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雨潜伏敌营15年，官越做越大自己都害怕，中央：大胆地往上爬

1949年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提篮桥监狱厚重的铁门缓缓开启，46岁的李时雨被押送出狱。他戴着毡帽，步履并不踉跄，反倒透着几分轻松。谁也不知道，眼前这个刚被“假释”的前国民党少将，其实已在敌营暗战十五年。看守粗声催促，他却暗暗捏了捏袖口，那里缝着一张最新情报——这份情报，很快就会送到地下党接头人手里。故事，就是从这个瞬间往前推开。

时间拨回1934年夏天。北平大学法学院授予他毕业证时，李时雨兜里只剩两块现大洋。岳母接济，他靠翻译法律文献勉强糊口。那年他29岁，已经秘密入党，却也动过“要不混个官当当”的念头。北平街头议论纷纷：东北沦陷、华北危急，法学才子能干什么？李时雨暗暗发誓，“要干就干大的”。

1935年秋，张学良随蒋介石在西安成立所谓“剿匪”司令部。李时雨经西安地下党安排，摇身成了张公馆警卫室主任，军衔中尉。这个岗位不显眼，却能摸到东北军机关的筋骨。西安地下党领头人只交代两句话：“摸清底细，唤醒抗日。”李时雨点头，但心里犯嘀咕：一步走错，就人头落地。

12月，一纸调令把他推入“剿总”机要科。头两个月他日夜抄写电报、整理兵力表，脑子像个录音机。西安事变爆发时，枪声就在窗外。李时雨悄悄塞给几名东北军军官一张小纸条：“打日本，回东北。”纸条成了口号，也成了他在军中立足的第一块跳板。

1937年，王以哲遇刺，东北军分崩离析。李时雨被裁汰，只带着一封地下党介绍信去了日军占领下的天津。天津英租界的石库门老房子，成了他新据点。伪法院书记官的公文包里塞满法条，也塞满密码本。那一年，他完成了第一次硬仗：把三台拆成零件的电台骗过日军岗哨。扛着沉箱子穿关口，他假装咳嗽、顺口骂了句日语粗口，哨兵反倒敬礼放行。事后他才后怕：要是多问一句，什么都完。

紧接着是营救冯骥。卷宗一把火烧掉、监所里“谈心”、外线疏通，日本宪兵和伪警察被耍得团团转。冯骥脱狱那晚，李时雨在窄巷口等他，只说了四个字：“东风快起。”这是组织暗号，也是他们此后配合的起点。

汪精卫另立伪都的消息传来时是1938年。国民党元老朱晶华见李时雨能说会道，硬拉他去南京开伪国民党“六大”。李时雨借口“要问家人”，其实是向北方电台请示。数小时后回复只有八个字：“机会难得，立即就位。”他心里一沉——从此那条线恐怕就要越走越深。

1939年至1941年，他在南京、上海之间来回穿梭。职位一升再升：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保安司令部筹备负责人、军法处处长。换在旁人，早已志得意满；李时雨却夜夜惊醒，梦里常见自己被枪决。一次妻子给他带来中央口信：“大胆再爬，越高越好。”他叹了口气：“原来组织比我还狠。”

借秘书长之便，他把日伪“清乡”计划逐份抄录，送到新四军指挥部。几次大规模“扫荡”毫无斩获，日军参谋长拍桌怒吼：“是谁在通风报信？”被认为“最可靠”的李时雨，还站在其身后帮忙递地图。不得不说，命运有时真的像在表演黑色幽默。

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人心惶惶。周佛海拉李时雨去南京，他表面恭顺，实际忙着烧毁掉能牵连地下党的档案。戴笠接管上海后要清算“汉奸”，李时雨干脆打“特遣地下工作者”旗号挂靠军统。当了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桌面上管情报，暗地里继续往延安发电。有人暗示他：“太危险，不如洗白。”他只笑：“洗白？没那回事。”

戴笠空难后，军统内部风声鹤唳。日本宪兵旧档案翻出李时雨名字，他被捕前夜还在整理一份《美械接收清单》。狱中酷刑难熬，军统审讯官挥鞭质问：“你到底是谁？”李时雨抬眼只答一句：“国民党合法军官。”这一句拖了三个多月，最终被判七年半。

解放战争节节推进，国民党上海局势急转直下。1949年初，提篮桥里不少犯人被临时释放，用来节省口粮。李时雨混在人群中出狱，几小时后便与接头人接上线，继续收集江南守军调动计划。四月下旬，上海地下党送他及妻子走香港转北平。

同年六月，北京东郊一个简陋会议室内，原总部情报科的干部们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少将”。有人敬了根香烟，调侃道：“官大得让人心惊啊！”李时雨摇头：“怕什么？中央让我爬，我就只能往上爬。”十五年暗战，他始终把个人安危放在最后。档案记录显示：李时雨为延安及各根据地提供汪伪、军统、国民党高层一手情报五百余件；直接协助营救同志二十六人；策反敌军军官十一名。这样的数字，在隐蔽战线中寥寥无几。

1951年，他转入政法系统担任顾问，低调得近乎隐身。有人问他潜伏秘诀，他只回答两字：“真诚。”真诚对敌伪高层假意顺从，真诚对组织一心一意，这看似矛盾，却支撑他在惊涛骇浪里行走十五年而不覆灭。李时雨的经历说明，隐蔽战并非传奇小说，而是刀尖舔血的长期较量；更说明，情报工作最大的资本不是枪，而是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