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牛元的过去时

牛元注定是个被大家经常怀念的人。

2005年，我刚调到北京工作不久，从酒泉传来牛元心脏病突发去世的消息。几天前，他还给我邮箱发过文章，和我通过电话。透过朗朗声气，我仿佛看到他栗色的瞳仁透明闪亮，仿佛看到他挑起眉梢翘着嘴角俏皮地微笑。以后，这一切只能在回忆里了。

相识到永别，整整二十年，牛元一直是我的好朋友。

1985年春天，我从盐锅峡水电厂调酒泉教育学院。途径兰州时，父亲口述了一份名单，让我记下他在酒泉师范的一批优秀学生，有牛元、张静昌、刘士超等。他如数家珍地给我介绍每个人的潜质、悟性、毅力和可塑性，父亲特别说到牛元爱读书，尤其喜爱古文和诗词，生活不拘小节，思维敏锐……父亲说其中有些人将来可能成为你们(我和夫人都调往酒泉教育学院)的学生。

当年秋季开学，从教务处送的新生花名册，我看到父亲关注的一些学生，牛元在中文系。我时任院长办公室主任，兼中文系的美学课，夫人讲现代汉语。父母的一些学生又成了我们夫妇的学生，要说有缘，这就是。

教育学院是一所新成立不久的成人院校，大多数是牛元这一拨二十几岁的中学教师，其中有不少父亲在酒泉师范的学生，我们都是同辈人，有父亲的影响，来往自然密切一些。

牛元第一次向我走来，步幅很大，宽松的衣衫随细长身子晃荡着，褐黄头发不驯顺地翘起，剑眉星眼，方口悬鼻，洁白的牙齿在红润的唇间闪闪发亮。我不由暗自喝彩：美哉！少年。牛元给我的最初印象是，这个黄土地一般朴实的学生，笑容总比话语多。

学院成立不久，学报和院刊都还没来得及创办，除了墙报黑板报再没有师生交流阵地。我想先办了一份兼顾学术和文学创作的同人刊物热热身，父亲很支持我的想法，他请老教育家兰州大学前校长辛安亭题写了刊名《绿荫》。我吸收牛元和张静昌两位同学参与编辑，请他俩分别担任了正副主编。那些日子，我们三个人一起组稿、编稿、排版校对，经常忙到深夜。《阳关》杂志总编赵叔铭给我们提供了一批漂亮的封面纸。中文系学员、核工业部四〇四厂党委书记王一兵帮助解决了纸张和印刷问题。手抚新出的《绿荫》创刊号，看到刊物装帧大气的封面和精致的印刷效果，看到作者为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后的喜悦，我们很有些成就感。于是，三人在我家痛饮一气，都醉在笑语中。通过办刊，我认识到这两位平常大大咧咧的同学，正如父亲说的有激情、有内涵，文字也不错。牛元在创刊号上发了一篇诗歌评论，他以高原飞鹰的形象，解读流浪诗人阿坚作品的诗意，虽然稚嫩却也灵动感人。三十年后，我和阿坚在北京相遇，他还说起牛元的评论。

1986年春天，牛元找来一台大卡车，拉着我和夫人孩子，还有张静昌、徐联葵等同学去临水河边他家。偌大的农家院被密密匝匝的钻天杨围起，院里一树梨花正开的如银似雪，他把酒桌摆在树下，要大家体验了古人“小圃朝朝花开，深杯日日酒满”逸趣。小酌后，女士们带孩子去田野赏花，我和牛元、张静昌三个去临水河撒网捕鱼。在河岸松软的湿地来回穿行，牛元走得很吃力，我俩常常停下来等他气喘吁吁赶来。我说：“你的体力可是不如静昌呀。”他笑道：“咱洋芋填肚子的通渭人，咋能和吃白面的敦煌人（指张）比？”说起老家通渭，他又自嘲道“先人当官，后人砸砖”。

我到定西行署工作以后才了解，通渭县鸡川乡牛坡村牛家，是家学渊源的望族。清代曾出过文学家、书法家，著名廉吏牛树梅（可惜牛树梅的坟被毁，以致他散落各地的后人不大愿意回来），以后还出过些文人和高官。当今省城、市、县各种“场”上风云角色亦不少。二十年来，这个小村每天都和兰州对开一辆班车，足见它和省城联系的密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生活所迫，牛元一家人从牛坡移民到酒泉三墩乡。祖上风光、族人现状已和他没有多少关系。通渭是全国知名的书画县，民间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这种文化背景，对牛元有明显影响，他的思维方式与当地同学不太一样，对传统文化更关注一些，喜欢读线装书，忧患意识更为深重，爱把一些宿命话题挂在嘴边，似在戏说又像当真，经常被人看成“杂音”，甚至视为另类。但这些都无妨他性格越来越开放。朋友相会，他像激流里腾跃的大鱼，不时地掀起欢快的浪花，大家乐得和他相处。

我任酒泉教育学院学报《丝路论坛》主编以后，曾建议院方把牛元和张静昌留校编刊，因成人院校无权分配学员而作罢。后来，我向地委宣传部关维智副部长推荐了牛元，关部长是个爱才的文化人，很快把牛元从三墩乡中学调进地委宣传部。

