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死金牌”也挡不住朱元璋的杀戮之心

在众多戏说历史的影视剧中，常常会提到“免死金牌”，这其实并非完全是虚构。

明朝的开国皇帝——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就有类似的举措，他给那些开国功臣颁发象征着皇恩浩荡的牌子，不过这不是小巧的金牌，而是巨大的铁牌，被称作“免死铁券”。

根据史书记载，这种铁券形状如同瓦片，上刻文字，详细列明免罪、减死以及俸禄的具体数目，文字中嵌入金粉。

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用铁铸成的瓦片状物件，唯一的金色部分便是那些嵌入金粉的文字。上面镌刻的内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免死”二字，而是一篇洋洋洒洒的两三百字的文章。

例如，魏国公徐达作为开国功臣之一，他所获得的“免死铁券”就长达258字。

洪武三年（1370），太祖高皇帝在封赏功臣的同时，颁发了一批“免死铁券”。

受此恩典的大臣有：徐达、李文忠、邓愈、汤和、李善长、冯胜、耿炳文、傅友德、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华云龙、朱升等人。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们自然会对“免死铁券”的内容充满兴趣，那上面究竟写了什么呢？我们不妨以中央政府的一二把手为例，来窥探一番。

魏国公徐达的“免死铁券”上写道：“朕闻自古帝王创业垂统，皆赖英杰之臣，削群雄，平暴乱。然非首将智勇，何能率统而成大功……尔达起兵以来，为朕首将十有六年，廓清江汉楚淮，电扫两浙，席卷中原。威声所振，直连塞外……朕念尔勤劳既久，立功最大。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朕无以报尔，是用加尔爵禄，使尔子孙世世承袭。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礼，兹与尔誓：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功。于戏，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尔当慎守斯言……”

韩国公李善长的“免死铁券”，措辞虽略有不同，但总体套路一致：“朕闻古之帝王成大业者，实由天假英贤以辅之，故威德加于四海，而天下定矣。朕起自草莱，提三尺剑，率众数千，居群雄肘腋间，未有定期。而善长来谒辕门，倾心协谋，从渡大江。于是定居建业，威声所至，无不来附。不一二年间，集兵数十万，东征西伐，日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仗，未尝缺乏。况剸繁治剧，和辑军民，无有怨谣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独知之，其人人未必尽知也……比之于尔，萧何未必过也。今天下一家，尔年已高，朕无以报尔，是用加而爵禄，使尔子孙世世承袭……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

各位看官或许已感到不耐烦，长篇累牍的官样文章确实令人乏味。诚然，连笔者在引用时都觉得索然无味，不知这些文字出自哪位御用秘书之手。

若是由朱元璋亲自撰写，定然不会如此枯燥。

这位出身贫农、曾为游方和尚的皇帝，文化水平有限，他起草的公文都是毫无八股腔的口语体，极具个人特色。不信？请看他写给大将军徐达的手谕：“说与大将军知道……这是我家中坐着说的，未知军中便也不便？恁（按：同您）只拣军中便当处便行。”给李文忠的手谕：“说与保儿、老儿……我虽这般说，计量中不如在军中多知备细，随机应变的勾当，你也厮活络些儿也，那里直到我都料定。”

倘若“免死铁券”由朱元璋亲笔撰写，想必会更加生动有趣。

既然拙文探讨的是“免死铁券”，介绍其文本内容便是必要的，尽管文字乏味，也需耐心一读，以作铺垫。“免死铁券”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皇帝以诚恳的语调赞扬大臣的功绩，作为回报，赐予世袭爵禄，并允许父子两代享受免除死罪的特权。

然而，在人们心目中，皇帝的金口玉言果真说一不二吗？那些持有“免死铁券”的开国元勋们，真的能够“免死”吗？事实证明，大多数人并未享受到“免死”的特权，而是死于非命，太祖高皇帝的承诺竟如此一文不值！

奇怪吗？一点也不。皇帝最为忌惮的便是这些位高权重的功臣会威胁到他的皇权，以及他子孙的统治。明史专家吴晗在1934年所著的《胡惟庸党案考》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

