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爱妻因他而死，他在棺木前跪了3天3夜，对岳父发誓终身不再娶

1901年的绍兴，灵堂里的香烛烧到第三夜，十九岁的马一浮跪在灵柩前，三天三夜没合眼。

蒲团磨穿了底，他膝盖渗出血印，仍直挺挺跪着，面前是妻子汤仪的黑白照片，十七岁的模样还带着笑。

岳父汤寿潜老泪纵横地扶他，他猛地磕了三个响头，额头撞在青砖上"咚咚"响："爹，孩儿对不住您，此生绝不再娶。"

话音落时，灵堂的风突然卷起纸钱，像一群白蝴蝶扑在他肩上，没人知道这誓言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话。

1898年的绍兴，贡院前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亮。

十五岁的马一浮刚考完童生试，正收着笔墨，突然一阵急雨砸下来，他慌忙撑起油纸伞，转身时撞上个人，伞骨"咔"地磕在对方伞面上。

抬头看见个穿月白衫子的姑娘，躲在父亲身后，偷偷抬眼望他，辫子上系着粉绸带，雨水顺着伞沿滴在她绣着兰草的鞋尖上。

这姑娘便是汤家嫡女汤仪，比他小一岁，跟着父亲汤寿潜来贡院看榜。

汤寿潜是绍兴有名的乡绅，见这少年眉清目秀，应答时不卑不亢，手里还攥着本翻卷了边的《楚辞》，心里先有了三分意。

回去便托媒人说亲，两家都是书香门第，没费多少周折就定了亲。

转年开春，十六岁的马一浮骑着高头大马，迎亲队伍从街这头排到那头，红绸缠满了汤家的门楣。

十五岁的汤仪盖着红盖头，手里攥着绣了对鸳鸯的荷包，被扶上花轿时，听见外面有人喊"才子配佳人"，盖头下的脸悄悄红了。

婚后头几个月，马一浮在书院读书，汤仪就在家里描花样子，他夜里回来，总见桌上温着粥，砚台里磨好了墨。

她会把自己绣的书签夹在他的书里，他便写些短诗回赠，有时是"小窗听雨话家常"，有时是"灯下缝补到天明"，字里行间全是少年夫妻的软语。

可好景不长，汤仪母亲病重，她得回娘家侍疾，马一浮也接到上海南洋公学的入学信。

临走前他在她绣的手帕上题了句"此去经年，卿若安好"，她把帕子按在胸口，说"等你回来，给你绣个新笔袋"。

往后便是书信往来，他写上海的学堂有多热闹，她写家里的兰花又开了几朵，信封里常夹着她剪的窗花，或是他抄的半首新词，墨迹晕开时，倒比当面说话更添了几分缠绵。

1901年春，上海南洋公学的樱花刚落，一封加急家书从绍兴递到马一浮手上。

信封边角磨得起毛，上面"父病危速归"五个字，墨色浓得像化不开的血。

他连夜雇了马车往回赶，车轮碾过苏杭大运河的石板路，三天三夜没合眼，赶到家时，灵堂的白幡已经挂了满院。

父亲终究没等到他见最后一面，作为马家独子，他得按规矩守三年之丧：穿麻衣、吃素食、禁娱乐，连书院的课业都得暂停。

头七刚过，汤仪端着一碗汤药走进他房里，眼圈红着，犹豫了半天才说："我……有了身孕。"

马一浮手里的丧棒"哐当"掉在地上——按《礼记》规定，丧期内诞子属"不孝"，轻则族人唾骂，重则影响仕途。

原本该是添丁的喜事，突然成了压在两人心头的巨石。

汤仪把自己关在房里，翻出压箱底的《女诫》，里头夹着她母亲临终前给的银镯子，刻着“宜室宜家”。

她知道马家就这一根独苗，更知道《大清律例》里“丧妻生子，徒一年”的条文——族长已经托人递过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窗外的雨下了整整一夜，她摸着尚且平坦的小腹，一夜没合眼，窗纸泛白时，终于咬碎了牙。

