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的“蓝玉”案，间接帮助朱棣篡位成功

蓝玉，明朝初建时期一员骁勇善战的猛将，战功仅次于常遇春、徐达。

此人身材高大，面如重枣，看上去颇有几分蜀将关羽的神韵。

他是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常遇春多次向朱元璋称赞这员部将，“临敌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去世后，蓝玉追随徐达、傅友德，在征战中屡建奇功。

南征北战的大将军徐达去世，蓝玉脱颖而出，多次统率大军北伐、西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洪武二十年（1377），他被提升为大将军，驻扎在长城边的蓟州。

逃亡蒙古的元顺帝孙子脱古思帖木儿不甘心失败，经常南下骚扰。

朱元璋命令蓝玉统领十五万大军前往征讨。

蒙古军队退至捕鱼儿海（贝加尔湖）附近，满以为蓝玉的军队缺乏水草，不可能长驱直入，因此毫无防备。没料到，明军在沙尘暴的掩护下，如同神兵天降，突然袭击，蒙古全军覆没，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在几十名骑兵保护下逃跑，其余八万人被俘。

朱元璋得到捷报，大喜过望，把蓝玉比喻为汉朝的卫青、唐朝的李靖，进封他为凉国公。

然而，战功显赫的蓝玉却是个粗人，没有文化，性情暴躁，刚愎自用，得到皇帝的赏识宠信后，愈加骄横恣意，做出种种目无法纪的事情。

他蓄养了奴仆、义子几千人，作为随从亲信。这批人依仗主人权势，横行乡里，霸占民田。负责纪律检查的御史接到民众投诉，要依法惩办这些奴仆、义子。

蓝玉藐视王法，把御史赶走。

他北征回师，连夜赶到长城喜峰关。此时关门已经紧闭，守关官吏在关城上查明情况，没有及时开门，他竟然纵容士兵毁关闯入。

他北征回来，贪污缴获的大量珍宝，把元朝的皇妃据为己有。

朱元璋获悉后勃然大怒：蓝玉如此无礼，怎么配得上大将军的称号？那个皇妃听说皇帝动怒，惊惶自尽。

蓝玉上朝时，朱元璋当面严厉责备，要他今后加强道德修养，痛改前非。

朱元璋本来打算进封蓝玉为“梁国公”，鉴于这些劣迹，改为“凉国公”。

更为严重的是，他竟然无视皇帝的威权，恣意骄纵。皇帝召见，赐坐交谈，或随侍宴饮，他一言一行总是傲慢而粗鲁，一点没有“人臣之礼”。

他带兵在外，常常超越权限，擅自决定将校的升降，不向朝廷请示报告。为了显示自己的威权，任意对军士施加黥刑——在脸上刺字，以此来挟制部下，使军队成为自己的私家武装。

西征回来，皇帝赏赐给他“太子太傅”的头衔，其实这个大老粗根本不可能成为太子的老师，只不过是一个荣誉而已。

蓝玉居然不识相，大发牢骚：难道我还不配当“太师”吗？这就激化了将权与皇权的矛盾，是朱元璋绝对不能容忍的。

早在洪武六年，朱元璋目睹开国元勋飞扬跋扈，倚功犯法，特地命工部铸造铁榜，写上申戒公侯的条令，警告他们不得倚仗功劳过于放肆。

这个禁令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铲除的方针，胡惟庸党案爆发后，蓝玉自然难逃一劫。当时就有人揭发蓝玉属于“胡党”，朱元璋没有予以理睬。

《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解释了其中的原因：皇上因为他功劳大，不予追究。

其实，内中另有隐情。洪武四年（1371），常遇春的女儿被册封为太子妃，常遇春成了太子的岳父，蓝玉以常遇春妻弟的身份成了太子的舅舅。

蓝玉的女儿则被册封为蜀王妃（蜀王是朱元璋十一子朱椿）。

因为这些关系，朱元璋投鼠忌器，暂时不对蓝玉下手。

其中还有另外一层纠葛。当年蓝玉北征归来，发觉分封在北平的燕王表现异常，对皇太子说：据臣看来，燕王在他的封国有“不臣之心”；又听看相先生说，燕王有天子气象，希望殿下审慎对待。

太子听了毫不在意，燕王知道了以后，怀恨在心。

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太子一死，朱元璋已无所顾忌，决意对蓝玉下手。

一向与太子以及蓝玉有矛盾的燕王朱棣，要父亲继续清洗异己分子，说：在朝诸公侯，恣意妄为，将来恐怕尾大不掉，含沙射影地指向蓝玉。

据《明通鉴》说，朱元璋听了这话，“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蓝）玉祸作”。一张无形的罗网悄然向他逼近，他心中早有隐隐的不安，多次请求觐见皇帝，却始终未能获得接见。他满心忧虑，对亲信说道：“看来皇上已对我心生疑虑。”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八日清晨，朝堂之上，锦衣卫指挥蒋某突然指控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勾结，企图在皇帝举行“耤田”仪式时发动兵变。