朱元璋，这位出身最为卑微的庶民皇帝，竟然上演了史无前例的大杀功臣的惨烈一幕，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数以万计，令人毛骨悚然。其中自然包括那些持有“免死铁券”的功臣。

朱元璋册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但在把他比作萧何的同时，便已开始考虑削夺他的职权。原因在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势力过于膨胀，成为威胁皇权的潜在因素。

由谁来取代李善长？朱元璋颇费思量，此事只能与并非淮西集团的“浙东四先生”之一的刘基商议。

人称“诸葛孔明再世”的刘伯温，博览群书，料事如神，被朱元璋视为心腹，尊为我的子房（张良）。

两人就此展开了一场密谈。交谈中，朱元璋两次提出，希望由刘基取代李善长，以起到平衡与制约淮西集团的作用。

刘基得知皇上朱元璋有意撤换李善长，秉持公心，力劝主公收回成命：“李善长是开国元勋，功绩卓著，且善于协调诸将之间的关系，实为朝廷栋梁。”

朱元璋听后深为感动，说道：“他虽多次欲加害于你，你却不计前嫌，为他美言，我欲任命你为丞相，以示嘉奖。”

刘基洞察时局，深知在淮西集团权势正盛之时，自己孤掌难鸣，于是坚决辞谢。

朱元璋继而提出几位丞相人选：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刘基却一一予以否定，他认为杨宪虽有相才，却无相器，难以做到心如止水、以义理权衡；汪广洋则过于褊狭浅薄，尚不如杨宪；而胡惟庸就如同用一匹劣马驾车，必然会翻车惹祸。

朱元璋不禁感叹：“在我看来，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言下之意，刘基乃不二人选。

然而，刘基诚恳辞谢：“臣疾恶如仇，又缺乏耐心，若为丞相，恐怕辜负皇上的隆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若悉心求之，定能找到合适的人选。目前提及的几位，确实未见其可。”

刘基的见解颇为高明，他从大局出发，认识到不撤换李善长，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另一方面，他已萌生退意，意图效仿张良，急流勇退，避免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这位被誉为再世孔明的智者，果然具有先见之明，朱元璋心目中的人才如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虽先后受到重用，但最终皆被朱元璋处死。

若刘基出任丞相，恐怕也难逃此劫。

胡惟庸实为宵小之徒，因李善长的提拔而步步高升，也因李善长的推荐，得以被朱元璋任命为中书省左丞相。

此人逢迎有术，深得皇上宠幸，逐渐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明史·胡惟庸传》曾写道：“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甚。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他自以为有皇上宠幸，有李善长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便为所欲为。

胡惟庸居然把持政府多年，对于官员的生杀升降，不请示皇帝，自作主张；中央和地方官员给皇帝的奏折，必须先经过他审阅，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一律扣押。

朱元璋用人多疑，在任命胡惟庸为左丞相的同时，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利用他与李善长的矛盾，充当耳目，监视胡惟庸。

因此，他对胡惟庸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这位权势欲极强的皇帝，绝对不能容忍大权旁落，他最终也不会允许胡惟庸这样的奸佞之臣长期擅权。

刘基以其深邃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不仅在政治斗争中保全了自己，也为朝廷的稳定贡献了力量。他的远见卓识和淡泊名利的态度，赢得了朱元璋的尊重，也为后世所称颂。

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朱元璋突然宣布对胡惟庸处以极刑，罪名是“擅权植党”。

胡惟庸之死，咎由自取，本无可厚非。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胡惟庸个人，而是皇帝决心铲除一个庞大的“胡党”——“胡惟庸党”。

当时受株连而被处死的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此后陆续被株连的“僚属党羽”及其家属，据传多达一万五千余人。

