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状元李琚传

唐睿宗景云元年（710 年），李琚生于赵州平棘县（今河北赵县），出身中古时期赫赫有名的赵郡李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赵郡李氏为陇西李氏分支，自汉魏以来便是北方士族核心，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始终保持 “崇文尚礼、仕宦相承” 的家族传统。李琚所属的 “东祖房” 一支，在唐代尤为兴盛，其祖父李孝恭曾任齐州长史，父亲李玄道官至邢州司户参军，虽非朝廷重臣，却在地方吏治中颇有声望。

赵郡李氏历来重视家学传承，家族内设 “书堂”，延请名儒教授子弟，经史子集、礼法典章均为必修内容。李琚为李玄道第三子，上有两位兄长分别任职于地方学宫与军旅，自幼便在 “兄弟竞学、父子论道” 的氛围中成长。平棘县地处华北平原，毗邻赵州古城，兼具中原文化厚重与燕赵侠义之风，这种地域特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李琚 “刚直有节、务实重行” 的品性。

李琚成长的开元年间，正是唐玄宗励精图治、大唐国力鼎盛之时。玄宗即位后推行文教改革，不仅扩建国子监、增设学宫，还下诏 “天下州县，每岁举明经、进士各一人”，科举制度成为士族子弟与寒门学子共同的晋升通道。赵郡李氏虽为望族，却始终以 “凭才取仕” 为家族准则，反对仅凭门第入官，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李琚的求学选择。

七岁时，李琚入家族书堂，师从当地名儒崔景宣。崔景宣曾为太学博士，因不喜官场应酬辞官归乡，其教学注重 “经世致用”，常以《左传》中的治乱案例、《汉书》中的吏治故事为教材，引导弟子关注现实。李琚天资聪颖，《赵州府志》载其 “十岁通《五经》大义，十二岁能属文，所作《论政疏》获崔先生叹赏”。十五岁时，他离开家乡赴洛阳，入国子监四门学深造，成为当时国子监中最年轻的学子之一。

在洛阳期间，李琚与来自各地的学子切磋学问，结识了后来同为文坛名家的萧颖士、李华等人。几人常于洛阳城南的伊阙山聚会，纵论经史、品评时政，李琚提出的 “治边当以安抚为先，苛政必致民叛”“选官当重实绩，不唯出身” 等观点，已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政治见解。他还精研书法，尤擅楷书，其书作曾被国子监博士赞为 “骨力劲健，有钟繇遗风”，成为同窗效仿的典范。

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二十二岁的李琚辞别洛阳，沿大运河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此时的唐朝虽仍处 “开元盛世”，但社会隐忧已渐显现：边疆节度使权力日增，均田制因土地兼并日趋瓦解，玄宗对朝政的专注度也随年岁增长有所下降。这些时代议题，成为当年科举策问的核心方向。

从洛阳到长安，李琚沿途目睹了盛世表象下的民生百态：关中平原虽仍肥沃，但部分农户因失去土地沦为流民；长安城外的驿站中，往来官员的奢靡与平民的辛劳形成鲜明对比。他在《赴京记》中写道：“帝城繁华，冠盖如云，然巷陌之间，亦有冻馁之民。士者当以天下为念，非独为自身功名也。” 这种对民生的关注，为他后来的策文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抵达长安后，李琚寄居在赵郡李氏长安会馆。当时的长安汇聚了全国数千名考生，会馆成为士族子弟交流的重要场所。李琚在此结识了同科考生贾至、李颀等人，几人每日 “晨读经史，暮论时政”，对主考官孙逖的文风、历年策问的规律做了细致研究。孙逖时任礼部侍郎，以 “识人善任、注重实务” 著称，曾选拔张九龄、颜真卿等名臣，李琚深知，唯有紧扣时政、言之有物的策文，方能打动这位主考官。

