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与襄阳——另眼“襄”看（80）

在唐代，襄阳是山南东道治所。山南东道作为一级行政区，是统辖现今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地区的最高行政与军事机构，其治所（即首府）长期设于襄阳（时称襄州）。如此格局，使襄阳一跃成为整个区域的政治、军事与经济中枢。

那时的襄阳，堪称闻名遐迩的大都会，跻身全国最为繁华的城市之列，人口规模一度逾十万户之巨。作为商业繁盛之地，襄阳城内商贾云集，兴旺发达，与扬州等城市并驾齐驱。作为手工业的重要中心，襄阳的漆器“襄样”在唐代名满全国，被奉为精品，常常以珍贵贡物进献朝廷。

经济的昌盛与交通的便利，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推动文化空前兴盛，让襄阳成为文化汇聚交融的“打卡圣地”以及有唐一代当之无愧的“文化高地”。

诗人张籍在《襄阳行》中写道：“襄阳太守沉碑意，身后身前几年事。湘江父老青枫岸，眼看舟帆日来往。”此诗生动勾勒出襄阳舟船穿梭、商业熙攘的热闹景象。

李白多次游历襄阳，留下了“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的千古绝唱。杜甫、王维、白居易、孟浩然、皮日休等不同时期的众多唐代诗人，皆在此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与传世诗篇。

韩愈（768-824年），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坛领袖，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柳宗元（773-819年），是山水游记的开创者，他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提出“文道合一”“务去陈言”等重要理论，二人并称“韩柳”。他们与襄阳同样有着深厚渊源，关系千丝万缕。

韩愈与襄阳的关联呈现出多层次的特征

作为交通枢纽的襄阳，是无数文人商贾旅程的重要中转站。尽管韩愈并非襄阳人，但襄阳在他的生命历程与文化遗产中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当谈及“唐宋八大家”与襄阳的关联时，韩愈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韩愈一生多次途经襄阳，并在此地开展过重要的社会活动与文化交流。

（一）最直接的关联：韩愈在襄阳的行迹与交往

唐朝时期，从长安南下岭南，最为便捷的路径便是穿越秦岭抵达襄阳，而后继续南下湘赣，水陆兼程前往粤桂。这条重要的古驿道，便是赫赫有名的“荔枝道”。

韩愈曾被贬官至岭南，后来遇赦调任河南，一生之中多次在南北之间往返。襄阳作为连接中原与南方的交通要冲，地处南襄走廊的南端，成为他人生旅途中数次经过并驻足停留的重要驿站。

唐朝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向皇帝进谏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接到圣旨后，韩愈刻不容缓，只身匹马匆匆向东南进发。那一日正值正月十四，当他行至蓝关时，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了驿道，他留下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一著名诗篇。诗中既有对家人的牵挂，也有对国事的忧思与虽遭贬谪而不屈的意志。

（二）韩愈与襄阳节度使于頔的交往：韩愈襄阳之行的著名篇章

唐德宗贞元年间，于頔（dí）荣任山南东道节度使，镇守襄阳。他作为一方有权有势的地方大员，却雅好结交文人墨客。贞元十五年（800年）左右，韩愈专程前往襄阳拜谒于頔，并撰写了一封闻名遐迩的书信——《与于襄阳书》。

此信堪称干谒文（求职信）中的千古佳作。信中提出“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须相互倚赖方能成就声名的观点，论述鞭辟入里，言辞恳切真挚，充分彰显了青年韩愈的卓越才华与远大抱负。尽管于頔最终并未即刻重用他，但这次交往无疑在韩愈的襄阳经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韩愈对襄阳的影响：文化与精神的深远烙印

作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坛领袖，韩愈的思想与作品对襄阳的文化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后人所铭记。

在文学思想传播方面，襄阳作为州府一级的文化中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思想及其诗文佳作必然在此广泛流传，成为当地文人学士学习与效仿的典范。