没跟马一浮商量，托人从杭州请了个“稳婆”，那婆子带的铜盆里，水换了三趟都带着血丝，她咬着毛巾没吭一声，冷汗把枕头浸透了三层。

马一浮从书院回来，看见她手腕上的银镯子少了一只，追问之下才知道她把镯子当了，换了手术的药钱。

她蜷在被子里，背对着他说：“这样，你就能安心守孝了。”

那之后她就没下过床，药罐子从春熬到夏，原本乌黑的头发大把往下掉，颧骨一天天凸起来，像庙里供着的瘦金佛。

汤仪术后身子一日比一日弱，原本能绣到深夜的手，连拿针都发颤。马一浮守在床边，从杭州请的名医换了三个，脉案叠了厚厚一沓，汤药喝得她反胃，却总不见起色。药渣倒了半院子，晒得干硬，风一吹就碎成末。

秋初，上海南洋公学的信又来了，字里行间催着他返校修业，说"再迟恐难续学籍"。他捏着信纸在房里转圈，看看床上咳得喘不过气的汤仪，又看看桌上父亲的牌位——守丧未满，妻病未愈，可学业若废，将来拿什么撑起这个家？犹豫了三天，他终是收拾了行囊。

临行前，他坐在床边给她掖被角，汤仪抓着他的手，指节泛白："早点回来。"他点头，"很快便回，等我考完试就接你去上海。"她笑了笑，没再说话，只是手攥得更紧。

谁知这一去，竟成永别。

他在上海刚考完月试，就接到家里加急的信，拆开只看见"妻病危速归"六个字。他疯了似的往回赶，马车跑断了两匹，进绍兴城时，远远看见自家屋顶飘着白幡。

推开门，白绫从门框垂到地上，灵柩前的长明灯跳了跳，映得墙上汤仪的照片脸色惨白。他扑过去，手指触到棺木，凉得像冰。汤仪贴身的侍女哭着说："夫人前天还念着您，说'他怎么还不回'，说完就咽气了......"

他猛地跪倒在地，额头撞在棺木上，咚的一声闷响。是他要守丧，是他让她独自面对，是他临走时那句"很快便回"——原来，是他亲手把她推向了这一步。

马一浮在岳父面前磕了三个响头，额头渗着血说："汤仪之后，再无人可入我心。"

他从那时起留起胡须，说是为汤仪"守节"，青丝变白发，胡须从乌黑浓密到霜雪般斑白，根根都缠着对亡妻的念想。

后来他成了名满天下的大儒，杭州、南京的望族托媒人来说亲，连蔡元培都劝他续弦，他都只摆摆手，说"此生已定，不必再提"。

那些年收到的庚帖能装满一木箱，他连拆都没拆过，全都原封不动退了回去，有人说他固执，有人骂他傻，可他心里清楚，这孤独的一辈子，既是对汤仪的承诺，也是对自己当年抉择的赎罪——是他亲手把她孤零零留在那个冰冷的春天，如今换他用一生来陪伴她的牌位。

马一浮十九岁的誓言，不是一时冲动。

那会儿《礼记》刻在学堂的石碑上，《大清律例》贴在县衙的墙上，丧期诞子就是不孝，轻则族人唾沫淹死你，重则官府拉去打板子。

汤仪那会儿要是把孩子生下来，马家祠堂的牌位都得把她除名。

可她选了流产，找的那个稳婆连消毒的烧酒都没有，铜盆里的血沫子三天才清干净——那年头的女人，命比纸薄。

马一浮后来跟人说“是我害了她”，其实害她的是那些写在书上的规矩，是说“礼教大过天”的族长，是连口热乎药都熬不起的穷日子。

他留着的胡须从黑到白，守着的书房里还摆着汤仪绣的笔袋，那针脚歪歪扭扭，是她当年初学刺绣时的样子。

后来他成了大学问家，袁世凯请他做官，他不去；蒋介石送他洋房，他不要，就守着那间老屋子，汤仪的牌位供在桌上，每天擦一遍。

人家说他傻，守着个死人过一辈子，他只笑笑，说“汤仪之后，再没让哪个女人进过他的书房”。

这哪是守节，是用一辈子不娶，跟那些条文较劲，让后来人看看，那年头的人，心里不光有礼教，还有点别的东西，比规矩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