皇帝的目标显然不仅仅局限于陈宁、涂节之辈，而是直指开国元勋李善长等。

这种意图被敏感的官员察觉后，他们立即顺藤摸瓜，纷纷请求将李善长、陆仲亨等也列入株连之列。令人意外的是，皇帝却并未同意，反而说道：“我起兵之时，李善长前来投奔，那时我二十七岁，善长已四十一岁，他的建议多合我意。陆仲亨当时年仅十七，父母兄弟皆亡，随我征战天下。这些人都是我创业初期的股肱心腹，我不忍心杀他们。”这番实情掩盖之下的托词，并非出于“不忍心”，而是因无法轻易下手。

盖因李善长、陆仲亨等人曾被赐予“免死铁券”，券上镌刻着“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的字样，仅凭“擅权植党”之罪尚不能取其性命。因此，必须逐步升级“胡惟庸党案”的罪状，将其罗织为“谋逆”（即谋反）之罪，才能将持有“免死铁券”的开国元勋置于死地。

果然，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党案被升级为“谋逆”，并牵连至李善长等人。

朱元璋振振有词地宣称：“满朝皆是胡党”，必须彻底肃清，并通过《昭示奸党录》这样的正式文件昭告天下。

现存关于此案件的记载，无论是《明太祖实录》还是《明史》，其根源皆出自于此。确定李善长串通胡惟庸谋反的“罪证”有两条：其一是胡惟庸的岳父李存义的供词，其二是李善长家奴卢仲谦的告发。

《明太祖实录》与《明史·李善长传》对此记载大致相同，情节栩栩如生，犹如小说——惟庸家族告发存义等昔日与惟庸勾结之状，皇帝下令逮捕存义父子，审讯之下，存义的供词牵连到善长。

据称，惟庸曾策划反叛，派存义暗中劝说善长，善长惊愕叱责道：“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

事后，惟庸又派其旧友杨文裕游说善长，承诺事成后以淮西之地封王，善长震惊未允，但内心已有所动摇。惟庸亲自前往劝说，善长仍不允。

久之，惟庸再遣存义进言，善长叹息道：“吾老矣，吾死，尔等自为之。”

另有告发称，蓝玉将军出塞至捕鱼儿海，捕获惟庸与沙漠使者封绩通信，善长匿而不报。

于是，御史纷纷上奏弹劾善长，善长的家奴卢仲谦等亦告发善长与惟庸私通贿赂、密语交结。

《明史·李善长传》虽少有细节描写，但对此情节却大肆渲染。

在《明太祖实录》中，有一段煞有介事的记载：胡惟庸亲自拜访李善长，两人屏退左右密谈良久，外人无从得知谈话内容，仅能看到他们频频点头示意。

胡惟庸满意地离开后，随即派遣指挥林贤“下海招倭军约期来会”，还派元朝旧臣封绩送信给北元政权，“请兵为外应”。就这样，一场子虚乌有的“逆谋”——“通倭”、“通虏”的反叛阴谋被凭空捏造出来，人们再次见识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一成语的深刻含义。

罪状编造完成后，朱元璋亲自发话：“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意指李善长身为开国元勋和皇亲国戚（儿女亲家），明知胡惟庸的“逆谋”却不上报，反而犹豫观望，首鼠两端，其行径大逆不道，理应全家问斩。

不久，圣旨下达：李善长及其妻女弟侄被处死，七十七岁的李善长一门七十多人无一幸免，只有长子李祺因其妻临安公主（朱元璋之女）的庇护得以存活，他们的儿子李芳、李茂也因此逃过一劫。

此外，受此案牵连的功臣还有：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唯一的定罪依据，仅是陆仲亨的家奴告发，称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庸等侯爵勾结，“与胡惟庸共谋不轨”。

《明史·陆仲亨传》中的说法，显然源自官方文件《昭示奸党录》。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冤案。

一年后，郎中王国用上书皇帝，呈递《论韩国公冤事状》，为李善长伸冤。

这份奏章实由才子解缙起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反驳了李善长“串通胡惟庸谋反”的不实指控。其大意如下：李善长身为陛下打天下的首席功臣，即便协助胡惟庸成事，也不过仍居首位。

况且他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何苦参与此事？李善长素来忠心耿耿侍奉陛下，“托骨肉，无纤芥之嫌”，从未有过平白无故的嫌疑，却突然被指谋反，实难令人信服。

