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就写了两句诗，超经典，求人办事此诗最合适

一首诗，一段历史，一个小故事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

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西夏李元昊请求议和，名义上向宋称臣，但实际上宋每年要向西夏赐岁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并恢复榷场，同意西夏使臣在京都驿站自由买卖。

即便这样，还是范仲淹戍边后，努力得来的结果。

边事稍宁，仁宗将范仲淹召回，授枢密副使，拜参知政事，为副相，行宰相之权。

因意识到再不改革，还要继续受西夏、契丹之辱，遂范仲淹开始制策，打算推行新政，即“庆历新政”。

公元1044年，范仲淹又上“四策”，行“七事”，新政正式推行。可是没过多久，新政就因恩荫减少、磨勘严密而遭诽谤，“朋党论”四起，反对派趁机攻讦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

恰逢边塞再次动荡，范仲淹主动请求外巡，仁宗允。

为此，欧阳修作《朋党论》，言君子相交为朋，小人之交才为党。

然此时的仁宗，十分忌讳朋党，欧阳修此文正中仁宗下怀，故将杜衍、韩琦、富弼、欧阳修、尹洙等相继贬出。

那北宋到底有没有朋党呢？

自然是有的，首先得从宰相晏殊说起，富弼、杨察都是他的女婿，范仲淹以门生事之，欧阳修也是他的学生（晏殊知贡举，欧阳修取第）。

文彦博、王珪、苏颂曾入晏殊幕府，晏殊对韩琦亦多有提擢。

这些人皆位高权重，不是台阁重臣，就是宰相。

我们顺着这条线往后看，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入京参加科举时，拜了欧阳修的码头，所以王安石变法时，这些人统一战线，全都站出来反对。

有趣地方就在这，范仲淹推行新政时，他们全都支持，认为革新能为大宋带来新局面。

然而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却是反王安石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后来被统称为“元祐党人”，即旧党派，亦称保守派。

保守派代言人司马光，是庞籍的门生，庞籍与蔡襄、文彦博是儿女亲家；文彦博与吴充、欧阳修也是儿女亲家；吴充与吕公著、宋敏求还是儿女亲家。

亲顾朋侪，在神宗朝尤为明显，所以王安石很难，变法最终也没有取得成功。

现在我们再看回范仲淹。

公元1049年，范仲淹改知杭州，赈灾安民，深得百姓爱戴。然这一年，他已经六十一岁，进入人生暮晚，遂有退隐之意，并建“范氏义庄”，资助范氏族人，以其兄范仲温代为经营。

同时，范仲淹又提拔了许多门生故吏。

据宋人阮阅所著的《诗话总龟》记载，在范仲淹的门生里，独苏麟在外邑，任杭州属县巡检，未得提擢。

因此，苏麟心里很不舒服，同样是老师的学生，范仲淹却厚此薄彼。但要官这种事，也不好明说，尤其范仲淹马上就要致仕了，帮是人情，不帮也无可厚非。

左思右想后，苏麟决定写两句诗，请老师点评，故作《断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

明代大才子杨慎在《升庵诗话》中，对此联亦有载。

而宋人俞文豹在《吹剑录全编·唾玉集》中，却将此联载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为春。

范仲淹学富五车，一看苏麟之句，瞬间就透彻了，于是为苏麟写了荐表，苏麟如愿以偿，得到了迁升。

这两句诗，是苏麟仅存的作品，史书中关于苏麟的记载，也仅此一事。但是凭借这一联，苏麟却火了近千年。

求熟人办事，不好张口，但若用此句，对方立马就会明白你的来意。其成语“近水楼台”，本身就是人情世故。

王安石在《送陈兴之序》曾写：吾于兴之又世故，故又为之思所以慰其亲，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说，而独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同时，王安石还作有《世故》诗一首：

世故纷纷漫白头，欲寻归路更迟留。

钟山北绕无穷水，散发何时一钓舟。

苏东坡也曾在《毛滂法曹感雨》中写：

一朝涉世故，空腹容欺谩。

我顷在东坡，秋菊为夕餐。

知世故而不世故，历圆滑而弥天真，或许才是人际交往中，最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