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忧伤的年轻人”到世界的游荡者

▌王淼

《伯克利的魔山》 许知远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伯克利的魔山》是许知远的一部新作。书中收录的文章内容很杂，其中既有作者游荡世界各地的记录，“对大小世界的诗意观察”，对世界各地名人逸士的访谈与闲聊，也包括一些读书札记、问学经历、冥思遐想——描述，思辨；评论，抒情；提问，猜想；识人，识己……他如何游荡世界，如何观察世界，如何理解世界，如何反躬自省，如此种种，统统糅合在这本小书里，使之形成了一种难以分类的独特文体。因此之故，许知远又为他的这本小书取了一个副标题“游荡集”。

我早年阅读许知远的文章，直观感觉就是稍显矫情。许知远的确有着一位优秀记者敏锐的洞察力，但在他早期的文字里，却总是流露出一股少年才子与精英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尽管他本人未必自知；而且许知远的兴趣过于广泛，表现在他的文字上，便使得他的任何一个话题都是浅尝即止，却无由深入。相对而言，许知远的这部新作显得成熟了许多，这是一种自然的成熟，就像季节到了，瓜熟蒂落一般——在这部新作中，许知远的文字写得挥洒、随意自不待言，虽然他对世界各地的观感仍有浮光掠影之嫌，但在字里行间，却往往有着一针见血的剀切。尤其难得的是，许知远能够敏锐地把握到东西方文化之间微妙的差异，从而抓住问题的核心，并作出准确的回应。

当许知远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步入社会时，正逢新世纪之初。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人在北京的许知远敏感地感受到北京的不同文化季候。彼时的北京无疑正沉浸于一种亢奋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少许闲散，已经让位于技术和商业的忙碌；对外部世界的谨慎试探，变成对全球化的拥抱；大国崛起及其背后笼罩着的芸芸众生；改变社会、发现自我的浪漫精神正在迅速消退……时代的变迁同样让许知远个人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年轻的许知远曾经深受文化虚无和激进西化的影响，但随着时光流逝与涉世渐深，他终于发现，再与众不同的自我，最终都将进入传统的河流。他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艺术家最成熟的阶段，不是彰显自我，而是消除自我，融入人类文明的河流。”

正是从那一时期开始，许知远刷新了自我认知，同时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似乎感受到某种召唤，按照自己的方式频繁地游走于世界各地，去探索自己身外辽阔的周边世界，在家国情怀与放浪不羁的个人生活之间寻找平衡。许知远将本雅明、佩索阿、尼采等人当作自己的精神谱系；他将哈维尔视作他在剑桥游学生活的支点，将米沃什看作他在伯克利生活一年的向导：前者像风一样给他带来人生的第二次热忱，鼓舞起他对现实的介入，后者教会他如何应对流亡的疏离与始终。这样的游历既彻底改变了许知远的人生，也使得他的文风骤变，许知远坦陈，他经常感到被日常活动消耗，他害怕精神封闭、丧失了自我，只有在陌生的环境中，他才能够感到人生没有虚度。

在耶路撒冷，许知远站在橄榄山的高处俯瞰老城，他仿佛看到一层层的死亡、迷信与虔诚，而身后的那些布满细细尘土的墨绿色橄榄树叶诉说着神秘；在吉隆坡，一个从未意识到的世界展现在许知远的眼前，从朱舜水、郑成功、黄宗羲，到梁启超、鲁迅、孙中山，这些离散的华人亦是五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命运的缩影，知识发现与历史情境紧密地嵌合在一起；在长崎，许知远伫立于这个昔日日本主要的贸易中心，认识到贸易从来都不仅仅关于货物，而是与理念、思想紧密相连；在匹兹堡，许知远寻找王小波曾经的游荡之所，还结识了许倬云先生……许知远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游走四方，既因此训练出敏锐的比较视角，亦能在熟视无睹的寻常中发现不寻常。

许知远始终有着永不停息的自我分析的冲动，他一直在做自我反省，即便是在世界各地漫游，他依然认为他成不了那种四海为家、仅仅把个人的归属感建立在文字与思想之中的作家。他觉得自己更需要一个紧密的小团体，能够给他提供家庭式的亲密感和行动时的力量感，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时，他才能够真正享受疏离与旁观。所以，他经常处于矛盾与犹疑之中：一方面是逃避，一方面是介入；一方面是沉溺，一方面是疏离；一方面期待自己成为一名严肃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总是意识到自己的才智不足；一方面梦想着沉潜于读书做学问，一方面又向往着虚荣、浮华、自由自在的生活……

许知远曾经评价诗人潍娜处于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以及常年的紧张之中，并形象地形容她：“吞噬一切、挥洒一切，却又不断自省，不断感受自身匮乏，处在因匮乏带来的不满与饥饿中。”不妨说，这同时也正是许知远本人的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