐二年那张“龙虎榜”的文化血脉，仍在高考作文的笔尖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