开元二十二年（735 年）春，甲戌科科举考试在长安礼部贡院举行。此次科考共设进士科、明经科、明法科等六科，其中进士科报考人数达三千余人，取士仅二十七人，竞争之激烈为开元年间罕见。主考官孙逖为确保公平，不仅严格密封考生试卷姓名，还邀请太子宾客贺知章、中书舍人席豫共同评卷，形成 “三人同阅、交叉复核” 的评卷制度。

进士科考试分为 “帖经”“杂文”“策问” 三部分。帖经环节，李琚对《礼记》《左传》的背诵与解读精准无误，获考官一致认可；杂文环节，他所作的《河清颂》以 “颂扬盛世而不谀，暗劝节俭而不直” 的文风，被贺知章赞为 “有雅颂遗风”；策问环节为重中之重，孙逖所拟策题围绕 “边疆治理”“均田制改革”“吏治整顿” 三大议题展开，要求考生结合史实提出切实对策。

李琚在策文中针对边疆问题提出 “以守为攻，抚绥蕃部” 的主张，认为玄宗近年频繁对吐蕃、突厥用兵，导致 “军费耗竭，民力疲弊”，建议 “选派良将镇边，与蕃部定立盟约，互市通商以结其心”；针对均田制瓦解，他提出 “核查隐田，轻徭薄赋”，主张 “按户授田，禁止豪强兼并，凡逃户归乡者免三年赋税”；针对吏治问题，他建议 “完善考绩制度，以政绩定升降，罢黜贪腐庸碌之官”。其策文逻辑清晰、论据充分，孙逖在评卷时批注：“文辞典雅，议论切中时弊，有经世之才，当为第一。”

放榜之日，李琚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成为甲戌科状元，同榜进士中，萧颖士、贾至、李颀等人后来均成为唐代文坛或政坛名家，此科也被后世称为 “开元龙虎榜”。及第后，李琚按惯例参加了 “曲江宴”“雁塔题名” 等科举庆典，玄宗特召其入宫对策，对其见解颇为赞赏，赐 “绯衣银鱼袋”，破格授予从八品下的左拾遗一职，使其直接进入中央官署任职。

左拾遗隶属门下省，职责为 “供奉讽谏，扈从乘舆”，虽官阶不高，却可直接向皇帝进言。李琚任职期间，始终秉持 “直言敢谏” 的原则，针对玄宗后期渐露的弊政多次上书。开元二十三年（736 年），玄宗欲扩建兴庆宫，征用长安城南民宅，李琚上书反对，称 “宫室已足用，若再扩建，必致民失其所，恐伤陛下仁政之名”，建议 “将扩建之资用于修缮关中水利，惠及百姓”，玄宗虽未完全采纳，却也暂缓了工程。

当时，宰相张九龄与李林甫因政见不同矛盾日益尖锐，张九龄主张 “任人唯贤，革新弊政”，李林甫则 “专权固位，排斥异己”。李琚虽为新晋官员，却坚定支持张九龄的改革主张，曾在朝堂上直言 “宰相当以天下为己任，若只谋私利，恐误国误民”，此举虽得罪李林甫，却赢得了张九龄的赏识。张九龄曾对人言：“李琚虽年轻，却有公心，日后必为栋梁之材。”

除时政谏言外，李琚还注重文化建设，建议玄宗 “广征天下遗书，校勘经史，以传后世”。玄宗采纳其建议，命集贤院学士整理内府藏书，李琚参与其中，协助校勘《礼记》《尚书》等经典，订正了多处流传已久的谬误。他还撰写《经史要略》十卷，摘要收录经史中的治国理政案例，供官员学习参考，此书后来成为唐代地方学宫的教材。

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李琚因谏言有功，升任正八品下的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隶属御史台，职责为 “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拥有弹劾官员、督查地方的权力。此时的唐朝，地方吏治已出现腐败迹象，部分节度使、刺史 “贪赃枉法，盘剥百姓”，玄宗遂命监察御史分道巡查，李琚被派往河东道（今山西、河北一带）。

