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雷英夫的故事3.1

雷英夫少将：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一、将军简介

雷英夫（1921—2005），又名雷霆臣，河南省孟津县（今属洛阳市孟津区）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新军教导师军士第2团连政治指导员，八路军115师晋西南独立第1游击支队宣传员，抗日军政大学6大队1队学员，中央军委参谋训练队青年班班长，军委总参谋部军事参谋、中共南方局军事组成员，军委总参谋部1局副科长、科长，军委作战部资料研究室副主任兼《解放日报》社军事副刊编辑。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处科长、副处长、代处长，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29师87团参谋长、副团长，第三野战军第28军83师248团团长、师参谋长，福州市军管会军事部部长。参加了泰安、莱芜、沙土集、睢杞、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总理军事秘书，兼军委作战部1局副局长、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中央复员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兵工委员会秘书长，总参谋部作战部作战处处长、副部长，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2005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二、将军生平

雷英夫（1921—2005），又名雷霆臣，1921年10月出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今属洛阳市孟津区）白鹤镇雷湾村。

曾就读于白鹤第7小学、孟津县中学，后转到洛阳中学。

抗战爆发后，任山西新军教导师军士第2团连政治指导员。

1938年参加八路军，任八路军115师晋西南独立第1游击支队宣传员。

1938年8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6大队1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1月任中央军委参谋训练队青年班班长。

1939年秋，任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的军事参谋、中共南方局军事组成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总部作战局（总参谋部1局）副科长、科长，军委作战部资料研究室副主任兼《解放日报》军事副刊编辑。

抗战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处科长、副处长、代处长。

1946年10月任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29师87团参谋长、副团长，参加了泰安、莱芜、沙土集、睢杞、淮海等战役。

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第28军83师248团团长，后任83师参谋长，福州解放后，任福州市军管会军事部部长，参加了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

建国后，任总理军事秘书，兼军委作战部1局副局长、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中央复员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兵工委员会秘书长。

1952年任总参谋部作战部作战处（1处）处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56年7月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1961年8月晋升为少将军衔。

1966年9月被逮捕，遭受了迫害。

1978年10月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

1980年9月被隔离审查，10月被免去后勤学院副教育长的职务。

1981年春，经总政治部批准解除隔离，回后勤学院待分配。此后，未再担任其他职务。

1985年7月离职休养，享受正军级待遇。

1988年7月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三、“洛阳秀才”

1935年至1936年，雷英夫在洛阳读书，结识了地下党员教师吴芝圃，接受了进步思想。

离毕业还剩半年时，吴芝圃秘密转移，雷英夫也因交不起学费离开洛阳中学，经人介绍到西安一家布店当学徒。干了一年，受尽盘剥，即与布店老板闹翻。

1938年1月，雷英夫趁夜离开西安，到山西投奔了八路军。

1938年8月，雷英夫入抗日军政大学第6大队1队学习。

学习期间，他听讲认真，笔记流利，引起了前来作报告的毛主席的注意。

一日，毛主席来校，雷英夫递上一个笔记本，请主席题写座右铭。毛主席欣然命笔，给他题写了“斗争”两个大字。

1938年的11月，为了加强参谋工作，军委在抗大总校成立一个参谋训练队，从每个中队挑选两名学员去学习，雷英夫有幸被选中，并担任了参谋训练队青年班班长。

1939年春的一天，毛主席到抗大讲课。课后，他看了雷英夫的笔记后，就问代总参谋长滕代远这个学员的情况。

滕代远介绍说：

雷英夫到延安，是被逼上梁山来的。他原来在洛阳中学读书，只读了一年半的初级中学，差了16元的学费，被学校限期交齐，否则退学。他求亲告友也没借到钱，想考铁路的扳道工，既没人作保，也无押金，后来又去考小学教员，虽被看中，可又因缺少押金被拒之门外，再考上文书，又是因为缺保人没干成。后来亲友相助，介绍他到一家布店当了学徒，定好4年出徒，只干了一年半，就跟贪婪的老板闹翻。求生无路，就在风高夜黑奔“梁山”来了。

毛主席听了，既表同情又感兴趣，颇动感情的说：布店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等他毕业，把他调到我身边，给我当参谋。

1939年秋，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叶剑英在重庆已开展工作，目前南方局任务艰巨，急需两名得力参谋。

毛泽东听后，就推荐了雷英夫。

就这样，经毛主席的亲自推荐，18岁的雷英夫给叶剑英总参谋长当了军事参谋，到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

南方局的办公地点，在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当时，国民党经常故意制造摩擦，派特务跟踪盯梢中共南方局的工作人员，斗争形势异常严峻。雷英夫在叶剑英身边，完成了大量具体工作，经受住了复杂环境的考验。