蓝玉当场被逮捕，严刑拷问。

官方公布的供词如下：“蓝玉与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以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密谋叛乱，打算趁皇上外出举行耤田仪式时起事。”次日，蓝玉及其家属被一并处决。

受此案牵连，被处死的高官有一名公爵、十三名侯爵、两名伯爵，株连而死的功臣及其家属多达一万五千人。

史家不禁感叹：“至此，开国元勋和功勋卓著的老将几乎被诛杀殆尽！”

令人称奇的是，吏部尚书詹徽与皇太孙朱允炆一同参与审讯，蓝玉坚决不承认“谋反”罪行，詹徽呵斥他道：“快从实招来，以免株连他人！”蓝玉却大声呼喊：“詹徽正是我的同谋！”詹徽因此被莫名其妙地卷入“蓝党”之中。

靖宁侯叶昇，先前因“胡惟庸党”的罪名被处死，又因为与蓝玉有姻亲关系，在蓝玉被处死后，再次被追究为“蓝党”成员。

这种“名隶两党”的怪事，充分暴露了罗织罪状的随意性。一些与军队毫无关联的文人学士，也被卷入了“蓝党”之中。

苏州名士王行与高启是邻居，其他名士如徐贲、高悬志、唐肃、宋克、余尧臣等人都居住相近，被称为“北郭十才子”。

王行原是学校教师，辞官后隐居于石湖，前往南京探望两个儿子。蓝玉仰慕他的才学，聘请他为家庭教师，并多次向皇帝推荐，朱元璋也曾召见过他，留有印象。

蓝玉被处死后，王行父子竟然作为“蓝党”成员被处决。

另一位文人孙蕡，曾参与编写《洪武正韵》，在翰林院任典籍，为蓝玉题过画，也被当作“蓝党”处死。

朝廷专门颁布《逆臣录》，试图以所谓“确凿证据”显示“蓝党”谋反之实，其实尽是诬陷之词。

朱元璋想要处死骄横跋扈的蓝玉，如同当年处死胡惟庸一样，易如反掌。但若要株连一个庞大的“蓝党”，就必须编织“谋反”的罪名。

然而，《逆臣录》编纂得仓促不堪，漏洞百出，反而暴露了罗织罪状的拙劣手段。《逆臣录》搜罗了近千人的供词，唯独缺少凉国公蓝玉和景川侯曹震的口供，这说明这两位主犯根本未承认“谋反”。

据野史记载，蓝玉不仅为自己申辩，还未诬攀其他功臣宿将，所谓“蓝党”完全是凭空虚构。

细细翻阅《逆臣录》，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由于审讯者心思不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例如，证人蒋富供称：蓝玉出征归来，在酒席上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要告诉你，切不可走漏风声。如今我要干一件大事，已经与众头目商议妥当，你回去后留心观察，若要下手时，便来见我，日后必定提拔你。”

这个蒋富不过是蓝玉家负责捕鱼的奴仆。另一个证人张仁孙供称：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吩咐他们置备军器，听候接应，事成之后让你们都做大官。张仁孙只是一个乡里的染匠。

蓝玉身为统率三军的大将军，如果要谋反，绝不可能与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染匠”之流商量。

《逆臣录》的胡编乱造于此可见一斑。这些拙劣的编造或许连朱元璋自己都不相信。

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一月，朱元璋与翰林学士刘三吾交谈时，这样指责蓝玉：“最近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以金龙，又铸造金爵作为酒器，家奴多达数百，马坊廊房都采用九五间数，如此僭越，诛杀身亡。”

从他的话中可以隐约看出，蓝玉在功成名就之后，追求奢侈，讲求排场，确是事实。至于是否真有“金龙”、“九五”那样的规格，或许是夸大之词，即便有，也不过是意图“僭越”而已，与“谋反”毫不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指责蓝玉罪状时，只字未提发动军事政变之事。可见，以“谋反”罪处死蓝玉及“蓝党”分子，实为一桩冤案。

蓝玉被处死七个月后，朱元璋似乎意识到“胡蓝二党诛杀过当”，于是下诏：“自今以后，胡党、蓝党概赦不问。”然而，已经有四万多人被杀，功臣宿将几乎死尽，“概赦不问”云云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空话而已。

胡蓝党案的后果极为严重。洪武三十年正月，朱元璋任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西将军，武定侯郭英为征西副将，坐镇西北边防。

史家评论道：“诸勋臣因胡蓝二党之案被诛戮殆尽，耿炳文以开国功臣的身份名列其中”，“此时，元功宿将中无出其右者”；“皇上（指朱元璋）自起兵以来，幸存者仅耿炳文与郭英二人，而耿炳文也已年逾六十。”

不久，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幌子起兵南下时，建文帝已无良将可派，不得不命年迈的长兴侯耿炳文率军出征，败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