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钦善丨古文献学及其意义与展望

古文献学及其意义与展望

摘要：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它不仅与古籍整理、研究有关,而且与全部古代学科的研究有关,实属基础学科,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古文献学有深远的发展前途,应该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加强与横向学科的联系,吸收有关成果,特别是语言文字学和考古发现的新成果,并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不断丰富、改进古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古文献整理、研究和古代学科研究服务。

关键词：古文献学;考据;义理;古代学科

古文献整理、研究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环节繁复,看似饣丁饾繁琐,实则理论性很强,具有广博丰富的学术内涵,构成一门完整的学科——古文献学。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它不仅与古籍整理、研究有关,而且与全部古代学科的研究有关,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古代学科的研究必须以有关的古文献为主要材料依据,而凡是涉及古文献,就存在全面搜集、正确理解和准确利用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古文献学。因此,古文献学实属基础学科,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现在主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古文献学?第二,古文献学有何重要意义?第三,怎样发展古文献学,进一步发挥其作用?

一

中国浩如烟海的古文献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古文献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内涵和特点,决定了古文献学是一门交叉、兼综的学科。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含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之学;抽象方面主要思想内容,需要紧密结合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诸学(其中目录、辨伪、辑佚又与内容有关)以及有关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学。

古文献学与古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实践密不可分,一直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古文献学内容的丰富、完善以及人们对它的全面、科学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历史过程。早在西汉,刘向校理群书有所谓“校雠”之说,本指校勘。后来演为校雠学,指校理群书、进行编目,已包括校勘学和目录学两方面的内容。汉代又有“文章”或“章句”与义理相对之说,如刘向《晏子叙录》“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王充《论衡·谢短》:“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1](196页)可见,汉代考据学与义理学已有分野。宋代对此有进一步认识,如本时期古文献学集大成者朱熹考据与义理兼重,言论甚多,如说:“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2](卷5)又说:“才老(吴棫)于考究上极有工夫,只是义理上看得不仔细。”[3](卷78)至清代,学术史已发展到更自觉的阶段,学者们非常注意总结学术的类别和经验,对于古文献学的全面内容以及考据学与义理学的区别与联系认识得更加明确。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认为,治经与治史之法“小异而大同”,均有义理和考据两方面的问题,应以考据为重,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考据又包括校勘和考释的内容,他说:“经以明道,而求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又如戴震,更明确地指出考据与义理的关系以及考据的具体内容和义理的探讨方法,他说:“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之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氏)》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记)》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纵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槷,毫厘不可有差。”[4](140页)这里虽就经书而言,但对古文献有普遍意义。文中所谓的道,属于义理,他认为只有从通晓语言文字入手,并且考清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法、乐律等具体内容,加以会通,才能求得义理。戴震对古文献的形式与内容以及内容中的实体部分与抽象义理的认识,可谓已达到科学水平,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与发展古文献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开头关于古文献学内涵的分析与揭示 ,正包括他的认识成果在内。