正因韩愈与襄阳渊源深厚，后人在襄阳修建了纪念他的相关设施。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襄阳“韩夫人城”。相传此城是东晋朱序之母韩夫人为抵御外敌而修筑，后世因“韩”姓之故，附会为纪念韩愈之举，这从侧面反映出襄阳人对韩愈的高度认可与深切怀念。

此外，历史上韩愈被尊称为“文神”，襄阳城内历史上还曾建有韩公祠或昌黎祠等纪念建筑，进一步将韩愈的文化精神融入了襄阳的城市脉络之中。时至今日，“文公先师”韩愈竟然演变成青年学子们的高考护佑之神。

柳宗元与襄阳的关联

柳宗元与襄阳的直接且明确的交集，在历史记载中可谓寥寥无几。他既未曾在襄阳为官，也无长期居住的经历，现存诗文中亦鲜见对襄阳的直接描绘。然而，通过深入探究其生平、交游及作品，仍能梳理出一些间接却饶有趣味的文化与地理关联。

（一）贬谪往返途中的经行之地

襄阳极有可能是柳宗元被贬谪往返途中的必经之地，这也是他与襄阳产生实际交集的最大可能。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在赴任途中，又被追贬为永州司马。此次南贬，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柳宗元从长安前往永州或邵州，在当时最主要的路线是出长安，经商洛、武关道进入如今的河南省西南部、湖北省西北部。这条路线通常会途经邓州、襄州（今湖北襄阳）。从襄阳出发，便可乘船顺汉水南下，经荆门、江陵（今湖北荆州），再进入洞庭湖流域，最终抵达永州。襄阳作为从关中南下湖湘的水陆交通枢纽，是南下官员、士人必经的重要中转站。

因此，柳宗元在805年南贬永州的途中，极有可能曾路过襄阳并短暂停留。正值他人生的低谷与失意时刻，即便面对襄阳的名山胜景，恐怕也难有吟诗赋文的兴致。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未曾留下与之相关的诗文。

（二）文学与思想上的潜在共鸣

尽管柳宗元未曾直接着墨于襄阳，但他的文学世界与襄阳所代表的文化意象在深层次上存在着相通之处。柳宗元被贬谪之后创作的《江雪》《渔翁》等诗作，塑造出孤高、超脱的隐者形象。而襄阳乃是东汉著名隐士庞德公的隐居之地（鹿门山）。这种对隐逸文化的认同，对隐逸精神的向往与书写，与襄阳的文化基因相契合。

柳宗元是中国山水游记的开创者，其“永州八记”千古流芳。襄阳的岘山、汉水同样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成为他们笔下的书写对象。尽管书写对象有所不同，但他们共同开创并丰富了以散文描绘山水、寄托情怀的文学传统。

柳宗元的诸多诗文蕴含着深沉的历史感。襄阳作为历史重镇和军事要冲，曾是三国古战场、晋灭吴前线，承载着羊祜、杜预、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与壮志未酬的遗憾。这种对历史沧桑的咏叹，对历史兴衰的感慨，是柳宗元与襄阳共有的文化情感。

（三）人际网络的间接联系

柳宗元的社交圈子里，存在与襄阳相关的人物。例如孟简，这位唐代大臣曾担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镇守襄阳。他与韩愈、柳宗元同属一个时代的名士，虽然并无直接记载表明他与柳宗元交情深厚，但同处于一个文人官僚网络之中，存在间接联系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虽然柳宗元极有可能在人生失意、南贬永州的途中，以匆匆过客的身份途经襄阳这一交通枢纽并短暂停留。然而，这仅仅是推测，缺乏确凿的文献证据和诗文记载。目前，没有可靠的史料、诗文能够证明柳宗元到过襄阳或与襄阳的人事有直接往来。

而他在文学创作中所表达的隐逸情怀、山水之趣和历史之思，以及文化精神上的相通之处，与襄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形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因此，在“唐宋八大家”与襄阳的故事里，柳宗元的关联极为微弱。只能从行程逻辑和文化气质上推测一种潜在的联系。他与襄阳的“相遇”，更像是一场失意才子与历史名城的悄然擦肩，未曾留下清晰的痕迹，却或许隐匿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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