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场：运炮弹时与师长擦肩，战士惊问战友：首长是我牺牲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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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5日，朝鲜，北纬38度线附近。这鬼地方的山谷，晨雾冷得像黏稠的胶水，糊得人眼睛都睁不开。颜邦翼，一个年轻得脸上绒毛还没褪干净的战士，正使出吃奶的劲儿在地道里挪。他怀里紧紧抱着半箱122毫米榴弹，那玩意儿又冷又硬，硌得他胸口生疼，可这东西比他自己的命都金贵。地道窄得只能侧着身子走，脚底下全是烂泥，他那身棉衣，早就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泥水了，湿哒哒地贴在身上，又冷又重。

就在他拐过第二个弯，前面昏暗的光里，晃过来一个高个子军官的影子。那人穿着一件盖过膝盖的灰色大衣，领章在昏暗里偶尔闪一下幽光，走得特别急。两个人侧身错开，就那么一瞬间，颜邦翼感觉自己的呼吸猛地被抽走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卡住，整个人就那么僵在了原地。那张脸，只是一个侧面的轮廓，还有那双眼睛……怎么会？怎么会和他母亲挂在墙上那张黑白照片里的男人，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军官早都走远了，只有一句低沉、不带任何感情的命令还在空气里飘：“前沿火力再压两度。”

战友刘全从后面跟上来，见他傻愣愣地戳在那儿，不耐烦地推了他一把：“发什么愣呢？快跟上，前头等着炮弹下锅呢！”

颜邦翼像是被这一推给推醒了，魂儿总算回到了身上，他下意识地迈开腿，跟上队伍，嘴里却用一种只有自己能听见的，梦呓一样的声音喃喃道：“那个首长……他好像我那个……牺牲了的爹。”

牺牲了的爹。这几个字，颜邦翼在心里念了快二十年了。他爹叫颜伏，在他两岁那年，就从他的生命里彻彻底底地消失了。所以他对父亲的全部印象，说白了，就是母亲在昏黄的油灯下，一遍遍的讲述，和墙上那张已经黄得快看不清人脸的旧照片。母亲说，你爹，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是个“打鬼子不眨眼”的汉子。母亲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总是有光的，可那点光，怎么也照不亮颜邦翼心里的那个大窟窿：爹要是英雄，为啥从来不回家？后来，母亲终于给了他一个答案，你爹，早就在前线牺牲了。这个答案，让颜邦翼从此把“找爹”的念头，硬生生转变成了“要活成爹那样的人”。后来战火把家烧了，书也读不成了。十五岁，他就跟着二叔在街头摆茶摊，一口稀粥一口茶地混日子。直到西南战役打响，他觉得机会来了，揣着母亲塞给他的几个叮当作响的铜板，一头扎进了成都，满世界想找地下党，想投身革命。

可这命运啊，就爱跟你开玩笑。他连组织的门边儿都没摸到，反倒先被国民党的便衣当成壮丁给堵了。那之后，皮鞭、咒骂、吃不饱的饭，就成了他在旧军队兵营里的全部记忆。他被迫穿上那身不属于他的军装，心里头想的，翻来覆去就一件事儿：怎么逃出去。1949年12月，机会总算来了。解放军势如破竹，他那个部队在成昆线附近被打得稀里哗啦，他瞅准混乱，和几个早就想跑路的同伴一块儿哗变，带着枪就投了西南服务团，最后，鬼使神差地，被分到了炮兵部队。

就在颜邦翼在国军的烂泥潭里苦熬的时候，他那个“牺牲”了的爹颜伏，早就是解放军响当当的一位炮兵副师长了。这事儿得从1927年说起。颜伏，一个地主家出身的北大才子，本该是写诗作画的命，却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洪流里。他写檄文，画讽刺漫画，在学校里外组织演讲，没多久，名字就上了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

到了1929年春天，他知道自己这条路走下去，家里人迟早要被连累。他做了个现在看来残酷无比的决定。他对他那新婚不久的妻子说：“从今往后，你就当我死了吧。”妻子懂他，哭着为他剪下一缕头发当念想。就这么着，户籍册上的颜伏“死了”，革命队伍里多了一个无牵无挂、把命别在裤腰带上的战士。他闯过的鬼门关，两只手都数不过来。在上海法租界贴标语被抓，他硬是能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跟巡捕胡扯，拖到同志来接应，翻墙就跑了。有次为了掩护同志撤离，被堵在地窖里三天三夜，就靠着一把生米和屋檐滴下来的雨水，愣是活了下来。

最凶险的一次，被捕后酷刑受尽，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可他就是不吐半个字。敌人觉得他是个疯子，直接把他扔去了乱葬岗。谁能想到，他被一个好心的老农给救了，竟然又奇迹般地归了队。抗战爆发，他从文职转作战参谋，算是真正上了火线。泰兴城攻坚，他左臂中弹，血流得跟小溪似的，他就随便扯了块破布条缠上，接着指挥突击队炸塌了敌人的暗堡，给大部队撕开了一道口子。

真正让他打出名堂的，是1948年的淮海战役。那时候，第六纵队猛攻彭庄，几轮下来，伤亡很大，好多人都觉得该缓缓。就他，当时的参谋长颜伏，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力主连夜再战。他扔下一句狠话：“能睡着的敌人比醒着的敌人更可怕！我们退一步，就是给他们喘气的机会！”他的坚持说服了指挥部。那一夜，他亲自上阵，眼睛都没合一下，硬是在天亮前把彭庄这块硬骨头给啃了下来。没多久，他就被提拔为副师长。