二

古文献学对于古文献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实践意义重大。古文献学像一切科学理论一样,来源于实践而又反过来指导实践,总是在实践——理论——实践的无限反复之中,既不断丰富发展理论,又不断使实践的水平逐步提高。从理论指导实践这一环节来看,是否重视古文献学,古文献学研究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古文献整理、研究水平的高低,古文献学理论的正误,直接关系到古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成败,乃至古文献本身的存亡,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不仅有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还有着整理研究这些文献典籍的悠久历史,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产生了有益的方法和理论,逐渐形成了完整、科学的古文献学,这对于古代文献典籍的保存、整理、流传和利用,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但是历史经验还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如果不重视古文献学,或者一旦为错误的理论倾向所主导,古文献在流传中将不免遭到两种命运:或者任其错乱、散失,日渐佚亡;或者乱行整理,妄加窜改,面目全非,同归于亡,甚至谬种流传,贻误后人。关于此,古文献学史上不乏其例。如汉代今文经学有其主观附会、“保残守缺”的一面,造成很坏的影响,正如刘歆所批评的那样:“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逸礼》《古文尚书》《左传》),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必若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5](187页)许慎亦曾指斥今文学家不信古文经书,不明字学,妄据隶书释字解经,他说:“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开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其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啬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6](315页)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时间的推移和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扩大了古今的隔阂,前代古文献在流传中产生的错误增加,对于古文献误读误解的可能性也增加,而当时盛行的以曲解和空疏为特征的玄学义理学,对于古文献致误的种种情况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在阅读先秦韵文方面贻害匪浅的“叶音”误说,就是产生在这一时期。南北朝后期的考据家颜之推对这一时期的浅陋学风多有揭露,他说:“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羞惭者多矣。《谷梁传》称公子友与莒挐相搏,左右呼曰:‘孟劳!’‘孟劳’者,鲁之宝刀名,亦见《广雅》。近在齐时,有姜仲岳谓:‘孟劳者,公子左右,姓孟名劳,多力之人,为国所宝。’吾与苦诤,时清河郡守邢峙,当世硕儒,助吾证之,赧然而伏。又《三辅决录》云:灵帝殿柱,题曰:‘堂堂乎张,京兆田郎。’盖引《论语》,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凤也。有一才子,乃言时张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尔。闻吾此说,初大惊骇,其后寻愧悔焉。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7](17页)例子尚多,不一一引据。再如宋代理学家,亦多穿凿义理,甚或妄改轻删,故洪迈有“义理之说无穷”之慨叹[8](234页),朱熹有“切不可以私意辄有更改”之悔悟[9](卷39),彭叔夏有“三折肱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之告诫(《文苑英华辨证序》),王若虚有“近代之凿”[10](卷31)、“宁失之固,无涉于妄”[11](卷5)之议论。再如明代的科举和心学酿成空疏学风,古文献亦受其害。顾炎武对此痛心疾首,说:“新学之兴,人皆土苴六经,因而不读传注。”[12](434页)又说:“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13](2页)他鄙弃八股文和抄袭元人注而成的科举读本《五经大全》,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14](428页)。他一再指斥与空疏学风相伴的臆改古书之风,说:“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15](49页)又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曰‘伪临朝武氏’者,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自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国号曰周)。其时废中宗为卢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16](442页)又同卷“勘书”一条说:“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偶见《焦氏易林》旧刻有曰‘环绪倚鉏’,乃‘环堵’之误,注云:‘绪疑作珮’;‘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误,注云:‘刊疑当作利’,失之远矣。幸其出于前人,虽不读书而犹遵守本文,不敢辄改;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后世,虽有善读书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然则今之坊刻,不择其人而委之雠勘,岂不为大害乎!”[17](441页)清代校勘名家顾广圻亦深叹后人妄改为书籍之厄,其《礼记考异跋》也说:“校雠之弊有二:一则性庸识暗,强预此事,本失窥作者大意,道听途说,下笔不休,徒劳芜累;一则才高意广,易言此事,凡遇未通,必更张以从我,时时有失,遂成疮疻。二者殊途,至于诬古人,惑来者,同归而已矣”[18](卷14)鲁迅亦曾指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19]当然对于明人刻书、清人纂修《四库全书》、今人标点古书均不能一概而论,是非功过尚须具体分析,但是鲁迅所指出的严重错误倾向确实存在。

忽视古文献学,对古文献乱加整理而古文献亡,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已为古文献整理史无数事实所证明,永远值得我们深思,引以为戒。加强古文献学的修养,不仅可以提高古文献整理、研究的水平,而且可以端正古文献整理的严谨学风和科学态度,因此,是否重视古文献学,古文献学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古文献整理、研究成果的优劣,甚至关系到古文献本身的存亡,这实属客观必然之因果联系,绝非危言耸听之空话。

三

古文献学至关重要,我们自然应该不断深入探讨,提高学术水平,用以指导古文献整理、研究和利用。究竟应该怎样深入研究和发展古文献学,根据古文献学的内容和特点,当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古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仅理论必须从古文献整理、研究实践中总结,而且从事古文献学研究的人也必须取得古文献整理、研究的直接经验,否则理论研究只能是无的放矢,或者隔靴搔痒,甚至纸上谈兵。

