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徐恩增触碰了蒋介石哪根神筋？被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

徐恩曾的掉队之年

1951年11月，国民党中统特务张国栋自首后，被关押在广西省公安厅南宁看守所。张国栋。广东人，1927年开始，张国栋22岁时就担任国民党唐山市党部常委，1928年进入国民党中统局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1936年7月任特工总部情报科副科长，1947年任国民政府内政部人口局副局长兼内政部调查局情报科科长，成为“中统”第四号人物。一九七五年张国栋被特赦。之后成为政协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本文是根据张国栋的自述写成的文章。

人到中年，怕的不是敌人，是上峰的一句话。中统里风从来都不刮在脸上，都是在背后改向。1945年那个寒冷的上午，礼堂里话还没说完，徐恩曾的官帽就等于掉在地上。这事儿后来张国栋在看守所里慢慢讲过，手心攥着回忆，像在盘一串旧念珠。

徐恩曾是那种“看起来不像特务”的人：书卷气，眼镜，个头不高，说话不多。年轻时候念的是电机，先在上海的洋学堂读书，再咬牙去了美国深造。按理说，这样的理工才子，一头扎实验室也挺合适。可他从来不是孤立的人——家族和陈氏兄弟、张静江那一圈人都沾着亲缘与交情，门一推就进了政界。1928年，他就被拉进中央组织部做了管总务的，替党部装新电话总机，搞密电码，费用也盯得严。说句实在话，他把机关里那一摊子文牍归整得很漂亮，陈立夫看着也顺眼。

有一次，叶秀峰去杭州休假，中间一段空缺。陈立夫把徐恩曾推去“代管”，说只是临时看着点儿。张国栋当时还是调查科的小差，跑一趟杭州，把话捎到叶那儿——“你快回来吧，徐只是代管”。谁知道叶另有打算，没有回头。到1930年春天，徐恩曾就顺势坐上了调查科的科长，这是他从书房走进阴影世界的起点。

从蒋介石开始血腥围剿，共产党在城市里的活动就成了重点盯防对象。中央调查科在陈氏兄弟操盘下，像蛛网一样往各省市、铁路系统扩散。地方党部里挂上“肃反委员会”，下面再设一个“肃反专员”，专门对接中央；另起一间屋子，不挂牌、不开窗，叫特务室，由调查科派主任带人驻守。徐恩曾把这条线一节一节接了起来。人手从几十到上百，钱也不缺，蒋那边有“特别办公费”打底子。南京瞻园路那栋房子，暗里就是特工总部的神经中枢。

1935年前后，格局又动了一下。军委会下面摆了一块新牌子，叫调查统计局，三处分工：党政情报归徐恩曾，军事情报归戴笠，邮电检查是第三处。表面上是一家，其实各自封门。徐把第一处的人马和中央调查科捏成一团，成了中统的班底；戴笠也把复兴社的特务处合并，另起炉灶，是将来的军统。两个系统的暗战，从那时起就没停过。

抗战爆发后，机关从南京一路撤到武汉，转眼又挤进重庆。名字换了，架子没倒。1938年，在汉口，两块牌子正式挂出来：中统局和军统局，各有自己的“挂名局长”和真正主事的人。徐恩曾忙着织网：明面上的调工、通讯员，隐在灰色里的“内线细胞”——后来他们管这叫“特情”。入伙得填表、宣誓，建立单线联系，别看是个“同城同行”，往往彼此谁也认不出谁。张国栋说，那时候的重心是学校、工厂、机关、报社，耳朵眼睛都插在里头。

如果故事只写到这儿，那就是一条典型的升势线。可真正的拐点，是从一张手令开始的。1945年一月底，蒋介石一纸命令，就把徐恩曾从中统的座位上拨下来，调用速度之快，连办公桌里的铅笔都还没装箱。第二天，叶秀峰接班，第三天，交接仪式。这一连串像有人在鼓上重重敲了三下，谁都明白节拍变了。

为什么突然这样？事后翻旧账，理由并不单一。最要命的是机要秘书这条线漏了风。早些年，顾顺章在上海叛变，本可以一举网住中共要员，但钱壮飞把消息送到了中共那边，关键的人都提前撤了。这一下，蒋的怒火不是一时半刻能消。他看的是两件事：一是你手下出这种纰漏，却没有把真相如实报上来；二是共产党人竟然潜到你身边做机要，你居然没嗅到味儿。特务头子要是连近身的风都辨不出，等于是把自家的锁门匙交给了对手。

还有一桩私事变公事。徐恩曾在男女这点上，不太会“做减法”。他已有家庭，却又痴恋上费侠。费侠走过苏联留学，后来和中统有了牵连，身份复杂。陈氏兄弟劝他收手——不是看不惯风流，是看不惯风险。徐偏不。他去见蒋，蒋问一句：“你能拿得住她吗？”他嘴上说没问题，转身就把婚结了。说到底，领袖最忌的是部属把自己的事业和情感搅在一起，尤其是这种对外界起风的情感。蒋嘴上忍住，心里记了一笔。