1940年2月，叶剑英接到蒋介石的邀请，以第18集团军参谋长的身份，参加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

叶剑英吊着摔伤的胳膊，召集南方局军事组全体人员商量对策。雷英夫认为：去参会是上策，但去之前要作好准备，摸清蒋介石的意图，备齐平时积累的材料，沉着应战，不让蒋介石占到便宜。

叶剑英决定参加会议，并让大家分头收集资料。雷英夫把第18集团军几年来的战绩，详写了一份报告。

当时，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他要找到借口，宣布共产党、八路军的“罪状”，然后“师出有名”，开始大力反共。

叶剑英对雷英夫说：国民党的一百多名参谋长要进攻八路军的一个参谋长了，这个仗算是恶仗，也算蒋委员长看得起我了。

雷英夫向叶剑英报告了材料收集的情况，其中包括一份国民党军委会印发的《敌伪广播》，文中印有日本共同社报道日军“名将之花”阿部中将被八路军击毙的消息。

叶剑英拎起装着搜集整理资料的皮包，笑着说：我这里装的都是重磅炸弹。

出席会议那天，叶剑英穿上黄呢军服，佩带中将军衔，斜挎武装带，与肖正岗处长一同来到会场。会议室里，坐满了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

不久，蒋介石走进会场，参谋次长刘斐即宣布开会，并规定每人发言不得超过30分钟。

蒋介石开始讲话，他说：今天的参谋长会议，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检讨冬季对日作战的失败。

随后，他用了很大篇幅，以游而不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破坏抗战，制造磨擦，贩卖毒品等，连续攻击八路军。

他的训话刚一结束，天水行营参谋处盛处长、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冀察战区参谋长黄伯韬、第34集团军参谋长罗泽剀和八战区、十战区参谋长也都开始诬陷八路军，并对叶剑英实施轮番轰炸，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会议第一天，叶剑英始终不露声色。散会后，他指示雷英夫：按预定计划，赶快写一篇发言稿，集中讲两个问题，一是作战，二是磨擦。发言稿要表面缓和，实则坚决，动之以团结真情，晓之以抗战大义，争取同情我之将士，化干戈为玉帛。

雷英夫认真思索着叶参谋长的讲话，很快领会了首长意图，思路在瞬间变得清晰，就伏案疾书起来。室内无声，只有笔尖与纸的磨擦声和翻动纸页的刷刷声，凌晨四点钟，雷英夫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拿起文稿，直奔一夜无眠的叶参谋长宿舍。

叶剑英看完稿子，觉得不错，就先试讲，让大家一起评判，边讲、边议、边改。

直到天蒙蒙亮，这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发言稿才算最终完成。

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3月7日，会议继续进行。

轮到叶剑英发言时，他说：

委员长，我报告第18集团军的作战情况。

第18集团军坚决执行蒋委员长和统帅部的命令，艰苦奋战，成绩卓著。两年来，共参加大小战斗2689次，歼敌8万余人，缴获步枪2万余支，轻重机枪400余挺，各种炮100多门，破坏敌交通1170余次，铁路、公路3700多里。

两年来，第18集团军共阵亡将士1万5千余人，负伤4万余人。对此，委员长和统帅部多次通令嘉奖。

随后，叶剑英拿出了那份军委会印发的几笔阿部规秀的资料，展示给大家。

事实胜于雄辩。叶剑英抛出的数据和事例，犹如颗颗炮弹，对反共论调进行了有力反击。然后，他审时度势，把话题引向昨天的整顿军纪军令话题。他说：昨天有人非难第18集团军，恐是不实之词，似有混淆视听之嫌。

叶剑英继续讲演，他对各地磨擦的情况一一加以分析。当讲到张荫梧勾结日伪军进攻八路军时，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并大声质问。

叶剑英打开公文包，把张荫梧和日伪勾结的信件、命令、通报拿出来，一件一件地宣读，然后递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完一件，用劲扔掉一件，最后破口大骂。顿时，会场骚动起来，顽固派成了众矢之的。

叶剑英的讲演，足足用了一个半小时。结束后，几位将军纷纷起立致意，几十位将军跟着站起来致敬。

叶剑英一回去，周公馆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听到肖正岗处长绘声绘色的介绍，军事组的人员都高兴得都蹦了起来。

董必武听说后，大发感慨：古有孔明先生单刀会东吴，舌战群儒，流芳千古。今天共产党员只身闯了国民党的参谋长会议，出了个叶剑公舌战群儒，可谓异曲同工，英雄本色啊！

时隔五年，到1945年春，中共准备召开“七大”时，毛主席还记着这件事，他要负责会务工作的李富春，把叶剑英那篇讲演稿发给中央委员，作为大会阅读材料，请大家都看一看。