第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古文献整理和古文献学的历史都很长,有丰富的成果、经验、方法和理论值得总结。前面已经谈过,古文献学的内涵可分考据和义理两个方面。从中国古文献学史的实际来看,考据学有更多的成果和经验可资继承,而且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在发展,更为成熟。在具体内容的考实方面也是如此,不仅人物、史实、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年代等领域成果众多,而且在某些方面也积累了系统的方法和理论,如历史地理的考证,把考古与察今相结合,把文献的语言辨析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把自然地理的考察与行政地理的考察相结合,而以自然地理为基本,所谓“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20],“地理之家在于封圻,而封圻之要在于山川”等。又如名物考证的“循名责实”、“辨名当物”等。总体考证的无徵不信、“文”与“献”(口传)结合、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二重证据法等等。考据学发展到清代,以传统小学为中心全面展开,达到一个高峰,值得很好地总结继承。但是高峰并不是顶峰,科学发展永无止境,不可能出现顶峰。就考据学而言,无论理论、方法和现代化手段,都还大有发展的余地。至于传统的义理学,主观附会者多,客观分析者少,有待我们开拓之处更多。传统义理学对文献原意的歪曲有两种情况:一是自觉歪曲,有意附会,以“六经注我”说为代表;一是不自觉地歪曲,即主观上追求原意,而由于理论方法等局限,难以遂愿,不由自主歪曲了原意。前者在思想史有意义,而绝无古文献学的价值。后者动机是积极的,有参考价值,而效果却是消极的,在古文献学上只能起反面教训的作用,启发人们总结其理论、方法上的局限。西方有一种阐释学理论,其主流思想认为古文献的原意永远难以求得,理由是一方面因为作者言不尽意,本来就未表达清楚,留有余地,一方面因为后代读者总是受所处时代的制约或带着个人主观成见去理解古文献,歪曲原意在所难免。从思想史看,确实存在借用古文献,歪曲其意为我所用的情况,而且较为普遍,因此阐释学理论对研究思想史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古文献学史与思想史不同,这种理论我们不敢苟同,否则就等于承认历史不可知论,或者说承认历史的本来面目、尤其是其中的意识形态部分是不可认识的。客观事实并非如此,从古文献的作者一方来看,固然存在言不尽意的情况,但不能否认言为心声也是一个基本的客观事实,可以通过知言而了解人的思想。从后代读者一方来看,也并非不可消除时代局限和个人成见,放在原来的历史背景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分析探求古文献的原意。关于此,前人也总结出不少有益的经验,如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即了解一个人,深入把握他的思想,必须了解他的身世;孟子还说过:“不以文(字)害辞(语辞),不以辞害志(思想)”,应“以意逆志”。孟子的话,有其合理的一面,即发现文字、语言、思想三者可能发生矛盾,所以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方法。但是他的“以意逆志”,也存在消极一面,即往往摆脱语言文字凭空揣度,难免陷入主观。又如戴震提出“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21](140页),即探求文献的义理决不可离开语言文字,必须此语言文字入手,由字面深入到思想内容,等等。总之,文以载道,道寓于器,探求义理离不开对语言文字的辨析,离不开对有关具体事物的考证,这是贯穿古今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如前所述,古人在探求义理时也有局限,即往往不自觉地歪曲原意,这种局限主要是因为理论、方法上的缺陷所致。例如他们的人文、社科理论还极不完善,同时习惯于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还不可能使用辩证逻辑的方法,因此面对复杂的思想内容,往往加以曲解,得出错误的结论。清代著名的古文献学家戴震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志乎闻道”,还明确提出“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科学方法,并且公开反对混杂各种思想体系笼统作解,如说:“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误图他人之貌为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则非也。”[22](666页)而且坚决反对疏解古书时强加进自己的思想,甚至完全借疏解古书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哪怕不自觉这样做也不可原谅,如说:“舍圣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说为圣人所言,是诬圣;借其说以饰吾说,以求取信,是欺学者也。诬圣、欺学者,程朱之贤不为也,盖其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是故失之。凡习于先人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觉。”[23](290页)这里分析得极为透彻,但是,当他自己做起来,也只限于在语言文字的训释上往往能得出科学结论,而深入到思想内涵的剖析时仍不免违背自己的主张,重蹈“六经注我”的旧辙。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把《孟子》书中的一些唯心的概念、术语赋予了唯物的内容,借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从而根本歪曲了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因此,从《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我们看到的是披着孟子外衣的戴震,却看不到孟子本人的真面。表现在古代古文献学家身上的这种半截子科学的现象,即在语言文字的训释上可以达到科学水平,而在思想内容的剖析上却难以踏进科学门槛,完全是由历史局限造成的。发展到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足以使我们克服古人的局限,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古文献的思想内容,建立起科学的义理学。

第三,总结现实经验。关于古文献整理,时代给我们提出不少新要求,怎样加以适应?新技术提供了不少新手段如电脑等,怎样加以利用?现今又在不断产生古文献整理、研究的新成果,其中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凡此等等,都需要及时加以总结,以丰富古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促进古文献学的发展。

第四,加强横向联系,吸收相邻学科、特别是语言文字学和考古发现的新成果,不断丰富、改进古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吸收古文字研究、古音韵研究、同源词和词义学研究等新成果,有助于提高文字、音韵、训诂学的水平;吸收考古发现的文献、实物等成果,除了有助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发展之外,还有助于校勘、辨伪、辑佚学以及文献内容考实之学的发展,等等。

发展古文献学,不断提高古文献整理、研究的水平,对于保存和利用中国丰富的文献典籍,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继续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以及提高古代学科的研究质量,意义重大而深远。现时似乎有两种偏向值得警惕:一是把古文献整理、利用看得很容易,轻率为之;一是把古文献整理、利用仅仅看成实际操作,无须理论指导,甚至不承认古文献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两种偏向,一个根源,都是对古文献和古文献学缺乏认识和重视,其对古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和有关古代学科研究工作的危害不言而喻,应该注意加以克服。

作者简介：孙钦善，山东烟台人，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古文献学，兼及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原文载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