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回忆：那个改变一生的选择，让我与清华无缘

原题

岁月蹉跎，人生舞台。

我的回城之路

作者： 赵刚

在那段充满挑战的时光里，怀揣着革命激情的知青们怀抱解放全球三分之二受苦受难民众的理想，决然投身于农村和边疆的土地。他们辛勤耕耘，与天竞斗，与地争辉。然而，沉重的精神负担和严酷的现实生活不断对他们身心进行着严峻的考验，他们在失望与痛苦中，发出了“我要回城”的强烈呐喊。彼时，上山下乡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广泛的怨声载道，面对无奈，上级不得不放宽政策，允许独生子女、因病离职者以及退休的父母替代子女返回城市。

至1978年底，在中央决策的指引下，一场波及全国范围的青年知识分子返城大潮正式拉开帷幕。这场持续长达十年的、由文革引发的“上山下乡”运动——该运动曾引发知青、家长、农民乃至国家层面的普遍不满——终究迎来了它的终结。

重返城市的道路对知青们来说并非一片坦途，尤其是那些最早被派往辽阔农村的老三届知青，他们的回城之路尤为坎坷。每位老三届知青都承受着个人的酸楚与痛苦，汗水与泪水交织，他们拼搏向前，脚踏实地，每一步都坚实有力，沿着回城的征途艰难探索，呼吸着希望，最终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崭新人生道路。

我的回城路：

闯关投考文工团

数年后，随着众多高官子女及有背景者通过多种途径重返城市，我对于“在辽阔天地中展现才能”的信仰开始产生怀疑。他们为何舍弃了在“无垠疆域”中定居的机会？为何只有出身较低的人们被迫留在此地“耕耘土地”？这种情形显得极不合理，极其不公。

即便偶尔会被派遣至团部，负责编排节目、参与巡回演出，或是前往驻地周边的机构以及人民公社进行慰问，我回到煤矿后，依旧只是众多矿工中的一员。在幽深的矿井深处，我从事着辅助性工作，推动矿车往返，那份劳苦难以用言语形容。而且，相较于正规的煤矿，兵团煤矿的福利待遇有着显著的差距，这种不公之感令人倍感无奈，却又无力改变。

那年的夏日，作者身着朴素的农村青年装扮，在一场宣传演出的舞台上，定格下了一幅难忘的写真。

1973年的夏日，一听到南昌市文工团正在招募新人的消息，我的内心便掀起了浓厚的兴趣浪潮。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向连队的领导提出了探亲假的申请，只为能顺利返回南昌。借助这次难得的机会，我赶往南昌市文工团的报名点，毫不犹豫地递交了报名表，并勇敢地迎接了文工团选拔的挑战。

初试日，我携“家活”。乐器，道具等我径直踏上了文工团招考的地点——南昌剧场，怀揣着对考试的期待。那天，偌大的剧场里，我独自一人前来应试。选拔老师们斜倚在通道旁的椅子上，而我则站立在他们面前的通道中。我率先吹奏了笛子独奏曲《战马之歌》，紧接着是笙独奏《苗岭的早晨》，随后又以快板书《奇袭白虎团》的选段进行演绎，还表演了山东快书和相声选段，最后，我高声领唱了《扁担歌》中的那段歌词。我竭尽全力，倾注了所有的技艺，力求全面展示自己的吹拉弹唱才华：我渴望能被文工团录取，重回南昌。

尽管那位教师对那些内容显得不甚关心，他只是匆匆扫了一眼我的报告，接着发问：“你对舞蹈感兴趣吗？”这并非我的兴趣所在，我已迈过二十岁门槛，舞蹈在我眼中似乎显得过于年轻。然而，鉴于这是一个不常有的机遇，或许我能借此机会一试身手？我决定尝试一下，坚定地回答：“我会的！”“那好，请跳一段舞蹈吧。”

在没有音乐的氛围中进行无声表演是一项不小的考验，尽管指导老师对舞蹈造诣颇深，但她更注重动作的表现。我灵机一动提议：“不如我尝试模仿《红色娘子军》中的‘常青指路’那部分，怎么样？”“当然没问题！”

我轻盈地踏上空旷的舞台，选择左后方角落作为我的阵地，背对观众席。随着他一声“开始”的指令，我的脚步随着音乐的节奏跳动，迅速穿梭于后台，直至舞台中央。我以一个规范的丁字步稳住身形，口中发出清脆的“啪”声！老师的目光瞬间被吸引，他从靠背椅上站起，缓缓走向舞台，开始全神贯注地观摩我的表演。

我随着心灵的旋律，演绎着故事。当我从口袋里掏出两枚银币，递给吴清华时，她顿时挺起脊背，略带疑问地后退一步，好奇地问：“这是给我的？”我跨前一步，果断地颔首回答：“正是！请接受。”我将银币再次递向她，看到吴清华激动地轻轻擦拭衣襟，眼眶中蓄满了泪水，慢慢地抬起手接住了。我的眼眶也湿润了，泪水滑落脸庞。我轻柔地将银币放到她手中，握紧她的手，激励她迈步走向革命征程。我右手轻轻搭在她的肩头，左手高举指向左侧，定格了那个最终的舞台姿态。

