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夜游金陵，遇见貌美歌妓，写下一首诗，伤感凄美，流传至今

唐开元年间，天下太平，国势鼎盛，长安与洛阳之间丝竹不绝，文人墨客往来频繁。李白此时刚离蜀地，行迹遍及江陵、金陵一带，意气风发，心怀凌云壮志。然而，当他来到金陵（今南京）时，却遇见了一个命运坎坷、才艺出众的女子——段七娘，这次相遇，也成为他诗歌生涯中一段短暂却动人的插曲。

段七娘出身于一个衰落的贵族家庭，传说她的先祖为鲜卑后裔。唐代社会兼容并蓄，胡汉通婚普遍，段家虽没落，却仍保留了北族女子高挑明艳的气质。她的家族定居洛阳后，靠教授音乐谋生，因此段七娘自幼便熟于琴瑟歌舞，容貌清丽，举止温婉，尤其擅弹琵琶与笛，常在权贵家中被邀演出。

然而，命运并未眷顾她。唐玄宗天宝年间，西北战事频繁，朝廷征调民间女子缝制御寒军衣。段七娘所在的乐户也被迫参与。她在缝衣时题下小诗，以寄相思与哀怨。恰好这件衣物被一名年轻将士所得，那人见诗心动，不久后迎娶了她。那一年，她才14岁。

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却短暂而温暖。段七娘原本以为可以从此脱离乐籍，过上寻常妇人的生活。不料一年后，丈夫随军征战河西，不幸战死。寡居的她既无依靠，也失去身份庇护，被重新贬入教坊。被迫南迁至金陵奉月坊（唐代著名的歌舞之地），再次以歌伎身份谋生。

金陵自古繁华，秦淮河畔，画舫连绵，往来多为王孙公子与文人墨客。段七娘凭借出众的容貌与才情，很快名动一时。传说，权贵们为博她一笑，不惜重金赠绢。可她的笑，已带着淡淡的忧伤。

那一年，李白南游金陵。彼时的他，刚刚在江夏与孟浩然、韩准等人相会，携酒行舟，诗兴正浓。当听闻秦淮河畔有一位“能歌善赋”的段七娘时，李白起了好奇之心。他多情而好奇，醉时常题诗赠人。于是，便托人引荐相见。

两人初见之夜，江畔风细，灯影摇曳。段七娘轻抚琵琶，曲终未语，李白却早已沉醉。那夜，他饮了许多酒，忽然提笔，写下那首著名的《赠段七娘》：

罗袜凌波生网尘，那能得计访情亲。
千杯绿酒何辞醉，一面红妆恼杀人。

“罗袜凌波生网尘”一句，化用了曹植《洛神赋》中的名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曹植笔下的洛神甄宓，飘然若仙，风姿绝世。李白此处借用，不仅写段七娘的轻盈之姿，更暗示她如梦似幻、难以触及。

“那能得计访情亲”，则道出了李白的矛盾情绪——既怜她的命运，又知二人有缘无分。诗后两句“千杯绿酒何辞醉，一面红妆恼杀人”，豪放中带着几分伤感。他明知这段相遇短暂，却仍以诗寄情。那一夜，或许李白醉在酒中，也醉在她的歌声里。

李白的这首诗流传甚广，而“凌波微步”的意象，也由此被后世不断沿用。到了宋代，苏轼在《赠刘景文》中写下“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并借用“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之意改写春景，以寄托世事无常的感慨。这种借意用情的诗风，正延续了李白的浪漫与柔情。

但段七娘与李白的情缘终究只是过客之交。李白离金陵后继续南游，后来入长安为官，而段七娘仍留在秦淮。她曾为李白题诗一首，可惜未传于世。据金陵旧志记载，她晚年贫病交加，卒于一间小楼，年不过三十。

诗人离去，红颜消逝，唯有诗句流传千载。后人读《赠段七娘》时，往往只见李白的风流，却忽略了那背后，一个乐户女子在乱世中挣扎求存的悲凉。

值得注意的是，《洛神赋》中甄宓的命运，与段七娘有几分相似。甄氏原是袁绍之子袁熙之妻，后被曹丕纳为妃。曹植因仰慕甄氏才情，写下《洛神赋》，其中“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成千古名句。然而甄氏后来被赐死，留下无尽遗憾。李白借用此句，或许正是以古人喻今情——美人多薄命，才子常多愁。

李白一生结交无数红颜：蜀中赵氏、长安许氏、楚地宋家、金陵段七娘，皆或有其影。不同的女子，构成他诗歌中的柔情部分。而段七娘，则是他诗里少有的哀婉之笔。

有人说，段七娘是李白心中的“洛神”，短暂如花，却让他真切地触摸到人间情感的脆弱。她的身影，飘摇在秦淮的夜色中，也在李白的笔下化作永恒的诗意。

几百年后，宋人苏轼改写了那句“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他笔下的愁，不再是男女之情，而是对人生起伏、世事无常的叹息。从李白的浪漫，到苏轼的洒脱，这句诗完成了从情爱到人生的转化。

而在历史深处，那位金陵的段七娘早已无声无息。只有李白的诗，还在悄悄地为她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