朱元璋对此无言以对，默认了枉杀之实。

当时的宣传皆以《昭示奸党录》等官方文件为准绳，明朝人对真相也深感扑朔迷离。然而，持怀疑态度者大有人在，如王士骐在《皇明驭倭录》中对胡惟庸“谋反”说表示怀疑；谈迁在《国榷》中明确指出：“惟庸非叛也”，而是“积疑成狱”。虽然只是怀疑，并未深入论证。

吴晗在其长篇论文《胡惟庸党案考》中，通过广泛发掘史料并进行仔细考证分析，最终揭示了真相。他得出结论：

第一，“在胡案初起时，胡惟庸的罪状仅是擅权植党，这一罪名足够处死胡惟庸，但若以此株连诸位勋臣宿将，则显得小题大做。因此，在事实上存在着替他制造更多罪状的必要”；

第二，“李善长之被株连，其冤抑在当时解缙所代草之王国用疏辨之甚明”。既然胡惟庸并无“谋反”动机与行动，那么李善长等人串通胡惟庸“谋反”的指控自然成为无稽之谈。

朱元璋的统治手段可谓煞费苦心，他大封功臣，颁发象征着特权的“免死铁券”，却又大开杀戒，诛杀有功之臣。

他试图在消除皇权潜在威胁的同时，避免背上言而无信的骂名。

在这些“免死铁券”中，总有一句似乎不经意却意味深长的话：“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这其实是在暗中埋下伏笔——谋反罪不得赦免。

有了这样的条款，朱元璋后来大肆杀戮功臣，也就不至于背上言而无信的罪名。

被誉为“大功臣”的徐达，是否真的能够“免死”呢？

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徐达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却从不居功自傲，始终恪守为臣之道。

朱元璋经常设宴款待他，以“布衣兄弟”相称，而徐达并未因此沾沾自喜，反而更加恭敬谨慎。

朱元璋曾多次对他说：“徐兄功高盖世，至今尚无安稳居所，我想将吴王旧邸赐予你。”

徐达再三推辞。

有一天，朱元璋在吴王旧邸设宴款待徐达，趁他酒醉，让人将他抬到吴王寝宫就寝。

徐达醒来后大惊失色，跑到阶下叩头，连呼死罪。

朱元璋见状大为高兴，随即命有关部门在吴王旧邸前为徐达建造府邸，并在牌坊上题写“大功”二字。

胡惟庸出任左丞相后，想与徐达结交，徐达却鄙视他的为人，不愿理睬。

胡惟庸心生怨恨，设计陷害徐达。他贿赂徐府门房福寿，指使他诬告徐达。

然而，福寿不为所动，向徐达如实禀报了胡惟庸的阴谋，使得胡惟庸的诡计未能得逞。

因此，徐达时常提醒皇帝，胡惟庸此人不可重用。

洪武十七年（1384年），因劳累过度，徐达在北平患病，背疽发作，病情危急。朱元璋派徐达的长子徐辉祖前往慰劳，并把他召回南京。

次年二月，徐达突然去世。

关于他的死因，《明史·徐达传》没有详细说明，只有“病笃，遂卒”四个字。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根据其他史料给出了答案：徐达患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却特地赏赐蒸鹅，并派遣使臣送到徐府。徐达当着使臣的面流着泪吃下蒸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这看似令人不可思议，实则背后有着朱元璋的深意。徐达是胡惟庸的死对头，无法被列入“胡党”整肃，而且他持有“免死铁券”，并无谋反行为，本可免死两次。

朱元璋要想让他死，只能用这种不露痕迹的手法。

可见，“免死铁券”对徐达而言，并未起到护身符的作用，他去世时年仅五十四岁。朱元璋的表演技巧着实高明，他停止上朝，亲自前往徐府哭祭，“悲恸不已”，事后还追封徐达为中山王。皇帝赏赐的“免死铁券”，并不是真正的护身符，充其量只是一张荣誉证书。朱元璋可以变着法儿让你死，而你却无法指责他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太祖高皇帝的权谋之术，实在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