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山贬途，知己间的相交相争

​《韩愈传》作者：谷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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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节，我们讲到韩愈到节度使幕府中任职，之后又在国子监作四门博士，写就《师说》雄文，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于是，很快他就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朝廷重用，但短短一个多月后就遭到贬谪，在岭南艰难度日。

那么，这期间究竟发生了哪些事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

被贬阳山，著就《五原》

公元803年，韩愈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一职。从七品的四门博士到八品的监察御史，职级上降了一级，为什么还说是“提拔”呢？因为这个职务有“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的实权，是皇帝的“耳目”，很有发展前途。

这是让韩愈满意的第一份工作。此时的他一腔热血、摩拳擦掌，定要“动摇山岳，震慑州县”。有意思的是，此时刘禹锡、柳宗元也在御史台工作。三人都是风华正茂的大才子，又在同一个衙门为官，可以一起切磋学问、议论朝政。

那么，在御史台，三位大才子是怎么进行交流的呢？韩愈亡故后刘禹锡为其撰写的祭文，便描绘出一副鲜活画面：“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间。赞词愉愉，固非颜颜。”

意思是说，记得当年结交时，韩愈聪明、勇敢、勤奋。他的话语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劈开我脑中的混沌。我们俩唇枪舌剑，相互交锋；而柳宗元则在中间进行圆场、做调和。三人坦荡愉快地论学辩道，那场面栩栩如生，宛在目前。

然而，三人虽在学问上可以互相探讨、如切如磋，但在政治上却分属于不同的“阵营”。刘禹锡和柳宗元属于王叔文、王伾这一派，而韩愈则和武元衡等人更亲厚。三人后来发生的很多纠葛故事，其源头就在于这段御史台共事时期。

这一年长安的气候很不寻常，从正月到七月未曾降雨，旱灾极为严重，百姓困饿而死的不计其数；但京畿的官员仍如往年般征收税役，让百姓们苦不堪言。韩愈如鲠在喉，他和好友张署愤然上书，恳请皇帝特敕京兆府停征、缓征当年的赋税。

韩愈的这封奏疏送上去后，群臣表示赞同，事情似乎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没想到十天之后，朝廷竟然下了一封诏书，把他贬到连州阳山去做县令。这种反常现象让韩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百思不得其解。但圣命难违，他只能尽快上路。

这里的连州阳山，指的是今天的广东清远。在唐朝，官员贬谪常以是否“度岭”作为惩罚轻重的标准。“岭”指的是五岭，在江西、湖南与广东、广西的交界处，也就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韩愈被贬岭南，可见惩罚之严重。

在那个时期，阳山还属于荒蛮之地。这里山势险峻、猛兽出没；河流水势湍急、人迹罕至，因此很少有外来人员出入。韩愈和当地土著语言不通，只能靠写字和比划来交流。并且他虽然名为县令，但手下没有县丞、县尉，是典型的光杆司令。

阳山环境艰苦，却有一个特别的好处，那就是安静。远离了政治中心的是非之后，韩愈也逐渐从焦虑、痛苦中走出。他在山水之间安心养性、读书思考，寻找自己的初心，沉思人生的去处。他尝试构建宏大的儒学道统，显示出恢宏的学术气魄。

后世学者认为，韩愈一生最重要、最著名的五篇理论文章“五原”，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这五篇文章分别是《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这是韩愈对天道、人生、自然、生死等哲学命题的系统性思考，充满了大智慧。

其中《原道》是宣扬儒家道统的一篇纲领性文献；《原性》是推究人性的本原；《原毁》是探究人为什么会相互毁谤、彼此伤害；《原人》则是推究人的本原、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原鬼》则是推究鬼神的本原，以及“生死”这一大课题。

在《原道》中，韩愈构建了一个传承有序的儒家道统谱系：从尧舜禹到成汤，再到文武周公，再到孔孟后，自此失传。而他要做的就是赓续前贤，复兴儒道。后世苏东坡评价他“道济天下之溺”，就是因为他能力振儒学，扶树教道。

在阳山期间，韩愈继续“好为人师”。有史以来第一次，阳山这样的穷山僻壤中竟然来了个大学者。周边地区的文人墨客、青年学子奔走相告，乘着小舟前来求教。一时间阳山学风大盛，在韩愈感召下，很多寒门学子靠读书改变了命运。

韩愈在阳山只待了一年零两个月，但当地人民却永远记住了他。《新唐书·韩愈传》说：“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意思是说，他在阳山施教惠政，所以当地百姓养了小孩，经常用他的姓来命名。这可以说是对“父母官”的最高褒奖。

韩愈被贬阳山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前面我们讲过，韩愈好友张署跟他一起上书朝廷，之后被贬到今天湖南的郴州。他们俩作为贬官，不能随意跨出州界、相互拜访，因此在被贬当年冬天，两人相约打个“擦边球”，在边界聚一聚。

两人好不容易见上面，因此有说不完的话。但半夜时分仆人惊慌地冲进来禀告，说有华南虎闯入，把韩愈骑的驴给叼走了。这让韩愈很是沮丧，张署却安慰他说老虎俗称“寅”，说不定这是个吉兆，预示着新一年寅月，也就是正月会有好事发生。

