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丈夫相爱10年，生下2个女儿，却抵不过27岁戏子，她含泪诀别

民国二十六年的上海，报纸社会版的黑体字扎眼：名教授梁宗岱与粤剧花旦甘少苏的结婚启事。

沉樱坐在藤椅上，指尖划过报纸边缘，没掉一滴泪。

桌上压着张纸条，钢笔字用力太狠，纸背都透了墨：“永不再见”。

十年婚姻，两个女儿刚会叫“爹爹”，抵不过27岁戏子抛来的一个媚眼？

她没砸东西，没去报社闹，连质问的信都没写——为什么偏要把“再见”两个字碾得粉碎，连回头的余地都不留？

1905年，沉樱生在山东潍县的旧宅院里。祖父是前清举人，父亲在新式学堂教算学，家里的线装书堆到房梁，却从不把"女子无才便是德"挂在嘴边。

十五岁进济南女子中学，她遇到了刚从北大毕业的顾随。这位后来被叶嘉莹尊为"先生"的词人，上课不讲"三从四德"，却在黑板上写："女孩子要有自己的思想，不是绣楼里的花瓶，是能顶门立户的人。"

沉樱坐在第一排，钢笔尖在笔记本上划得飞快，把这些话刻进心里。

1923年夏天，她瞒着家里填了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志愿，录取通知书寄到潍县时，父亲看着"文学系"三个字，半天说了句"随你"。

那时她已经在《小说月报》发表短文，笔名叫"沉樱"，像落在宣纸上的墨点，看着淡，却洇得深。

大学剧团排《女店主》，沉樱演女主角，马彦祥是导演系的才子，总蹲在侧幕条看她走位。

台词对到第三幕，他突然说“你该带点不屑的笑”，手指点着剧本，油墨蹭在她手背上。

散场后他请吃阳春面，汤里飘着葱花，两人就着昏黄路灯定了情。

婚结得仓促，租的亭子间摆不下梳妆台，她把顾随送的《稼轩词》压在枕头下。

可日子没过满一年，马彦祥总往联华影业跑，说去看白杨拍戏。

起初是“讨论角色”，后来是深夜带醉回来，西装上沾着脂粉香。

沉樱在洗衣盆里搓他的衬衫，领口那团淡红洗不掉，她没摔盆，也没去片场闹，只在他又一次说“白杨比你懂戏”时，把叠好的嫁衣塞进樟木箱。

“这婚离了吧。”她把钢笔往离婚协议书上一戳，墨水洇开个小团，像没哭出来的泪。

马彦祥愣住，她已经收拾好藤箱，锁扣“咔嗒”一声，比他后来所有挽留都响。

1930年代初在上海的文人沙龙里遇见梁宗岱时，她刚从上一段婚姻里走出来，这个留法回来的翻译家穿着笔挺西装，讲波德莱尔的诗时眼睛发亮，沉樱觉得这次不一样。

梁宗岱为娶她，真下了血本——老家有个包办的妻子，他硬是凑了七千大洋，连书稿预付款都填了进去，才把婚约解除，那笔钱在当时能在上海买栋石库门。

婚后头几年是真甜，两人在书房讨论福楼拜到深夜，台灯把影子投在墙上，像两棵相依的树，沉樱接连生下女儿思微和次女，梁宗岱抱着孩子说“以后教她们念莎士比亚”。

可1942年夏天梁宗岱回广西奔丧，一切都变了，他在灵堂帮忙的粤剧班子里遇见了甘少苏，27岁的花旦，水袖一甩能唱哭台下人，梁宗岱先是资助她脱离戏班，后来干脆在梧州赁了处宅院同居。

上海这边的家，开始收到广西寄来的匿名信，说梁先生“金屋藏娇”，沉樱把信压在砚台下，照样教女儿认字，只是夜里翻书的声音，比往常响了些。

1943年3月，广西寄来的报纸在桌上摊开，社会版头条的铅字像烧红的烙铁："梁宗岱与甘少苏于梧州完婚"。沉樱把思微的作业本推到一边，手指抚过"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几个字，指甲掐进掌心。连夜写的信里，她问"十年夫妻，两个女儿，难道抵不过一个戏子的媚眼？"回信半个月才到，梁宗岱的字迹依旧漂亮，内容却像冰锥："遇见少苏，方知何为真爱"。

那晚她没点灯，摸黑收拾了藤箱，把顾随送的《稼轩词》塞进箱底，又把梁宗岱送的翡翠镯子摘下来，放在梳妆台上——连同那个"梁太太"的名分一起留下。从笔筒里抽出钢笔，在白纸上写下四个字，笔尖划破纸页的力道，像是要刻进骨头里："永不再见"。

天没亮透，她牵着两个睡眼惺忪的女儿走出弄堂，思微抱着她的布娃娃，次女攥着她的衣角，谁都没回头看那扇紧闭的黑漆大门。

到了台湾，日子是真难，租的日式木屋漏雨，夜里抱着发烧的女儿坐在藤椅上，听着雨打芭蕉的声音，手里还在改翻译稿。

她给报纸写专栏，译法国小说，稿费一到手就先交房租、买米，剩下的给女儿扯花布做裙子。

有人劝她再嫁，说“女人总要靠个男人”，她只笑笑，指着书桌上的《红与黑》译稿：“我有这个就够了。”

思微后来考上台大外文系，次女成了医生，两个女儿都说，小时候看母亲在灯下写字，就知道女人也能靠自己站起来。

如今再提民国那些女性故事，总有人说“十年夫妻散了可惜”，也有人叹“一个人带两个女儿太苦”。

可沉樱在台湾的灯下改译稿，笔尖划过稿纸的声音，比“梁太太”的名分实在得多——传统里讲“忍辱守节”，难道真比不被人踩碎的尊严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