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职场牛马的“麻醉剂”，旧殖民地的孤独灵魂

香港的蔡澜老先生刚刚去世了，享年83岁。其实对于中国今天70后、80后的社会中坚群体来说，香港的流行文化构成了他们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详细地说，长期传统的宣传教育，使得他们的精神底层是家国情怀，中层是传统文化知识，再向上的属于自己个人的狭小精神空间里，充溢着大学时期香港传过来的各式各样流行文化，他们哼的歌、回忆的电影、喜欢的偶像，大多和香港有关。

这个状况，使得他们今天面临着特殊的精神危机，那就是他们当年喜欢的那些明星，今天都在慢慢步入衰老和死亡阶段，一个个曾经耳闻能详的明星，突然就传出了告别人世的消息，这意味着某些精神世界的小坍塌，带来了伤感。但是值得欣幸的是，国家已经实现了高速发展，今天终于可以站在内地经济文化的高地上，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待香港的一切了。

关注香港的人，难免经常看到蔡澜。蔡澜在网络的走红，是和社交媒体的红火相关的。他的美食、洒脱的人生、出格又有趣的言论，一方面说出了追求精神自由的年轻人的心声，是网民的“嘴替”和“人替”；另一方面又契合了流量生产的底层逻辑，有趣、擦边又带着情感，因此他成为流量世界的常客。

在去世之前的几个月，有媒体采访了他，从其留下的最后影像看，其精气神看起来和以前大相径庭，几乎算是油尽灯枯，令人吃惊。所以网络上有一些提问：为什么蔡澜断崖式衰老？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隐藏着蔡澜一个人生的深层密码。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夫人抢救的时候摔伤了身体，导致了健康程度的直线下降，警示大家70岁以上老人首要是防摔；另一方面，他的断崖式衰老是发生在他的夫人去世之后的，相伴一生的伴侣走了之后，他就此彻底陷入百年孤独，人生已无留恋，至于花费大价钱住酒店、雇8个人服侍自己，不过是自己花自己的辛苦钱，以一场甩开膀子花钱的狂舞仪式来向人间告别而已。

蔡澜和金庸、黄霑、倪匡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文化主题其实都是流行文化，蔡澜不必说了，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相当于今天的网络小说；黄霑写的流行音乐；倪匡写的是小说，更多是为影视剧本而写作。我们从他们赖以成名的内容，能够看到，香港的文化，和内地是显著得不同的。你可以说他们肤浅，也可以说没有家国情怀，却需要承认他们击中了人心，因此获得了流传。要知道，大众流传的东西，一定是不能深刻的，一定要击中他们的情感和情绪，才会接受你，如同今天的10万+的文章。

今天蔡澜老先生走了，媒体和人们回忆他，其实是伤感自己的一段过往人生也就此逝去，但是很少有人对于蔡澜进行一些人生的评价。大家只觉得他人生洒脱，精神有趣，正如他的老朋友金庸说的，“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两者高度类似。但是这其实都很难触及到他的灵魂，他的人生本质。

其实我感觉，蔡澜是高度孤独的。在当年的老朋友接连离开之后，他作为孑然留下的高龄老人，不过是扮作“老顽童”，陪着今天网络时代的年轻人玩玩而已，逗逗大家，顺便赚点养老钱。杨澜曾经采访过他，他说自己一直就很焦虑，担心老了没钱花。

这种孤独，也使得他在夫人去世之后，他就彻底成为香港花花世界里的孤家寡人，健康就此大不如前，实质是精神打击大于身体打击。表面的大把花钱，其实不过是希望死在富贵乡里。

有人还会问，他在面对人生终点的时候这样甩开膀子花钱，不免感觉浪费，为什么不做点慈善，帮助贫苦人家呢？其实对于香港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做慈善是大老板、大富豪才能做的事情，蔡澜一生只是希望自己能过上有钱人的生活，他从未将自己看做大富豪，因此这方面毫无道德压力。

我们评价蔡澜，需要好好审视一下香港这块土地。在过去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没有底气指指点点的，但是今天，完全可以好好审视一下这个地方了。

香港是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地方，职场竞争高度激烈，人们信奉“爱拼才会赢”，街头美食档铺，店家也会做到极致，因为他们的人生信条是“手停口停”，只能不停劳作才能维持生活。所以，勤奋努力，构成了全部港人的价值观。看看那些明星，哪个不是以勤奋努力视作公众形象的标签呢？就是说，高度竞争的文化，停不下来的步伐，使得香港很难沉淀出深厚的文化土壤，人流如水，熙熙攘攘，来来往往，为利奔波，能生存下来的只能是高度的商业化，只能是让人们简单驻足并愿意买单的流行文化。