1941年，徐又多了一顶帽子，交通部次长。蒋找他说清楚：你去，是为了把“调查网”铺到铁路、港口、航空那些系统去，让中统有本事伸到管线里。徐听了，心里却盯上了另一个位置——经济部长。他四下活动，跟吴铁城越走越近，写经济方案，送到总裁案头。政学系那边不买账，蒋也觉得“不懂经济还要硬上”，这已是明显的冷风。中统的日常工作因此漏洞百出，军统那边跟美方合作得热络，蒋的对比停在心里也不用说。

更冒险的一回，是去经济部抓人。中统盯上一个嫌疑，徐一声令下，让重庆那边直接进去动手。经济部的职员不吃这一套，翁文灏立刻去找蒋告状。蒋火了：中统是党务系统，不是警察署，你这让政府颜面往哪摆？一通严斥，又命把参与抓人的人全撤了、查办。那时候中统的规矩是不在明处抓人，这回做得太急，目的也太明显——要把翁的位子掀翻。

再看别的案子。中央党部内墙上忽然出现一句刺人的标语，影射“总裁独裁”之类的，蒋要求立刻查清，徐把党网、重庆区都动员起来，忙了很久，到头来没个结果。英国情报系统找中统合作，第一次协作也做砸了，蒋拿它跟军统同美国的配合一比，心气更低。后来一次会上，蒋问河北、山东敌后区域的情况，徐说不出个门道，戴笠却条分缕析，把路线、据点、活动都讲得有模有样——这就是脸面上的输赢。

还有个小细节，关乎报纸。重庆的《新华日报》，蒋不愿见，但形势逼着他得让它发。中统一直盯着封堵、延迟，但它偏偏比《中央日报》送到各地还要快。蒋一生气，把“特检处”从中统划给了军统。中统管的范围一下又缩了。

徐自己看到了失势，就想扳回一口气。他在局里提出“争时间、讲效果”，把上下班提早到早上六点。开始几天，他也四处巡查，装作重振旗鼓。过不了多久，又回到原来的步子。有人说他是有心无力，也有人说他是心不在这摊。

军统那边等着机会。戴笠拿到一件事：徐的旧妾王索卿住在成都，仗着关系，在外面屯物、放贷，甚至用卡车走私，打着徐的名头。这事被军统查获。中统和军统互相防着，抢着在蒋面前争宠，那份手迹去到总裁桌上，像是一颗定时雷。

于是那纸命令落地。执行的人是吴铁城和陈立夫。陈立夫提议让叶秀峰接任，吴也不再替徐说话。徐被“一笔画掉”，只给他留了个民间协会的头衔当遮面。

二月一号上午，重庆那边的礼堂坐满了人。徐先把叶秀峰介绍给大家，然后说几句“多年共事”的话，说到动情处，台下也有人红了眼眶。他随即把声音拔高，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新的领导来了，中统的前途还长。仪式很短，他上车走了。张国栋记得那个背影，像是刚下坡的人在找刹车。

后来吴铁城还派他去贵阳参加活动，蒋很快就拦下来——不许再上台亮相。五月那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届的委员几乎都被列入候选名单，唯独把他放在外面。局势到这一步，他再明白不过。

1946年初，徐回了上海，住在霞飞路那幢洋房——这房产是战时“劫收”后送给他的。他把办公室设在黄浦滩边，挂起“中国机械农垦公司”的牌子，后头又搞了个“中国打捞公司”，雇日本潜水员去江里海里捞。生意滚起来，钱也跟着滚起来，人脉也又聚起来。他不爱寂寞，还是想回到台面。1947年借“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挤进国大代表；过不了几个月，费侠也坐成了立法委员。夫妻俩去南京，在山西路的新宅接待老部属，门口车来车往，像旧时热闹回了魂。

但时局比个人的算盘快。国内风向急转，蒋的盘子快要散架。1949年春天，徐和费侠去了台湾，像很多人一样，在那边安下一个身影，日后就少有人再提他的名字了。

张国栋讲这些时没有加戏，他只是把自己当年看到的、参与的，与后来听到的，串成一条线。有些段落他也不愿多说，比如那张手令之前他听到的那些风声，谁暗中推他一把，谁袖手不理。他说，中统里的人，常常以为自己在安排别人，其实命运安排他们的手也不软。把一个电机才子推到特务之巅，再把他从台面上拿掉，只用几句话。人到了那个位置，连婚姻都不是私事，连上班时间都是政治。我们常说“历史是大势”，但看近了，其实就是一张张脸的悲喜与一封封信的去向。

徐恩曾后来在生意上有起色，这算不算他想要的“公开的生活”？或许吧。可我总想起那个清晨的礼堂，台上台下一阵短暂的哽咽。一个人的跌落从来不是一场戏，它更像在屋里突然关了灯，谁都知道路还在，只是摸不着开关。几年后，他们从重庆、上海、南京散开，跑去不同的岛屿和街区，旧人各自消散。那张没有盖章的心愿，可能一直放在他抽屉里，没有寄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