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压苏轼的北宋状元：文武全才章衡为何被历史遗忘？

在科举史上最辉煌的“千年龙虎榜”中，他力压苏轼、曾巩等旷世奇才夺得状元，却在后世声名不显。

公元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汴京科举考场群星璀璨。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考生名单包括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等后来名垂青史的人物。然而在这份被后世誉为“千年龙虎榜”的科举考试中，拔得头筹的却不是我们熟悉的任何一位大家，而是一个今天少有人知的名字——章衡。

这位福建浦城出生的才子，在考试中写出了“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的破题，深得宋仁宗赞赏，最终被钦点为状元。苏轼曾高度评价这位同科进士：“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

01 这位寒门出身的状元，力压群雄夺魁首

章衡，字子平，1025年出生于福建浦城一个寒门家庭。少年时期的章衡家境贫寒，靠卖柴为生。为了取水，他常常要去很远的地方打水，而不善争辩的他经常被同来打水的村民挤在后面。

为此，他就在自家门口挖井，井深丈余，水清而甘甜，这就是后来传说的“状元井”。章衡还开垦了不少田地，被称为“状元田”。

章衡志向高远，乐于钻研学问，师从当时著名理学家陈襄。陈襄曾称赞章衡“尧舜神且智，知人亦孔艰”，在德行为人上更是“贤行如高山”。

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竞争异常激烈。当时福清人林希已经连夺开封府试和省试两个第一，夺魁呼声最高。宋仁宗也亲临现场，命宦官“偷窥”林希作答。

殿试题目名为《民监赋》，林希破题写道：“天监不远，民心可知。”文句带有警告意味，仁宗看了心中不悦。而章衡则破题为：“运启元圣，天临兆民”。仁宗虽谦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当之”，实际上却龙心大悦，将章衡擢为状元。

02 为官后章衡实务为民，不畏权贵惹嫉恨

章衡中状元后，按例要先到地方任职，被任命为湖州通判。在湖州期间，他奔走于巷陌街坊，细察民生艰难。当时湖州常受水患困扰，章衡挽起官袍，以竹杖为量具，三步一测勘水脉，制定治水方案，带领百姓夯土筑堤、疏浚河道，有效缓解了水患。

他首创分段筑堤、水闸调控之法，将绵长堤岸化整为零，以闸控水，使治水如治丝，分则有序，合则成势。这一创新方案为后世水利工程提供了重要借鉴。

任通判期满后，章衡被调入馆阁集贤院任职。他在那里默默工作了十年之久，没有得到升迁。在当时，有些高中状元的人十五六年即可升为两制（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有些甚至十年后便官至宰相。

熙宁元年冬天，皇帝圣驾至馆阁，章衡感叹道：“不久前的冬月在这里接圣驾，记得掌禹锡冻倒在地上，时间真快呀，转眼10年过去啦！”这话传到皇帝耳中，于是他被任命为盐铁判官，兼修起居注。

担任盐铁判官后，章衡发现许多财产空留账面，实际上早已无物，便奏请皇上注销。他还发现“三司”经费混乱，开支没有计划，遇到需要就匆忙从各地收敛钱财，给百姓造成沉重负担。

他大胆上疏建议：“愿敕三部判官，簿正其数，即有所赋，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济”。这些举措触动了三司使的利益，他被排挤出京城，外放为汝州、颍州知州。

03 他奉命出使辽国，文武双全震北疆

熙宁年间，章衡被任命为出使辽国的使臣。辽国皇帝听说宋朝派来一位文弱书生，便想借机羞辱。在宴会上，辽主故意提出射箭助兴，并递上一张硬弓。

章衡从容接过，只见他挽弓如满月，三箭连中靶心，惊得契丹贵族手中的马奶酒洒了半碗。辽主惊叹：“宋之状元，真乃文武兼备！”此后，辽国给予章衡极高的礼遇。

章衡在辽国期间，不仅展现了出色的武力值，还敏锐地观察到辽国防务空虚。归国后，他立即向宋神宗建议：“辽境无备，此时出兵可复山后八州”。

但宋神宗认为“朝廷通好北虏几十年，不可轻启战事”，没有采纳章衡的建议。十几年后，辽国重兵屯驻边境，北宋再也找不到如此好的机会。

04 他编纂史书，创新治水留美名

在馆阁任职期间，章衡发现当朝百官以及士子大夫对于历史一知半解，现存的史书也都残缺不全，没有系统权威的史料。于是他花费二十余年时间，编纂了《编年通载》十卷。

该书记载了从唐尧至宋英宗年间共3400多年的历史，主要讲世数代易、历统相传、年名国号、灾祥善恶等。编写语言简洁易读，方便理解，还对现有史料内容的错误之处进行了改写订正。

宋神宗览后赞叹：“可冠冕诸史！”并赐予章衡三品官服。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也评价其“有裨于史学”。

章衡的创新治水理念也在多个地方得到实践。在真定府，他主持修筑滹沱河堤坝二十余丈，根治了水患，百姓感恩戴德，称其为“章公堤”。

苏轼任杭州知州时，计划治理西湖。章衡得知后，立即调拨数十艘罚没船只支援，并亲自前往杭州协助。最终，两人共同努力，将堆积如山的淤泥水草筑成了近三公里长的苏堤。章衡首创的分段筑堤法为苏堤的修建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

05 如此为何被遗忘？历史的选择与无奈

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政绩卓越的状元，为何在后世声名不显？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文学传世作品稀少。与苏轼、曾巩等文学巨匠相比，章衡留下的文学作品很少，仅有一首七言律诗《题资福寺》传世。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在章衡的态度上，“留文”远比“做事”重要。

没有站队党争。章衡在政治上并不站队，没有投靠任何一方，在党争激烈的北宋政坛上成了“孤臣”。没有党派的支持，他的才能和政绩也就难以被大肆宣扬。

历史记载分散。正史《宋史》对章衡的记载简略，他的事迹散见于地方志或他人传记中。章衡没有门生，没有弟子，没有传记，即使苏轼曾公开称赞，也不过只言片语，零落于尺牍。

家族光环反噬。章衡的堂叔章惇权倾朝野，但晚年被新党清算，牵连亲属。南宋修史时，偏重旧党，对章氏功绩也就少有提及。

务实作风而非文名显赫。章衡并不热衷于文名，而是更注重实务。他一生辗转多地为官，无论在哪里任职，都秉持清正廉洁的操守，一心为民办实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很容易被“文以载道”的叙事传统所忽视。

章衡去世后，葬于钱塘（今杭州），宋哲宗御题碑额：“四朝侍从文儒章公之墓”。

历史往往更记住那些文采飞扬的名字，却容易忽略踏实做事的实干家。章衡虽然没有苏轼那样的文学盛名，但他的治水理念在苏堤延续，他的财政改革思想超前，他的史学著作照亮过去与未来。

九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发现章衡，不只是为了还历史一个公道，更是为了记住：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这种不慕虚名、务实为民的实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