但是相信香港留给内地人最大的心理阴影，就是仅能容身的劏房、密密麻麻压迫感强烈的高层住宅，以及几乎很难转身的狭小空间，这使得内地最低收入的人们，也无不由此获得幸福感。这属于香港繁华街景的背面，是灯红酒绿的阴影部分。这更多源于，在香港回归之后，由于信任港人治港，治港大权很多落入李嘉诚等本地的大富豪的手里，他们又几乎都是大房地产商，为了确保最大的利益，他们影响港府决策，几乎不再扩大住房土地，以更少的开发土地来确保房价稳步上升。

这就导致香港的普通市民，尤其是年轻人，虽然精神是自由的，但又是逼仄的，因为人生奔波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获得一所自己的小房子，即便倾尽人生积累获得一所安放灵魂之所，也只能容得下两个人的身体和爱情。所以香港的年轻人，包括很多名人，常常选择了不婚或者丁克。这是由物质现实所决定的选择，背后是无奈的空间压迫，决定了生活已经难以容纳第三个亲人的肉身。表面看是生活的自由和个体的选择，背后更多是高度竞争的资本社会空间压榨的结果。

再加上，香港只是一个城市社会，不是国家，没有完整的国家机构，没有军队和外交，没有国家需要的一切文化仪式和权力中心，港府更多算是市民服务中心，导致香港的城市文化，以及市民的精神世界，是极其市民化的、个体化的，极其崇尚个人奋斗的，人生目标主要是追求商业成功和财务自由。他们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但是放眼世界，仅仅认同自己是属于某个城市的独立人，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因此，家国情怀，他们是缺乏这样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感知的，英国对他们而言，更多意味着仁慈的维多利亚女王，和对于香港的制度文化影响。

所以香港最大的文化，就是消费主义的盛行，那么当经济不景气、房子理想越漂越远的时候，年轻人就感到活不下去了，在一些势力的挑拨之下，他们就走上街头抗争。这就是前几年香港的街头故事。需要提醒的是，李嘉诚作为曾经的华人首富，以及香港人曾经的骄傲，他的形象的溃败，首先是在香港本地出现了舆论民意的反转的。市民在强烈的生活压迫下，开始到他的码头和公司进行抗议，由此形象慢慢扭转。李嘉诚在中美竞争之间，经常需要面临艰难的抉择，他在被逼无奈之际，说出的“我只是一个商人”，绝非是权宜之词，实在是他的精神自曝，因为他心目中没有国家，只有个人主义和商业成功，所以关键时刻，他只能以商业为基本出发点，但是这么一来，又会触怒民族立场强烈的网民群体，导致处处碰壁，形象彻底改变。

中央政府强化对于香港的影响，也是从年轻人的痛点开始的，那就是增加土地和住房的供应，未来让年轻人能够以可能的价格住进房子。我们会发现，近年来香港本地居民对于内地游客的反感，表面看是没落贵族和崛起新贵的冲突，深层更多是家和国、职场和社会、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冲突。

那么我们回头再考察蔡澜，就会发现，蔡澜作为生长于斯、生活于斯的香港人，其精神空间必然是围绕自我为中心的，其最高理想必然是追求商业成功的，就是说，并无多少精神信仰和价值支撑，这就难免会导致一旦老无所依，就会陷入高度的孤独和无尽的空虚，人生只能是轰轰烈烈地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他即便去世了，遗嘱也是火化后再告诉世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地哪怕是一个贫穷的老人，他的精神世界也是充满了传统文化的故事，以及强烈的家国情感的。即便是生活仅能温饱，但是看到国家强盛，民族崛起，他的内心是充盈昂扬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进行孰优孰劣的对比，但是想说的是，精神世界的充盈，对于每个人，尤其是老人，是极其珍贵的东西，是一种支撑性的珍稀资源。

当然，这样说似乎是一种文化的偏见和信息的“茧房效应”。因为我和众多网民一样，成长于传统文化的氛围里，由此导致我们看别人、看蔡澜，也容易陷入自己的文化视角，导致一种偏见。说不定蔡澜看我们，会觉得我们传统文化负担过重，不如他活得潇洒，这也是大有可能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但是蔡澜之所以流行，并成为很多人特别喜欢的网络名人，源于他一举击中了当下高度内卷的职场年轻人的心灵。年轻人对于资本的看法彻底反转了，他们将资本视为剥削者，将自己成为牛马，生活由诗和远方，变成了当下的苟且。房价高高在上，但是温饱也确实已经满足，再奋斗似乎意义不大，因此躺平、肥宅成为一种现象。这个时候，蔡澜经由影视文化发展而来的生活方式，吃吃喝喝、饮食男女，再加一些出格又直击灵魂的言语，就很快成为职场牛马的文化偶像，其实本质上，他的影响力是仅限于职场人士的，他让人们在工作之外，更多看到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空间。从这点说，他又的确是职场牛马的“麻醉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