毛主席还在稿子上写了标题：一九四零年三月初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

在“七大”预备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提到这篇讲稿。

会后，叶剑英对毛泽东说：主席，那篇讲稿是当时南方局的参谋雷英夫起草的，他还是主席给我的秀才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和雷英夫奉命调回延安。

为了纪念苏德战争一周年，叶剑英指示雷英夫写了一篇《苏德战争一年》的纪念文章，在《解放日报》的突出位置连载了两天。

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对叶剑英说要见见雷英夫。

在叶剑英的陪同下，毛泽东来到雷英夫的工作单位。

雷英夫见了毛主席，激动得有点不知所措。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苏德战争一年》我看了，很好，准确地反映了战争的情况和我党的观点，文字也通顺，有说服力，也有吸引力，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

雷英夫听了，有些不好意思，毛主席微笑着拍着他的肩膀说：还是要实事求是的，文章写得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

这次，毛主席还提到雷英夫在重庆写的另外两篇文章，一篇就是叶帅在重庆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的发言稿，另一篇是以传单形式发表的南方局揭露“皖南事变”的文章《新四军惨被围歼真相》。

对这两篇文章，毛主席都作了很好的评价和肯定。

从此，雷英夫就在统帅部工作，先后任中央军委总部作战局（总参谋部1局）副科长、科长，军委作战部资料研究室副主任兼《解放日报》军事副刊编辑。

因为经常参加一些会议，雷英夫与毛主席经常见面。毛主席不只一次地戏称他为“洛阳才子”，同事们也都跟着这样叫了起来。

1942年，延安开展“抢救”运动，雷英夫被列入了“黑名单”。在周副主席和腾代远参谋长的力保下，事情才被压了下去。

1943年8月18日，一篇题为《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并署名“朱德”的文章，以大字标题刊登于延安《解放日报》《军事副刊》。

这篇文章，是参照朱德的思路与观点，由雷英夫执笔写成的。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乔治·马歇尔将军，在重庆签署了“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北平军调部不久成立，雷英夫作为叶剑英的随从参谋到了北平，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处科长、副处长，佩戴中校军衔。

1946年4月，雷英夫接替宋时轮任计划执行处代理处长，仍是中校。

6月上旬，军调部国民党方面代表雷奋强少校，在山东晏城被中共军队击毙。事关重大，雷英夫随即向叶剑英报告，并电告延安。

国民党方面则借机大作文章，要求中共方面“惩办凶手”，赔礼道歉，把雷奋强的尸体运到北平举行国葬，否则他们就要全体撤回，进行讨伐。

对此，叶剑英先在军调部严厉驳斥国民党方面的造谣诬蔑和无理要求，然后提出派出特别小组赴现场调查事实真相。由于雷英夫对付美、蒋代表有经验，毛主席点名他为中共方面代表。

国民党方面则派出军统老牌特务温天和，美方派出马亭上校。

三人特别调查小组前往山东，很快调查到了真相：雷奋强那天乘了辆轧道车从晏城去济南，但未携带任何军调部的标志证明。进入解放区后，他不理会哨兵的警告，拒不接受停车检查，横冲直撞，造成了流血事件。

由此，特别小组作出结论：事故责任完全在雷奋强本人。

事实证明了国民党方面的造谣诬蔑。恼怒的蒋介石下令把温天和押送南京，交军统局法办。

在雷奋强事件以前，美、蒋方面代表就多提出要换掉雷英夫，理由是他军衔太低，但均遭坚决拒绝。

雷奋强事件后，美、将方面再次提出换掉雷英夫，理由仍是他军衔太低。毛泽东知道后说：我们坚决反对调换，雷英夫军衔高低是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不需他人干涉；我们晋升雷英夫为上校军衔，如果他们还嫌低的话，那就晋升为少将。

1946年10月，雷英夫下到一线部队，调任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29师87团参谋长、副团长，参加了泰安、莱芜、沙土集、睢杞、淮海等战役。

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第28军83师248团团长，后任83师参谋长，福州解放后，任福州市军管会军事部部长，参加了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

福州解放后后，全国已基本解放，原本要随姬鹏飞大使去英国做武官的雷英夫，未能成行，奉命调任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兼中央复员委员会副秘书长和总参作战室主任。

参考资料：

1、《叶剑英舌战群儒不忘“秀才”》

2、《三篇文章做得好，毛主席戏称他为“洛阳秀才”》

3、《周恩来在朝鲜战争的参谋》

4、《雷英夫谈炮击金门》

5、雷英夫口述、陈先义整理《对印自卫反击战》

6、权延赤《雷英夫看戏》

7、《共和国记住的两件事》

8、秦九凤《周恩来军事秘书》

9、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

10、雷英夫《毛泽东、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