抵达河东道后，李琚并未急于查办官员，而是先深入民间调研，“每至一县，必访乡老、查户籍、看仓廪”。在并州（今山西太原），他发现当地刺史张某借修建城垣之机，向百姓额外征收 “筑城钱”，中饱私囊，导致民怨沸腾。李琚收集到确凿证据后，立即上书弹劾张某，玄宗下令将其革职查办，并将 “筑城钱” 退还百姓。此事在河东道引起震动，各地官员纷纷收敛行为。

在汾州（今山西汾阳），李琚发现当地司法混乱，多起案件因 “证据不足、拖延不决” 导致犯人长期关押。他制定 “三日勘察、十日审结” 的办案时限，要求司法官员 “明察秋毫，不冤良善”，并亲自复核积案，释放了五名被冤枉的百姓。他还在河东道推行 “吏治公示制”，将地方官员的政绩、俸禄、弹劾记录公之于众，接受百姓监督，这一举措后来被御史台推广至全国。

巡查期间，李琚还关注边疆防务，河东道毗邻突厥，当时部分边将为邀功请赏，故意挑起与突厥的冲突。李琚上书建议 “与突厥重申盟约，加强边境互市，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玄宗采纳其建议后，河东道边境局势逐渐稳定。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李琚任满回京，御史台在考绩中评价其 “巡按河东，革弊除奸，恤民安边，政绩卓著”，将其列为 “上考”。

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李琚升任从六品上的吏部员外郎，负责官员的考核、任免事务。当时的吏部选官制度存在诸多弊端：部分官员凭借门第、关系获得晋升，真正有才能的寒门学子难以得到重用；考核标准模糊，“重资历、轻实绩” 的现象普遍存在。李琚上任后，立即着手改革。

他首先完善考核制度，制定 “四善二十七最” 的考核标准：“四善” 为 “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 则针对不同官职制定具体的政绩指标，如地方官以 “户口增、赋税足、盗贼息” 为最，京官以 “文案清、决策明、效率高” 为最。考核时，李琚要求吏部官员 “逐一核查实绩，不凭口说，不徇私情”，对考核为 “下等” 的官员，坚决予以降职或罢黜。

在选官方面，李琚主张 “不问出身，唯才是举”，大力提拔寒门学子。当时，山东士族子弟凭借家族背景，常绕过正常选官程序直接任职，李琚上书反对，称 “选官当以才德为凭，若只看门第，恐致贤才埋没”，建议 “凡入仕者，无论出身，均需通过吏部考试，合格者方可任职”。玄宗采纳其建议后，寒门学子的入仕渠道得以拓宽，当年通过考试入仕的寒门子弟较往年增加三成。

李琚的改革触动了部分士族官员的利益，有人向李林甫告状，称其 “改革过急，破坏旧制”。李林甫本就因李琚早年支持张九龄而心怀不满，遂借机向玄宗进谗言，称李琚 “专权任性，不遵礼法”。好在玄宗对李琚的政绩较为认可，仅对其 “稍加告诫”，未予处分，李琚的改革得以继续推进。开元二十九年（741 年），吏部选官效率较往年提升一倍，官员的整体素质也明显提高，时人评价 “李员外郎选官，公道若秤，无人不服”。

天宝元年（742 年），李林甫升任中书令，独揽朝政，开始大规模打压异己。张九龄已被罢相，其支持者多遭排挤，李琚因与张九龄的旧交，也被李林甫视为 “异己分子”。李林甫曾派人暗示李琚 “若愿依附，可任要职”，李琚断然拒绝，称 “为官当守正道，若依附权贵，与贪官污吏何异”。

