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满人统治3亿汉人，统治了276年，为何不反抗？反而争相卖命？

1644年五月，北京城头那面“闯”字大旗刚给拽下来，多尔衮扭头就在武英殿里喊了一嗓子，“为尔等复君父仇”，这句话说得太漂亮了

一下子就把汉人那帮读书人的心思给劈成了两半，有人还记着崇祯皇帝上吊的仇，可更多人心里头更怵李自成杀回来，就在这两种念头来回打架的时候，满洲人的马队已经冲到了南边，三个月就把河北、山东给拿下了，半年不到就进了南京，那个弘光小朝廷的皇帝直接被抓了，江南那帮有钱有势的乡绅干脆把城门一开，请人进来。

史可法在扬州城里，那是真拿命在顶，硬是守了七天，城破了以后血流成河，可你再看长江对岸的苏州、杭州，人家那里张灯结彩，挑着担子送吃的送喝的，欢迎“新主子”呢，这事儿你不能说汉人就没骨气，实在是老朱家自己先把人心给作没了

明朝最后那二十年，全国收的税比万历刚上台那会儿翻了三倍不止，什么辽饷、剿饷、练饷，一层一层地往上加，苏北一个自己有地的农民，一年打下来二百斤麦子，转手就得交出去一百六十斤“皇粮”，家里的娃饿得只能去啃树皮，这种日子谁来给口饭吃，那不就跟谁走嘛。

满清那帮人看得透透的，进北京第二天就发话，只要过来投降的，官升一级，前朝的皇亲国戚，俸禄照样发，被李自成抢过的人家，三年不收钱粮，北方的读书人心里那算盘一扒拉，给老朱家卖命三十九年，最后皇帝能把你逼得去给别人当佃户，现在换了个新东家，不光地契认账，还能少交租子，那还说啥，赶紧剃头发，嘴里念叨着“留得青山在”。

真正的硬骨头反倒是从下边冒出来的，1645年六月，江阴县有个叫阎应元的小官，就因为“剃发令”逼到了家门口，带着十万老百姓守了八十一天城，硬是把二十四万八旗兵给拖在了长江边上，可他周围那些县城，一个响应的都没有，那些乡绅们正忙着给清军送粮食呢

最后江阴城被屠了，阎应元给绑到校场上，两条腿都打断了，嘴里还骂个不停，有人记下了他最后一句话，“中国不亡于逆虏，而亡于人心”，这话跟刀子似的，扎在汉人胸口上，也把一个事儿说明白了，不是不想反，是上头的人先怂了。

满洲人自己手里也就二十万能打的兵，可他们愣是敢把战线从黑龙江一直拉到广州，靠的是啥，就是“以汉制汉”，他们把投降的明朝军队重新编成“绿营”，给钱给地，让汉人自己去打汉人，

1648年，李成栋在广州反政，还拥立了永历皇帝，结果清军调来了广东提督李率泰，这人三年前还是李自成的部下，带着两万绿营兵，三个月就把李成栋逼得跳了井，南明那边每次搞点事，冲在最前面的几乎都是以前明朝的总兵、副将，死在战场上的也多是汉人脸，更绝的一招是“科举照办”。

1651年，顺天府的乡试照常开考，考题还是《四书》八股文，考上的举人立马就给官做，江南那帮才子们一看，嘿，只要肯把头发剃了，照样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于是黄宗羲的亲弟弟黄宗炎也跑去考了，考上以后当了知县

顾炎武写《天下郡国利病书》骂得是挺凶，可他亲侄子却在清朝朝廷里当编修，亲戚关系、同乡关系、利益关系，一条条绳子把汉人精英都捆在了满洲人的战车上，那点反抗的小火苗还没等烧起来，就被自己人一脚给踩灭了。

再说说老百姓，满清进关以后，头一件事不是抢地，而是搞“垦荒令”，谁把荒地给开出来了，这地就归谁，还三年不收税，顺治十年那会儿，河南的荒地十块有七八块都是荒的，地方官就招流民回来，给牛给种子

第二年就多出来一千二百万亩耕地，对于那些刚被李自成抢了一遍，又被明军搜刮一遍的老百姓来说，这比什么“华夷之辨”的大学问实在多了，到了康熙初年，有个御史叫李之芳的上奏折说，“今之百姓，惟知有朝廷，不复知有明室矣”，这话听着扎心，可就是实话。

后来还有个“永不加赋”，1712年，康熙爷把全国的地丁银总数给锁死了，以后人再多，税也不涨，这一锁就是一百五十年，到了道光年间，全国人口翻了两番，可国家正经收的税也就三千多万两，比万历年间还少，老百姓心里算盘一打，交一样的钱，地多了，人也多了，日子好像还越过越松快，那还反个什么劲儿，所谓的“康乾盛世”，说白了就是一场拿实惠换来的安稳日子。