教师的面容透露出几分喜悦，随后他询问：“哦，你擅长表演空翻和跳跃技巧吗？”我立刻在舞台上展示了一系列娴熟的跳跃动作。绕过不擅长的跳绳在蹦床上，我得以挥洒自如地展示跳跃技巧，这得益于我日常坚持不懈的旋风腿训练。他点头赞赏，充满好奇地问：“你的腿法究竟有多精湛？”我立刻展示一番，先低垂左右腿，做几个灵活的下腰动作，又在舞台中央摆出武术的起始姿势。正踢、侧踢，再是左右圆弧内旋和外侧摆动，动作一气呵成，充满力度。当我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挥踢腿脚之际，右大腿根部突然传来“咔嚓”一声响，糟了！我这才意识到是大腿筋拉伤了。但因为在那一刻太过投入，我竟然没有察觉到痛感。

“我将为大家呈现《红色娘子军》中的经典舞蹈——‘五寸钢刀舞’。”“那太好了，我非常期待你的精彩演出。”

1971年夏，作者参演宣传队。

重归舞台，我口中轻声模拟着唢呐那悠扬的序曲：“哒…哒…哒哒……”，脚步迅捷地从后台奔向右前方，仿佛是在向洪常青恳请献舞。老师在场下高声呼喊：“表情……！”我即刻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有…了…！”

我转身疾步返回舞台中央，低声吟唱着旋律，流畅地舞动着“五寸钢刀舞”。在即将腾空完成两周旋转并转身跃起的当口，我迅速驻足，一边拭去额头的汗水，一边喘着大气说道：“呼……真是疲惫至极！我快跳不动了。”我心中担忧，若再坚持下去，恐怕会摔倒，那可就尴尬了！嘿嘿！

数日之后，老师向我表达了满意之情，并宣布我将有一周后的复试机会，考试内容限定为舞蹈。这个消息让我颇感意外，因为我的腿部不久前才遭受了伤害。即便如此，我仍旧每日坚持敷药与按摩，直至复试当天，我的腿部依旧肿胀且疼痛剧烈。为了能够前往剧场参加考试，我不得不服用了两片止痛药。

剧场内人潮攒动，众多技艺精湛的才子佳人齐聚一堂，他们或以悠扬的乐音演奏曲调，或以韵律感人的诗句吟咏传情，技艺之高超，令人赞叹不已。刚刚我有所领悟，我们团队的吹拉弹唱阵容已大致定型，目前迫切需要的是舞蹈演员的加盟。）。赛湖农场的宣传队伍特意邀请了擅长演绎“大春送面”的演员，他身手不凡，舞姿优雅，腿法灵活，令人赞叹！据悉，他曾是戏校的学生。轮到我登台表演时，我仍旧选择了“常青指路”，台下的观众一片静谧，我遵循内心的节拍，倾情演绎，直至情感高潮，泪水夺眶而出。

在舞蹈舞台上，我灵活地展现了几个“变身跳”，紧接着，我顺利完成了一周半的“躺身大蹦子”，耳边响起了台下热烈的掌声。在即将踢腿的瞬间，我向台下的老师们真诚地道歉：“尊敬的老师们，很抱歉！我之前不幸遭遇了腿部拉伤，至今尚未完全康复，因此只能依靠一只腿来完成踢腿的动作。”老师们表示了理解，我随即摆正了姿势。尽管形态略显不稳，但我的左脚依然准确而有力地向前踢出，右脚则紧随其后，引得观众席上笑声不断。我全然不顾其他，仿佛置身于一个无人之境，仅凭左腿完成了前踢、侧踢、内摆、外摆等一系列动作，咬牙坚持，直至动作完美收束。

我的舞蹈表演赢得了如潮的好评，考核也因此顺利通过。南昌市文化局向七团团部发出了调令，标志着我梦想的实现。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日复一日地期待着收到离队的通知。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团部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竟将调令予以撕毁：“此乃军中之地，不受地方管辖！”最终，我未能如愿以偿地离开。

尽管如此，我的内心却充满了满足。回溯至1968年的那个夏日，我加入了抗洪救援的宣传队伍，短短数年间便取得了如今的成绩，这无疑是对“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古训的最佳诠释。我们无需自惭形秽，正如花朵凋零之后总有新生，我们正蓄势待发，准备迎接来年的绚烂绽放。

1973年1月，七团宣传队圆满结束了在外地的慰问演出任务。在此次任务结束后，队员们与军方领导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中，位居右二的位置，正是作者的身影。