此后，李林甫多次借机打压李琚。天宝二年（743 年），李琚负责考核京官，将李林甫的亲信、户部郎中王某评为 “下等”，理由是 “贪赃枉法，政绩平庸”。王某向李林甫哭诉，李林甫遂以 “考核不公” 为由，将李琚贬为从六品下的陈留郡（今河南开封）司马。陈留郡虽为中原大郡，但司马为地方副职，无实权，这是李琚仕途上的首次被贬。

赴陈留任职后，李琚并未消沉，而是积极协助陈留太守处理政务。陈留郡地处汴河沿岸，是南北交通要道，商旅云集，但也存在 “盗贼横行、税收混乱” 的问题。李琚建议太守 “加强汴河巡逻，打击盗贼；规范税收制度，禁止官吏额外盘剥”，并亲自制定《汴河治安条例》《商旅税收细则》。在其治理下，陈留郡的治安明显好转，商旅数量较往年增加四成，太守在向朝廷的奏报中称李琚 “虽被贬，仍尽心履职，实为良吏”。

天宝四年（745 年），玄宗因陈留郡的政绩，将李琚召回长安，任命为从五品上的礼部郎中，负责礼仪、科举事务。此次召回，虽有玄宗对李琚才能的认可，也与李林甫暂时放松打压有关 —— 当时李林甫正专注于对付太子李亨，无暇顾及李琚。重回中央后，李琚更加谨慎，虽仍坚持原则，却尽量避免直接与李林甫发生冲突，这种 “隐忍坚守” 的态度，使其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得以保全。

任礼部郎中期间，李琚在文化领域多有建树。天宝五年（746 年），他主持修订《大唐开元礼》，补充了祭祀、朝会、婚丧等方面的礼仪细节，使唐代礼仪制度更加完善。他还参与科举改革，建议 “在进士科中增设‘经义策问’，考察考生对经史的理解与应用能力”，这一建议被采纳后，推动了唐代科举从 “重诗赋” 向 “诗赋与经义并重” 的转变。

天宝六年（747 年），李琚升任正五品下的国子司业，负责国子监的教学管理。当时的国子监是唐代最高学府，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学员多为贵族子弟，部分学员 “无心向学，终日游乐”。李琚上任后，制定严格的校规：“学员每日需晨读一小时、暮写一篇策论，无故缺席者罚；每月进行一次考试，不及格者留级。” 他还亲自授课，讲解《左传》《汉书》中的治国故事，其授课 “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国子监的学风逐渐浓厚。

除文化事务外，李琚始终关注民生。天宝七年（748 年），关中地区发生旱灾，粮食歉收，物价飞涨，百姓生活困苦。李琚上书玄宗，建议 “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减免关中地区当年赋税；组织灾民开垦荒地，以工代赈”。玄宗采纳其建议，命京兆府执行，缓解了灾情。李琚还亲自前往关中灾区，督查赈粮发放情况，确保粮食真正惠及百姓，避免官吏克扣。

天宝十年（751 年），李琚升任从四品下的秘书少监，负责国家藏书的整理与保管。当时的秘书省藏书达五万余卷，但部分书籍因年久失修，出现虫蛀、霉变现象。李琚组织学士对藏书进行全面整理，“逐卷检查，修补破损，抄写副本”，并编制《秘书省藏书目录》，详细记录每本书的作者、内容、版本，为后世研究唐代文化留下了珍贵资料。

天宝十四载（755 年）十一月，安禄山以 “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 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安史之乱爆发。叛军迅速占领幽州、蓟州，一路南下，年底便攻陷东都洛阳。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官员纷纷设法自保，部分官员甚至投降叛军。

当时李琚正任秘书少监，负责秘书省藏书的保护。叛军逼近长安时，玄宗决定逃往蜀地，许多官员争相随行，李琚却选择留下，称 “秘书省藏书为国家文脉所系，若弃之，恐遭焚毁，后世无考”。他组织秘书省官员、学士将重要典籍装箱，计划运往南方安全地区。然而，叛军进展迅速，天宝十五载（756 年）六月，长安失陷，李琚被迫携带部分典籍逃往长安以南的盩厔县（今陕西周至）。