当然，安稳不代表就真服气了，满洲人也怕夜长梦多，就把“剃发易服”这事儿做成了一个身份开关，开关一拨，汉人就分成了“顺民”和“逆民”，1650年，清廷发了个《钦定服色条例》，从皇帝到小兵，穿什么袍子，戴什么帽子，挂什么朝珠，袖子是什么样的，一寸都不能错

老百姓家的女人要是敢学旗人的打扮，立马拉过来打八十大板，这表面上是审美问题，实际上是让你每天一照镜子就提醒自己，你是被征服的人，更狠的是搞“文字狱”，只要你写的诗、作的文章里，出现了什么“明”、“胡”、“虏”之类的字眼，就可能掉脑袋。

乾隆那会儿，江苏有个举人叫徐述夔，就因为一句诗里写了“大明天子重相见”，人死了都得从棺材里刨出来砍了，儿子孙子全给判了死刑，这种用血写出来的恐惧，比任何圣旨都管用，读书人干脆一头扎进古书里搞考据，去故纸堆里找安全感

整个十八世纪，中国学术界最牛的“乾嘉学派”，就是这么给逼出来的，他们天天校对《十三经》，编《四库全书》，把一肚子的想法全花在研究古文字上了，朝廷也乐得他们忙活，只要你们不议论现在的事，随便你们去翻几千年的旧账。

真正让汉人彻底放下反抗念头的，是“满汉一体”这张能吃一辈子的饭票，乾隆三十三年，军机处里头十六个大臣，汉人就占了十个，川陕总督、两江总督这种油水最足的位子，也常常轮到汉人来坐

到了十九世纪，湖南的曾国藩，一个在家的侍郎，朝廷居然让他自己招兵、自己筹钱，去打太平天国，湘军打进南京城以后，手下那帮兄弟们抢得盆满钵满，曾国藩自己却只要了个“一等侯”的爵位，把剩下的功名利禄全分给了老乡们，这消息传回湖南，乡下的秀才们一个个激动得不行，跟着满人干，原来真能封侯拜相。

这么一来，所谓的“夷夏大防”那套理论就彻底没人信了，汉人读书人最高的理想，不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至于龙椅上坐着的是金人、蒙古人还是满洲人，只要能给个施展拳脚的舞台，就能跪得下去

所以你看，从林则徐到李鸿章，从张之洞到袁世凯，一代又一代的汉人精英，把搞洋务、搞维新、搞立宪、练新军，全都塞进了清朝的框架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借巢生蛋”，巢是满洲人的，蛋是汉人的，谁还去谈什么反抗。

一直等到1895年甲午战争输得那么惨，大家才发现，这个巢已经烂了，里头的蛋也快臭了，可就算是这样，最先喊出“驱除鞑虏”的，还是读书最少的孙中山，而湖南的举人谭嗣同，还想着靠“君主立宪”来保住这个国家

再往后，武昌城里一声枪响，半个中国都换了旗，可最后逼着清朝皇帝退位的，还是那个袁世凯，曾国藩的徒孙，手里攥着北洋六镇，清一色的汉人兵，历史好像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以汉制汉”的老路上，只不过这一回，汉人不再是给满洲人打工，而是给自己清盘了。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在退位诏书上盖下玉玺，三百年的统治就这么结束了，平静得像一池春水，那天北京城里没人闹事，没人哭喊，老百姓照样排队买煎饼果子，只不过是辫子剪了，嘴里的“嗻”变成了“是”，三亿汉人终于用另一种方式“反抗”成功了，不是靠揭竿而起，而是让对手在温水里自己慢慢凉透了。

现在回头看，满清能坐稳二百七十六年的江山，靠的从来不是八旗那几个弯刀，而是把“胡萝卜”和“大棒”都磨成了又细又长的针，一针扎在读书人的功名梦上，一针扎在老百姓的饭碗里，还有一针，扎在所有文人的脊梁骨上，汉人一次次想抬头，却发现自己早就被一张大网给罩住了

那张网是用田契、考卷、官帽、律法、马蹄袖、还有那部《四库全书》，一丝一缕给织起来的，柔韧得你砍也砍不断，烧也烧不烂，直到西洋人的炮舰把这张网给撕开一个大口子，人们才猛然惊醒，原来不是不想反抗，而是在反抗之前，得先重新学会怎么站直了。

参考文献：

1.高王凌：《清代中国的历史与命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

2.王家范：《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3.李伯重：《康雍乾时期的农业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