走顶替回城路

1975年的深秋，兵团内部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那些昔日曾在兵团或插队生活的知青，若其父母年满退休年龄，便有望实现重返城市的梦想。听闻此消息，我立刻与家中取得联系，恰好我母亲已年满55岁，作为国家干部，符合退休的条件，可以开始着手办理相关手续。家中很快便回信告知，退休事宜正在积极办理。

日复一日地期盼，终于盼来了家书一封，却不免让我心中泛起一丝失望。信中透露，尽管母亲已从教育系统退休，然而由于我在职位上的接替受限，我不得不另寻接收我的工作单位。这对我说来无疑是一大难题！身为远道而来的北京家庭，父亲的遗留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加之我们的人脉关系并不广泛，想要轻易找到接纳我的单位似乎遥不可及。我灵光一闪，想到同校好友的父亲在劳动局任职，于是立刻启程返回南昌，寻求他的援手。好友的父亲答应竭尽所能，但不久后，他告诉我，事情远比预想的要复杂，劳动局只负责管理调动手续，并不负责为个人搜寻接收单位，即便是他的子女也无法依赖这条途径找到工作。这个消息如同当头一盆冷水，瞬间熄灭了我心中的希望。

每当我情绪起伏不定，我的挚友小明总是体贴地问候：“赵刚，似乎有些不对劲？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扰？”

“母亲已然退休，然而我却无法即刻前往她身边，需先寻觅一处乐意接纳我的机构以办理相应手续。我家自北京迁至此地，在南昌并无太多人际网络，实不知该如何寻觅契机。”我沮丧地诉说着。

“我耐着性子，打算诱导父亲动用一番脑筋，以期寻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

小明的母亲在江西印刷公司担任要职，退休后便顺利地接替了工作。因此，小明已经开始积极筹备顶替手续的办理。他的父亲担任公司某车间的党支部书记，或许能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小明迅速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并向他详细介绍了我的背景，特别强调我是七团宣传队的编导骨干，具备吹拉弹唱等多方面的才艺。果然不出所料，喜讯迅速传来——他的父亲将我的情况向江西印刷公司的工会进行了推荐，公司领导立刻便同意了我的加入！

“这无疑是件艺术品！”小明脸上洋溢着满足与自豪的微笑。

临近1976年春节的前夜，大光山煤矿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一辆卡车，以确保我们能顺利返回南昌。我们两人将各自的行李、亲手制作的家具以及樟木材料一一安放妥当，随后便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兵团中留着的战友们难舍难分，众多人的眼眶中泛着泪光，他们热情洋溢地为我们送别。

临归南昌之时，我心中依旧笼罩着几许疑云。夜幕降临，噩梦接踵而至，梦中我的手续出了纰漏，被迫返回农场，然而这次的目的地并非我原属的矿山。我狼狈地回到那座大草棚，那里依旧是一张单人床，蚊帐低垂，棚内一片狼藉。直至从梦中惊醒，环顾四周确认自己安然无恙地在家中，方才略微安心。那真是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噩梦。

春节的喜庆氛围渐逝，我随即踏上了前往江西印刷公司的路途，以完成我的报到手续。劳资科迅速为我安排了去处，将我引入了胶印车间，使我成为了胶印机大组的一员，一名普通的工人。当天，我便开启了胶印机的学徒生涯，正式投身于工作岗位！

在胶印车间内，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油墨的浓郁香气弥漫在空气中，与煤矿井中的煤尘相比，这里的环境已是天差地别。我遵照师傅的指导，紧张地整理纸张，搬运印刷品，调配油墨，额头上汗水浸湿了衣衫，但内心却洋溢着甜蜜。在这一刻，我终究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工人，而且工资也远远超过了兵团时期！

公司内的胶印车间声名远扬，张主任作为车间的领路人，作为一位地道的上海人，他不仅是一线岗位上坚守多年的劳动楷模，而且待人亲切，深受大家的喜爱。我们的书记源自南昌，与小明的父亲关系深厚，因此对我也是格外关照。在大组里，从组长到师傅，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温暖的笑容。即便我偶尔出现失误，他们也不会严厉指责，而是耐心地教导我如何重新完成工作，这种关怀让我倍感温暖。

数日过后，车间接到了一项新任务——布置标语和绘制墙报。组长随即唤我前往协助。我立刻拿起排笔，为车间勾勒出一幅醒目的大标语，并在刊头处点缀了几笔写意的花卉。午后时分，车间支部书记与我交谈，透露公司之前安排我到这里，是作为临时过渡。未来，我将调入公司工会担任新职。但他考虑到我深厚的美术基础，希望能让我继续留在这片阵地。他提到了楼上照相制版大组中一位技艺高超的黑稿资深设计师，这位设计师负责全省票证的设计工作，他希望我能继承其衣钵，投身黑稿设计。听到这番话，我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就这样，在胶印机上工作未满一周，我便开始了楼上的新旅程，开始了我的黑稿设计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