在盩厔县，李琚遇到了前往蜀地的太子李亨的随行官员，得知李亨欲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号召天下兵马平叛。李琚虽无兵权，却主动向李亨的官员进言，建议 “联合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集中兵力先收复长安、洛阳；安抚河北百姓，瓦解叛军的群众基础”，这些建议后来被李亨采纳。

同年七月，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李琚得知消息后，决定前往灵武投奔肃宗，途中历经艰险，多次遭遇叛军巡逻队，典籍损失大半，最终于十月抵达灵武。肃宗对李琚的到来颇为高兴，任命其为从四品上的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令、参与朝政决策。

任中书舍人期间，李琚积极参与平叛决策，多次向肃宗建言。至德二载（757 年），唐军准备收复长安，肃宗召集大臣商议战术，多数大臣主张 “集中兵力强攻长安”，李琚却提出 “声东击西” 之计，建议 “派少量兵力佯攻长安，吸引叛军注意力；主力部队绕道长安以西，切断叛军的粮道，待叛军缺粮混乱后，再一举收复长安”。肃宗采纳其建议，同年九月，唐军顺利收复长安。

收复长安后，李琚又建议肃宗 “安抚百姓，整顿吏治”，称 “长安沦陷期间，部分官员投降叛军，若不加以甄别，恐影响民心；百姓饱受战乱之苦，需减免赋税，发放救济粮”。肃宗遂命李琚与御史大夫崔光远共同负责长安的战后重建：一方面清查投降叛军的官员，对罪大恶极者予以惩处，对被迫投降者从轻处理；另一方面开仓放粮，减免长安地区三年赋税，百姓生活逐渐恢复。

乾元元年（758 年），李琚升任正四品下的刑部侍郎，负责司法事务。当时的唐朝，因战乱导致司法制度混乱，各地 “私刑泛滥，冤案频发”。李琚上任后，首先整顿刑部官员，罢黜贪赃枉法者十余人；其次修订《唐律疏议》的实施细则，明确司法程序，要求 “凡审判案件，需有证人、证据，不得刑讯逼供”；最后派遣御史分道巡查，复核各地冤案，仅乾元元年一年，便平反冤案百余起。

乾元二年（759 年），叛军首领史思明在范阳称帝，再次攻陷洛阳，唐军平叛形势严峻。李琚向肃宗建言 “重用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避免宦官干预军事”，当时肃宗宠信宦官鱼朝恩，鱼朝恩曾多次干预军事，导致唐军失利。李琚的建言触怒了鱼朝恩，鱼朝恩向肃宗进谗言，称李琚 “轻视宦官，动摇军心”，肃宗虽未处分李琚，却逐渐疏远了他。

上元元年（760 年），李琚因与鱼朝恩的矛盾，加之对肃宗后期宦官专权的失望，主动上书请求辞去刑部侍郎之职，获准后前往江南润州（今江苏镇江）隐居。润州地处长江南岸，战乱影响较小，且风景秀丽，李琚在此购置了一处宅院，过上了 “读书著述、教子传业” 的生活。

隐居期间，李琚整理平生所学，撰写《治国策要》二十卷，收录了自己多年来的谏言、策文，总结了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经验教训，书中提出 “君明臣贤、轻徭薄赋、重视文教、严明法治” 的治国理念，对后世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还注重子女教育，其子李存、李浑在他的教导下，后来均考取进士，任职于地方。

宝应元年（762 年），肃宗病逝，代宗即位，郭子仪等将领最终平定安史之乱。代宗得知李琚隐居润州，派人前往征召，欲任命其为从三品的户部尚书。此时的李琚已身患重病，无法赴任，他在给代宗的回信中写道：“臣年老多病，恐难担重任，愿陛下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则臣虽死无憾。”

