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圣罗隆基一生风流债，唯一遗憾的是没娶徐志摩前妻张幼仪

他是在家里倒下的，没人扶，也没人喊。第二天有人敲门，才发现他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心脏停止了跳动。门里留着空荡的房间和一句话——“一生为爱奔波，爱过无数人，最后却无人爱自己。”这是他最后的声音，被人抄录下来，成了别人讲他的结尾段子。

死前那些年，外头看他的光环早就褪了。1957年那阵政治风暴来了，把他彻底掀翻。大会上有人当着众人的面点名批评，给他挂了“右派”的牌子，官职没了，名声也被抹黑。更刺心的是，多年和他同住的人站出来，把他们的私人事拿到台上说，甚至用一句话把他按在耻辱柱上——有人称他“披着羊皮的狼”。他当场痛得跟被刀割似的，愤怒里说对方为保命什么都能做。这句话后来在圈子里传开，带着苦味。

回过头看，那不是他第一次被推到风口。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了国务院，具体管过林业、工业之类的事，手里有资源、有人脉。外人看到的是头衔、接待的人来来往往。但他把家庭生活和职务混得很开，和一位知名记者同住十年，公开地过日子，街坊邻里都知道。他在工作上能调动资源，私下又常常跨越界限，这种两面性，表面看着风光，暗里埋着定时炸弹。

更早些年，他在学界更有声望。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教书，很受关注。留学时在英国的一场舞会上结婚，对方是商人家的女儿。回国后婚姻没能稳住，过了些年他在外面留了情，最终和妻子分居。家庭破裂推着他走进下一段被人谈论更多的感情生活。

他曾经追过张幼仪——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那会儿独立，做事利落。对他来说，这段追求成了心口的一根刺：她看透他的处境、知道他有家有名，还有挥不掉的风流习性，于是干脆拒绝。那次被拒绝给他留下了长久的遗憾，他常常把这件事拿出来念叨，像是如果当年另一半点头，人生会不会不太一样。说了归说，听的人多半当成八卦，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份酸楚怎么发酵。

婚姻之外的事情多得像戏。后来他娶了一个在北平社交圈里有名望的女子，按理是门当户对。但日子没多久，妻子发现他和她的闺蜜有暧昧来往，情书和暧昧信件被当作证据掏出来，婚姻就这么散了。圈里人把这事当谈资，笑他的“多情”。在西南联大任教时，还有个所谓的“花生米事件”：有人看到他跟一位已婚妇女进小店，还帮她买包花生米，结果被丈夫告到学校。这种小事被放大之后，外界给他起外号，嘴里笑得响，背后却算计得厉害。

说起来，他的来头也不是没来由。1913年以江西省第一的成绩进了清华，那是他的资本。在清华参与过五四运动，和闻一多这些人并列，回国后又把留学经历变成了敲门砖：威斯康星大学读书，后来又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政治学，学成后在学界和政界都找得到位子。有人把他当作“才子型政治家”来夸，既有学问又风度翩翩，身边常围着不少人。

这些年里，他的私人生活和公众身份混在一起，边界一再被模糊。学者、官员、情场上的人物交织，外人看得热闹，内部的人看见的是裂缝。有人把他的情书公开当成把柄，有人把他和女人的来往当成政治斗争的弹药。到了1957年，那些旧账被翻出来，成了致命的一击。曾经的盟友和情人里头，也有人为了自保选择站在对立一边，昔日的支持转瞬成了荒草。

被打倒之后，他的日子变得清冷。朋友少了，应酬断了，家里来访的人寥寥。门庭冷落成了常态，屋里虽然收得干净，旧照片和信件却像墓志铭一样静静躺着。心脏病那天，他一个人在家倒下，等到有人敲门才被发现。邻居们来时的嘴脸各有不同，有人惋惜，有人说他活该。那些议论里带着同情也带着幸灾乐祸，像是把整个人生再分成了几个段子念给别人听。

他走后，那句“爱过无数人，最后却无人爱自己”被记下来，成了别人讲他故事时的收尾。有人总会提起张幼仪，说那是他一生里最大的憾事。至于有没有如果，那只能留给他自己带走。房间里剩下信件、照片和那句被抄录的话，像旧电影的最后一帧，被人一遍遍放映，笑声和叹息一齐传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