果不其然，老虎的出现，带来了转机。第二年正月，老皇帝唐德宗驾崩，顺宗即位，二月份按惯例大赦天下。而赦令传到阳山，已在三月中下旬。韩愈虽然接到了赦书，但不知道自己将被如何处置。他能做的，只有苦苦的等待。

与柳、刘的相爱相杀

等到这一年的四月，顺宗册立李纯为太子，再次下诏大赦天下。可韩愈还是没能等来处置的文书。因为当时已经接到赦书，韩愈就来到郴州，和好友张署一起翘首待命。他们很激动，因为对被贬的官员来说，大赦通常意味着可以回京任职。

等到了八月份，顺宗宣布把皇位禅让给太子。唐宪宗即位，再次下诏大赦。这次两人终于等到了处置结果，韩愈转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张署则是江陵府功曹参军。江陵就是湖北的荆州，虽然和长安距离更近，但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遇到三次大赦，韩愈还是无法回京任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回到事件的起点，那就是最初他和张署，为什么因为一道奏章被贬谪远方？

后世的《资治通鉴》认为，韩愈被贬的“祸根”就是那份《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因为文章的矛头直指当时的京兆尹李实，导致后者恼羞成怒，对韩愈进行打击迫害。李实是李唐的皇亲国戚，在唐德宗晚年颇得恩宠，权倾一时。

但问题在于，韩愈在奏疏里并没有点名道姓地点李实的名字，而且文章的主旨是希望皇帝减免京兆府的赋税。换个角度去想，在大灾之年减免税负，会让作为京兆尹的李实，大大减小征税的“工作压力”，这岂不是在策略性地给李实帮忙吗？

还有，等到唐德宗驾崩、唐顺宗即位后，李实失势，被贬出京而且很快离世。如果韩愈和张署是因为得罪了李实而被贬谪的话，那么在第一次大赦时他们就能得到优待。但现实是没有，这也反证了当年两人被贬，应该不是李实在捣鬼。

如果不是李实，那韩愈他们又是得罪了谁呢？耐人寻味的是，韩愈倒霉被贬之日，恰好是好友刘禹锡、柳宗元得意之时。两人仍在御史台任职，意气风发，前途一片光明。而他们依附的王叔文、王伾，很快就成了顺宗朝炙手可热的新贵。

这让韩愈不得不猜测，自己的被贬很可能跟两位好友有关。还有，转任荆州后，韩愈曾写过一首名诗《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隐晦地提到了这种猜测。这里的张功曹，就是张署。诗里有这样一句“州家申名使家抑”，就是说当时郴州刺史已经把赦免两人的建议报上去了，却被级别更高的湖南观察使压制了下来。

当然了，这里的“使家”并不一定指观察使本人。观察使或许没有直接压制韩愈，但官署中的幕僚们对如何处置意见不一，到后来“压制”派站了上风。无巧不成书的是，当时的湖南观察使杨凭，正是是好友柳宗元的岳父。

那么，杨凭为什么不施加援手呢？这就牵涉到了当时的政党之争。前面我们讲过，刘禹锡、柳宗元是王伾、王叔文的同党。“二王”是唐顺宗的心腹，其中王叔文最为得宠。王叔文很赏识刘禹锡，认为他有“宰相之器”，后来又拉拢到了柳宗元。

“二王”在德宗后期就到处罗致人才，刘、柳二人未必不想拉韩愈“入伙”，但韩愈有自己的判断。“二王”出身卑微，王伾靠书法、王叔文靠下围棋获得太子宠信。而且两人仗着太子的支持，任人为私，打压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比如韩愈的好友武元衡，就因为不肯阿附，被从御史中丞位置上罢了下去。

韩愈孤傲耿介，对“二王”的出身和作为，显然不屑一顾。而且他自幼熟读历史，加上当年大哥因为党争贬官岭南，因此对结党营私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他不仅没有加入，恐怕还以朋友身份私下劝诫过刘、柳二人，跟“二王”适当保持距离。

但刘、柳作为“二王”的耳目，他们很可能会无意间将韩愈的一些言辞说出去。而韩愈的孤勇忠鲠早已经引发“二王”的忌惮，再加上一些只言片语，两人干脆以那份奏疏为由头，把他远谪岭南，以除后患。

刚开始韩愈不能理解其中的关窍，甚至怀疑是李实在打击报复，直到李实被贬后才明白其中的玄机。不过“二王”集团也没有显赫多久，几个月后唐宪宗即位，“二王”集团倒台，刘禹锡、柳宗元被贬到了今天的湖南常德、永州作小官。

尽管政治上起起落落风雨不断，但三人的友谊小船始终没有倾覆。三人生前书信不断，柳宗元去世后韩愈给他写墓志铭。他还在吊唁书信中写道，柳宗元才学出众，文章雄深雅健，有司马迁之遗风。只可惜天妒英才！

“二王”集团倒台近一年后，韩愈才终于迎来转机。他回到长安，逐步接近权力中心。他开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那就是削弱藩镇势力，强化中央权威。

那么，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下节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