同年十月，李琚病逝于润州寓所，享年五十三岁。代宗得知消息后，追赠其为正三品的礼部尚书，赐谥号 “文贞”，以表彰其 “文才卓著、忠贞不渝” 的一生。李琚的灵柩后来被运回赵州平棘县，安葬于赵郡李氏家族墓地，当地百姓自发为其送葬，润州、长安等地的官员也纷纷致祭。

李琚虽未入《旧唐书》《新唐书》的正式列传，但在唐代文人笔记、地方史志、家族谱牒中均有详细记载。唐代诗人杜甫与李琚有过交往，在《赠李秘书琚》一诗中写道：“正色临朝者，忠心报主臣。策文传后世，政绩在斯民。” 高度赞扬了李琚的忠诚与政绩。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多次提及李琚，称其 “在玄宗后期、肃宗时期，始终坚守正道，直言敢谏，虽遭排挤而不悔，实为唐代良吏之典范”。元代《唐才子传》将李琚列为 “开元名士”，评价其 “文才与治才兼备，诗文典雅，政绩卓著，非徒有状元之名者”。

明代赵州知府李戴在《重修赵郡李氏宗祠记》中写道：“李琚公以状元入仕，历仕玄宗、肃宗两朝，直言敢谏，恤民安边，虽经战乱而忠贞不改，其德其行，为赵郡李氏之骄傲，亦为天下士人之所宗。” 清代《赵州府志》将李琚列入 “名宦传”，详细记载其生平事迹，称其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隐居之后仍心系天下，可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在政治方面，李琚的谏言与改革对唐代中后期的政治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在左拾遗任上的谏言，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玄宗后期的奢靡之风；任吏部员外郎时的选官改革，拓宽了寒门学子的入仕渠道，改善了唐代的官僚队伍结构；肃宗时期的平叛建言，为唐军收复长安、洛阳提供了重要参考。他提出的 “以守为攻” 的边疆政策、“轻徭薄赋” 的民生政策、“严明法治” 的司法理念，对唐代中后期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文化方面，李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典籍整理、礼仪修订、科举改革三个方面。他参与整理的秘书省藏书、修订的《大唐开元礼》，为唐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推动的科举增设 “经义策问” 的改革，促进了唐代科举制度的完善，对后世科举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撰写的《经史要略》《治国策要》等著作，成为唐代及后世官员、学子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治国策要》在宋代被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流传至今。

此外，李琚的为官之道也影响了唐代的官场风气。他 “直言敢谏、不依附权贵、体恤百姓” 的品性，成为唐代官员的榜样，许多官员以他为标杆，坚守正道，抵制腐败。安史之乱后，唐代官场一度出现 “向李琚学习” 的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专权、士族垄断官场的趋势。

作为赵郡李氏在唐代的杰出代表，李琚极大地提升了赵郡李氏的声望。自李琚之后，赵郡李氏更加重视科举与家学传承，唐代中后期至宋代，赵郡李氏共涌现出进士五十余人，其中状元三人，成为唐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士族之一。李琚的故事也被编入赵郡李氏的家训，用以教育后代 “崇文尚礼、忠贞爱国、廉洁奉公”。

在后世，李琚的事迹被改编为多种文学作品、地方戏曲。元代有杂剧《李琚谏玄宗》，讲述李琚在玄宗后期直言谏言的故事；明代有传奇《状元李琚》，演绎其科举夺魁、仕途履职的生平；清代赵州一带的地方戏《李琚平叛》，则描绘了他在安史之乱中协助唐军平叛的事迹。这些作品使李琚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民间传颂的 “状元良吏” 典范。

从当代视角看，李琚的一生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 “以天下为己任” 的担当精神、“直言敢谏” 的勇气、“体恤百姓” 的情怀、“坚守正道” 的品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官员的为官之道、文人的治学之风均有借鉴价值。如今，赵州平棘县（今河北赵县）仍保留有李琚故居、李琚祠等遗迹，成为当地传承历史文化、弘扬优秀品德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