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何谈艺术瑰宝？样板戏就改该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样板戏应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种观点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样板戏诞生的特殊历史背景以及当时文艺创作被过度政治化有关。在那时，样板戏被政治化，成为宣传的工具，这使得一些人将对那段特殊历史的批判和反感，延伸到了样板戏本身。然而，这样的观点是否过于片面和绝对呢？

样板戏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其不应被全盘否定的重要依据。它在题材、艺术形式、音乐与唱腔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探索，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

样板戏在题材选择上突破了传统京剧的局限，从 “王侯将相、才子佳人” 的宫廷戏、历史戏转向反映现实生活、讴歌人民群众的工农兵戏。这种转变不仅丰富了京剧的题材库，更使京剧艺术更加贴近时代、贴近人民。《红灯记》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李玉和一家三代为保护密电码与日寇英勇斗争的故事，展现了革命家庭的坚定信仰和无私奉献 ；《智取威虎山》改编自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讲述了侦察排长杨子荣深入虎穴，智斗土匪座山雕，最终协助解放军剿灭土匪的故事，塑造了英勇无畏的英雄战士形象；《沙家浜》则以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为线索，刻画了阿庆嫂等机智勇敢的百姓形象，展现了军民鱼水情深 。这些作品将视角投向广大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特别是工农兵阶层，赋予了京剧新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 。

样板戏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尝试，将京剧的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相结合，融入了话剧、歌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优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演风格。在表演上，样板戏打破了传统京剧的程式化束缚，吸收了话剧的写实性和舞剧的舞蹈性，使表演更加生动、形象 。

《智取威虎山》中的 “打虎上山” 一场，杨子荣的一系列舞蹈化动作，如策马扬鞭、腾空飞跃等，既展现了京剧的身段技巧，又通过写实的表演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杨子荣在林海雪原中疾驰的紧张与豪迈；《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腔和表演，既有京剧的韵味，又融入了歌剧的抒情性，更加深刻地表达了人物的内心情感 。在舞台呈现上，样板戏引入了现代的灯光、布景和道具，增强了舞台的真实感和视觉冲击力 。《红色娘子军》作为芭蕾舞剧，将西方芭蕾艺术与中国革命故事相结合，创造出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芭蕾新形式 。舞剧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场景都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既展现了芭蕾的优雅与柔美，又传递了革命者的坚定与勇敢 。

样板戏在音乐与唱腔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巧妙地融合了中西方传统的音乐技巧，将交响乐、钢琴伴唱等现代音乐元素融入京剧唱腔中，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传统京剧的伴奏以 “三大件”（京胡、二胡、月琴）为主，而样板戏则引入了西洋乐器，形成了中西乐器混合编队的独特风格。这种创新不仅保留了京剧的韵味，还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杜鹃山》的唱腔大量运用了江西民歌元素，既符合故事发生地湘赣边界的地域特色，听起来又清新悦耳；《龙江颂》的唱腔能听出明显的江南水乡风韵 。此外，样板戏还在发声技巧上融合了西洋声乐艺术中的歌剧元素（美声唱法），使唱腔既浑厚圆润，又足够高亮，能够更好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 。

样板戏以革命斗争为主题，通过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弘扬了革命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前进的精神动力 。在《红灯记》中，李玉和一家三代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革命的纽带将他们紧密相连。他们为了保护党的秘密，不惜牺牲生命，展现了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李玉和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毫不畏惧，以 “浑身是胆雄赳赳” 的英雄气概，坚守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李奶奶在关键时刻，向李铁梅痛说革命家史，让她明白革命的意义和责任，这种革命精神的传承，犹如火炬传递，照亮了铁梅前行的道路 。最终，李铁梅接过了革命的重担，完成了传递密电码的任务，她的成长历程，展现了革命精神的强大力量 。

样板戏在传承京剧等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为中国戏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它保留了京剧的唱腔、舞蹈和表演程式等传统元素，同时融入了现代戏剧的表现手法，使京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样板戏的出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京剧，推动了京剧艺术的普及与发展 。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样板戏通过广播、电影等多种形式广泛传播，使得京剧艺术走进了千家万户。许多人通过观看样板戏，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学习京剧的唱腔和表演技巧，培养了一批京剧爱好者和传承者 。

此外，样板戏还在艺术形式、音乐创作等方面为后世的戏曲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它在音乐上的创新，如引入西洋乐器、融合民歌元素等，为戏曲音乐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后世的戏曲创作者在创作中，借鉴了样板戏的音乐创作手法，丰富了戏曲音乐的表现力 。在表演形式上，样板戏吸收话剧、舞剧等艺术形式的优点，使戏曲表演更加生动、形象，为戏曲表演的创新提供了思路 。

样板戏自诞生以来，便伴随着诸多争议 。其争议的来源，主要与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 。在文革时期，文艺成为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样板戏也被深深打上了政治的烙印 。这使得一些人认为样板戏只是附庸，缺乏真正的艺术独立性 。著名学者王元化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样板戏深受 “错误思潮” 的侵染，缺乏创作自由，是教条主义的产物 。他认为，样板戏对工农兵生活的刻画过于单一，缺乏真实性和艺术性 。甚至直言，样板戏就改该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同时，样板戏在创作上存在一定的模式化、概念化和脸谱化问题 。在 “三突出” 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指导下，样板戏中的人物形象往往被塑造为绝对的正面或反面，缺乏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英雄人物往往是 “高大全” 的完美形象，没有缺点和弱点，而反面人物则是纯粹的邪恶代表，这种简单化、片面化的人物塑造方式，使得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深度受到一定影响 。

例如，在一些样板戏中，对爱情题材避之不及，家庭关系也被简化处理，《红灯记》里三代人没有配偶，阿庆嫂的丈夫也远在外地做地下党，《龙江颂》里的江水英、《海港》里的方海珍等女性角色也不见丈夫踪影 。这种对生活的片面呈现，难以满足观众对丰富人性和多元生活的审美需求 。此外，样板戏的题材较为单一，多围绕历史革命斗争或现代工农业战线展开，且往往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每个故事都有暗藏的阶级敌人，情节发展和结局模式化，无法全面展现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元和人性的复杂多样 。

尽管样板戏存在上述争议，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它，而应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全面、客观、辩证的评价 。从历史角度看，样板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精神需求 。在那个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样板戏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宣传了革命思想，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它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