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凭一首歌红遍全国，63岁未婚无子现街头卖艺

郭峰这次又在县城的小舞台上唱完了，台下是一圈公司的员工，台上挂着宣传条幅，整个场面

像年会的压轴节目，视频被人拍了发到网上。评论里两派声音不外乎几句老梗：发福了、没婚姻孩子，还有人直接说他“沦落”到跑这种小活。看热闹的人不少，结论也下得快，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标签往往把故事割成了好几块，丢掉了缝合的细节。

他说还在跑是真的。九月去过张家界天门山，那种景点演出会有点人流，十月又到了四川某个小县城，给一家企业唱两首旧歌、串几段新编的片段。现场不豪华，音响、灯光都挺普通，观众大多数是公司职工，气氛接地气——有拍照发朋友圈的，也有只顾聊手机的，倒也真实。曲目里那首曾把他带到高峰的老歌在必唱清单，新东西不多，唱腔里能听出年岁，但声音还能过得去。有人上台递花，也有人只是站着听完就走。对郭峰来说，这类演出不像当年追名望，更多是维持和音乐的连接，顺手跟观众换下眼神、换点掌声，像是在给习惯打个招呼。

他退休后回了老家，和母亲住一起。晚年主要的日常是教学，四川艺术学校是他的落脚点，直到接近六十岁才办了退休手续。家里人不复杂：母亲在，父亲早逝，那段父亲离世的经历对他影响挺深。那次他人在广州填词，父亲病情突然恶化，母亲没敢告诉他，等他赶回去已来不及。父亲临终前对他说的那句“你去唱吧，把照片带回家”，成了他心里的疙瘩——父亲没等到他的表演照。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记忆里，抹不掉也讲不得清。亲戚给他安排相亲，母亲也介绍过十来位姑娘，谈过、见过，好像走了一圈又回到原点，都没有成。外人说他是把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事实的确有这面，但每个选择背后都有丢失的东西。

小时候家里给他买了第一架钢琴，是父母把积蓄掏出来买的二手。他三岁就开始对旋律敏感，家里有唱片、也有乐谱，大家围着研究。上了艺术学院被分到钢琴系，父亲常常催他别松懈，要更拼。毕业后当过音乐老师，教了几年书，后来被乐队拉去正式出道。那几年真是高光期：写歌多、演出频繁，乐队火了，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生活像被风推着往前走。

1986年那首歌把他带到了一个高度。一时间韦唯、毛阿敏、田震、李玲玉这些流行歌手都唱过，歌声传遍国内，也靠着口耳相传飘到北欧的某些角落。那阵子，歌和他的名字紧密捆在一起，成了他职业生涯里最亮的名片。但这枚名片同时也有另一面：它成了枷锁。后来他想再写出那种冲击力的作品，却常常遇到瓶颈。外界的期待值被那首歌抬高了，而他自己也一直在试图制造另一个奇迹，可总差了点东西。

创作的细节里能看到他的执拗。他写那首歌的初稿改了百来回，床头柜上的稿纸堆成半米高。那种一次次删改、反复琢磨的劲头曾让他自豪，也让他相信只要再拼还能突破。后来，市场变了，流行口味变了，能被认可的歌越来越少。同行有时候安慰他说，有一首歌能红就是命好，但这种安慰像是盖了张毛毯，暖乎乎却掩不住肚子里的空。

年轻时候圈里叫他“大才子”，不只是把戏称着说，人们是真心佩服他的才华。那些年追他的人不少，美女也常在身边，但他常用工作推掉感情。不是说他完全不想恋爱，而是怕分心会影响创作；怕成家后没时间细打磨作品。亲戚安排的见面、相亲，他都礼貌应付，但没有开始真正的感情投入。有人说他是在自我保护，也有人说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不管是哪种说法，这些选择在后来逐渐形成了连锁反应：孤独感、重要时刻常常不在场。

除了音乐，他还试着往别的方向走。2011年办了第一次油画展，反响两极：有人夸、有人大呼“转行了吧”。他没有被嘲笑打倒，反而在不同艺术门类里继续摸索。教书的那些年，他喜欢在校园里看学生的朝气，走过操场时常会把自己的年轻和学生的面孔叠在一起，像看两张并排的老照片，那种对比有时让他沉默半晌。

这些小型商演并不是纯粹为了钱。现在的生活有基本保障，跑这些活更多是想继续站在台上，别让自己完全脱离舞台那种感觉。有时候他也带着母亲去，或者把录好的演出视频给她看，想让母亲知道他还在干什么。两个人的日常不复杂：吃饭、散步、看电视、聊老故事。偶尔母亲会摇头说“你别太累”，他会笑着应答，更多时候就是把这些年累积的东西放在台上一点点换回观众的掌声和短暂的共鸣。

外界对他的评价总是两极分化：有人同情他没能持续爆红，也有人觉得他理应为现在的处境买单。事实并非那么简单。他把大部分精力投在音乐上，换来了辉煌，但也付出代价。现在的他，有自己的交代；旁观的人有他们的评说。演出结束后，他收吉他、熄话筒，跟随台下散去的人群走出会场，门口的霓虹在夜风里发着淡光。他和母亲并肩走着，路灯把两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回家的路就是一段又一段普通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