长年的征战，他那身体早就被掏空了，严重的肺结核折磨得他高烧不退，甚至咳血。可就算是这样，他也死活不肯离开指挥部。直到全国解放，他才被强制送进医院。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跟那个辗转来到解放区的儿子，就这么阴差阳错地完美错过了。抗美援朝战争一爆发，他又来了犟脾气，不顾军医的死活劝阻，带着一身的病，被任命为志愿军炮兵第七师师长，奔赴了朝鲜。

那句“好像我牺牲了的爹”就像个炸雷，在颜邦翼的脑子里滚来滚去，他的世界从此变得有点不真实。炮弹还是那么重，前头的炮火还是那么猛，可他觉得脚下有点飘。他不敢多想，更不敢跑去问，就把这个能把天捅个窟窿的猜测，死死地压在心底最深处，像个机器一样，搬炮弹，往前走，再搬，再走。

直到夜里九点多，阵地上的炮火总算稀疏了点，他才有了喘口气的机会。他一屁股坐在弹药箱上，从怀里摸出那张被汗水泡了无数次又风干了无数次的旧照片，悄悄递给旁边的刘全。“老刘，你帮我瞅瞅，白天从我们边上过去那个军官，是不是……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刘全接过照片，凑到煤油灯那点微弱的光亮前眯着眼看了看，随即惊得吹了声口哨：“嘿，这不是咱们师长颜伏吗？你小子可以啊，从哪儿弄来师长的照片？”

这四个字，像另一道更响的惊雷，在他胸腔里轰然炸开。父亲……没死？他就是师长？他就在这同一座山头上？巨大的情绪洪流一下子就把他给淹没了。他想起了母亲在油灯下孤独守望的背影，想起了自己这些年到处打听，一次次空手而归的失望。原来，他苦苦寻找的那个人，一直都在，一直都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战斗。可他还是没动。他没有冲动地跑去师部认亲。他是个兵，战斗还没完，他的任务是把炮弹送上去，把伤员背下来。

从那天起，炮兵连的战友们都觉得颜邦翼这小子有点不对劲。他话更少了，人也更拼了。后来后勤统计，那个月，他平均每天往返阵地的次数，是普通运输兵的两倍。伤员们都记住了那张总是挂满汗珠子、眼神却亮得吓人的年轻脸庞。没人知道，支撑他爆发出这么大能量的，是他心里那个天大的秘密——我爹就在不远处看着我，我不能给他丢人，一步都不能退。时间走到1952年初，联合国军的火网被我军一段段地切碎，第七师在完成了极其艰巨的阻击任务后，奉命撤回后方休整。就在部队拔营的前一晚，颜邦翼知道，不能再等了。他把那张已经磨得边角泛白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抚平，揣进怀里，鼓起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走向师部那顶唯一还亮着灯的帐篷。

他在帐篷门口站得笔直，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声音因为激动有点发颤，但每个字都异常清晰：“报告首-长！我叫颜邦翼，家在四川！我娘说，我爹叫颜伏！”帐篷里翻动文件的沙沙声，一下子停了。过了片刻，厚重的棉帘“哗啦”一声被掀开，那个瘦高的身影走了出来。颜伏拉近了手里的马灯，仔仔细细地端详着眼前这张年轻又陌生的脸，看着，看着，他的眼圈一点点地红了。

这个在枪林弹雨里、在生死考验中都没掉过一滴泪的铁汉子，此刻喉咙里像堵了一大团棉花，沙哑地挤出几个字：“邦翼……是你？”

灯火摇曳，父子俩隔着不到一臂的距离，四目相对，时间好像在这一刻停住了。十九年的空白、思念、愧疚和敬仰，全都在这一刻撞到了一起。呼啸的寒风挤进帐篷，吹得那盏油灯一阵闪烁，差点灭了，又顽强地亮了起来。最终，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话，只有颜伏一声沉重的“娃儿”，和一个用尽了全身力气的拥抱。

回国后，颜伏因功授衔，最终晋升为开国少将。但他没有利用职权给儿子铺路，甚至没把他调到自己身边。他亲自写了报告，让颜邦翼就留在原部队，从列兵、排长、连副，一步一个脚印地自己往上走。有老战友劝他“照顾一下孩子”，他摆摆手：“枪林弹雨都挺过来了，这时候再给他铺台阶，那是害他。”

1958年，颜邦翼凭着全军统考第一的成绩，被保送进了南京炮兵学院。在课堂上学那些复杂的火控理论时，他总会想起朝鲜那条泥泞的地道，和父亲那句冷冰冰的命令——“火力再压两度”。他把这句话当成了自己毕业论文的核心，深入分析射界精准调整的重要性，论文被评为甲等。但在论文的扉页，他只写了一行字：“献给七师的每一颗炮弹。”

遗憾的是，颜伏的身体到底还是被多年的旧疾拖垮了。1960年底，他在医院病逝。临终前，他拉着儿子的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别忘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

这句叮嘱，成了颜邦翼一辈子的信条。很多年后，颜邦翼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业部门当了个普通的技术顾问。直到一次座谈会，同事们才偶然知道，这位平日里低调谦和的老同志，不但是志愿军功臣，更是开国少将的儿子。有人就很好奇地问他：“你父亲那么大的名头，你怎么从来不说啊？”

他笑了笑，很平淡地回答：“家里的老照片早就告诉我了，咱这辈子要干的活儿，是想办法把炮弹送到该去的地方，而不是削尖了脑袋，把自己的名片塞进谁的口袋里。”

炊烟代替了硝烟，父亲留下的那些军功章，被他锁在一个旧木匣子里，旁边放着的，还是那张发黄的照片。照片的背面，是他后来用钢笔亲手写下的几个字——“1946年苏中，先锋连战斗前十五分钟。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