听说牛元调到宣传部，父亲让我给牛元捎话：要尽快完成知识转型。他说牛元先前侧重古典文学，现在要把之乎者也放一放了，要在学习中央文件和时政文论上狠下一番功夫，否则难以适应工作，他说，这里也大有学问。

我到省委组织部、高台县委工作以后，几年没听到牛元的消息。有次，他专门来高台看我，话明显少多了，流露出些许寂寥。我开玩笑说他是深沉得很，到底是“中隐隐于府”呀。再后来，甘肃日报选调驻酒泉记者时，他跃跃欲试，给我写信求助。我觉得记者这个职业很适合才思敏捷的他，就找到作家、后任省报总编的杨德禄先生，向杨介绍了牛元的学识和个性。我说请杨兄相信，我这个学生一定能脱颖而出。杨先生当时正负责选调记者，他的意见举足轻重。牛元终于如愿当上省报记者。

牛元当了记者，父亲自然高兴，说这个职业比机关更适合他。父亲要求牛元尽快地补充知识结构，抽空读些徐迟、穆青等大家的报告文学如《哥德巴赫猜想》《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父亲希望牛元不仅写消息报道，要向写报告文学方向努力。父亲相信，通过当记者，牛元能成为作家。

我在漳县县委、定西行署工作时，看到牛元的名字频频出现于省报头版。每次回兰州，父亲也会拿出他收集的牛元的作品向我推荐，要我留意牛元关于酒泉嘉峪关发展城市经济的新闻综述、跟踪调查等深度报道。父亲说：“酒泉、嘉峪关发展比定西快，两市的做法和经验，对你研究分管（城市经济）工作会有借鉴。”牛元有机会每到兰州，都要来家看望我父亲。父亲说牛元变化真大，一个土头土脑的农家少年如今出落成倜傥名流啦！

2003年1月，我带领定西团队到酒泉、嘉峪关考察城市建设。牛元知我行程后，约了几个同学挤在一辆轿车里，跟在我们车队后面一县接一县地跑，公务活动一结束，他们便来我房间。大家聊高兴了，牛元会拿起手机拨通兰州我家的电话，说要给老校长汇报。同学们说牛元饮酒豪放爽快，见情见性，这也是他为人风格。我却心生忧虑，告诫牛元不能纵酒。他大笑：“你们陈家两代为师，我等后生收益多多，今天你来，弟子们岂能省酒。”还有一次，我在嘉峪关宾馆参加全省旅游工作会议，他闻讯从酒泉赶来，进门先说：“陈老师，你要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交给学生安排。”那口气再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兼任嘉峪关驻站记者，人头很熟，出去转了一圈，就拿到我对门的房间。他约来几个酒泉嘉峪关的同学在那房里等我散会，不让我在会上用餐，拉着我到农家乐吃芹菜甜面条、咸沙葱，到风味小馆里吃“糊锅”和面筋。大家难得坐到一起，那次会议日程不紧张，所以每每聊至翌日凌晨。有同学说牛元负责两个市记者站工作，已是省报“大腕级”记者。他忙躬身抱拳：“不敢，不敢！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注意到，他对社会生活发展变化很敏感，对地方经济工作尤其熟悉，对一些不为人关注的世相观察细致入微；说话恣情率性，对流露出官气的同学嬉笑怒骂不依不饶。此时的牛元，仿佛一头新闻场上的猎豹，捕捉信息快捷、反应机敏，难怪他在省报的上稿率一直遥遥领先。

牛元身穿藏青柒牌立领服，足登棕色休闲皮鞋，头发纷乱依旧，一脸倦色，烟卷不离手，手机时有响动，一副繁忙打拼的白领形象，举手投足又有种放达不羁的名士风度。驻站记者有更多时间自行支配，读书之乐，写作之苦（也是一种深刻的快乐），带给牛元一个个不眠之夜，也层层叠加着他的身心负担。同学们既羡慕无冕之王的自在，也批评他过于自由散漫，工作生活没有规律，经常通宵熬夜。张静昌说那哪里是熬夜，是熬人呢。牛元声称自己是“笨牛赶趟全凭挣。”看到他充血的双眼和干裂的嘴唇，我说这种“挣”法透支健康实在要不得，他憨憨地笑道：“没事，习惯了。”

全国著名电视人秦川给我说：“张静昌、牛元、刘士超等，都是陈世勇书记着力培养的尖子学生，也都是我们低年级学生仰视的‘学霸’。牛元本身是个怪才，读的书很多，编的灯谜让很多人绞尽脑汁也猜不出来。因为我猜出了几个刁钻谜底，他和我迅速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我给他画过一张头像速写，大鼻头，深眼窝，乱蓬蓬的头发，特征抓得比较准，他很喜欢，提笔配上一幅联句‘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可惜这位才子四十出头就英年早逝，这幅联句成了他短暂一生最好的写照。”

牛元四十出头就去世，我想起河湟地区民间对死亡的表述：无常。世事无常，人生难料。一个来自“苦甲天下”地方的移民后代，一个靠知识改变了命运的农家子，一个可以终身为友的厚道人，死神为什么偏要早早光顾他！这话牛元听是不到了。他的一切，已成过去时，留给爱他和他爱的人的，是无尽思念。

父亲闻讯，连连叹息：“悲夫！天嫉俊才，人何以堪。”

作者：陈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