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亨四年春闱录：与杜审言同榜的实干状元宋守节

咸亨四年春闱录：与杜审言同榜的实干状元宋守节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三月的长安，曲江池边的柳丝已抽出新绿，尚书省贡院外的石板路上，却挤满了裹着厚棉袍的士子——这年春寒来得迟，连皇城根的杏花都开得比往年晚了半月。当吏部侍郎裴行俭亲手展开黄榜，在“一甲第一名”的位置念出“宋守节”三个字时，人群中先是一阵寂静，随即响起窃窃私语：“宋守节？未曾闻其名啊。”直到有人指着榜单上“二甲第七名：杜审言”的字样惊呼，士子们才恍然——原来这一榜，竟藏着这样两位“反差”极大的才俊：一个是名满天下的“文章才子”杜审言，一个是默默无闻的“务实儒者”宋守节。

后世史书对宋守节的记载寥寥，仅留下“咸亨四年状元，河南巩县人，与杜审言同榜”的只言片语。但在巩县的宋氏祠堂里，在潞州的蝗灾赈济碑上，在滑州的漕运故道旁，仍能寻到这位状元“讷言敏行、务实安民”的一生。他没有杜审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名，却用一桩桩实事，在大唐的州县间，写下了另一种“状元答卷”。

一、巩县宋氏：耕读传家的“沉默少年”

宋守节的故乡，在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的宋家村。村子背靠嵩山余脉，面朝洛水，是个典型的中原村落——既有耕读传家的儒风，又有中原百姓特有的踏实。宋守节的父亲宋谦，在隋末曾做过巩县县尉，入唐后不愿再仕，带着家人回到村里，靠二十亩薄田和一间小小的私塾度日。

宋守节出生时，宋谦已年过四十。老来得子，宋谦却没有溺爱，反而对他要求极严：每日清晨，必须跟着父亲下地劳作，午后才能进私塾读书；晚上抄书时，若有错字，不仅要重抄十遍，还要罚站半个时辰。宋守节从小话少，父亲教他“讷于言而敏于行”，他便真的把“少说话、多做事”刻进了骨子里。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宋守节十岁那年，巩县遭遇旱灾，地里的麦子几乎绝收。宋谦带着村民去洛水畔挖渠引水，宋守节就跟着大人后面，用小铲子帮着铲土，渴了就喝几口洛水，累了就坐在田埂上歇会儿。有天傍晚，村民们都收工了，宋守节却还在渠边捡石头——他发现渠底有几块大石头，会挡住水流，便想把石头挪走。宋谦看到后，没有帮他，只是站在旁边看着：“这石头重，你挪不动的。”宋守节没说话，找来一根木棍当撬棍，费了一个时辰，竟真的把石头挪到了渠边。宋谦走过去，摸了摸他满是汗的额头：“儿啊，做事不怕慢，就怕弃。读书也一样，只要肯坚持，再难的书也能读懂。”

从那以后，宋守节读书更用功了。他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喜欢吟诗作对，反而对《周礼》《汉律》和《氾胜之书》（农书）格外感兴趣。私塾里的先生曾问他：“守节，你为何不喜诗文？”他低着头，小声说：“诗文能悦人，却不能解百姓饥寒。若能懂礼法，便能教人行善；若能懂农术，便能帮百姓增产。”先生听了，叹道：“你这孩子，心思竟如此重实。”

龙朔二年（662年），宋守节二十三岁，第一次离开巩县，去洛阳参加河南府的解试。解试的考场设在洛阳国子监，他刚找到自己的座位，就听到旁边有人高声议论：“听说了吗？杜审言也来了！他写的《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连上官仪大人都称赞呢！”

宋守节顺着声音看去，只见一个穿着锦袍的少年，正站在考场中央，手里拿着一卷诗稿，跟周围的士子谈笑风生——那就是杜审言。杜审言是大诗人杜易简的侄子，从小就以诗文闻名，年纪轻轻就成了洛阳文人圈的“明星”。

考试间隙，杜审言走到宋守节身边，看到他桌上摊着一本《氾胜之书》，忍不住笑道：“兄台，这是考经义，不是考农术，你带错书了吧？”宋守节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看书：“多懂一点，总是好的。”杜审言碰了个软钉子，讪讪地走了。

解试放榜时，杜审言果然是河南府解元，宋守节则排在第五名。有人替宋守节惋惜：“若你也像杜审言那样，多写些好诗文，说不定能中解元。”宋守节却摇了摇头：“解元是虚名，能帮百姓做事才是实。”

这之后的十年，宋守节又参加了三次省试，都没能中第。有人劝他：“守节，你还是多学些诗文吧，如今的主考官都喜欢华丽的文章。”他却依旧坚持读自己的书，做自己的事——在家乡帮村民修水渠，在私塾教孩子读书，偶尔还会帮巩县县衙整理户籍档案。

咸亨三年（672年）冬天，宋守节三十三岁，第四次准备赴长安参加省试。临行前，父亲宋谦把他叫到身边，递给他一本泛黄的《汉书·循吏传》：“儿啊，这十年你没中第，爹不怪你。但你要记住，不管将来能不能做官，都要做个‘循吏’——不求名，不逐利，只求对得起百姓。”宋守节点点头，把书放进行囊，踏上了去长安的路。他不知道，这一次，他会遇到老熟人杜审言，更会成为大唐的状元。

二、长安春闱：策论胜诗赋的“状元之争”

咸亨四年正月，宋守节抵达长安，住在城南的一家小客栈里。客栈里住的大多是各地来的考生，其中就有杜审言。杜审言看到宋守节，先是一愣，随即笑道：“兄台，没想到你还在考啊？今年若再不中，可就成‘老童生’了。”宋守节没接话，只是点了点头。

几天后，省试如期举行。这次省试分三场，第一场考经义，第二场考诗赋，第三场考策问——这是唐高宗时期的常规考法，但这一年的主考官是裴行俭，他是个“重实务、轻虚名”的人，尤其看重策问的质量。

第一场经义，题目是“《论语》‘政者，正也’释义”。大多数士子都围绕“君主正、臣子正”展开，引经据典，说得天花乱坠。宋守节却写道：“‘正’不在言辞，而在行动。官吏若能清廉，百姓便会效仿；官吏若能务实，百姓便会安居。昔日龚遂在渤海，不尚空谈，只教百姓种桑养蚕，终使渤海大治——这便是‘政者，正也’的真义。”

杜审言的经义则写得华丽流畅，引用了《左传》《礼记》的诸多典故，文采斐然。考完后，杜审言拿着自己的答卷，在客栈里炫耀：“我这篇经义，就算是孔安国再世，也会称赞！”宋守节只是默默地把自己的答卷收了起来。

第二场考诗赋，题目是“曲江春望”。杜审言果然不负盛名，写下的《曲江春望》诗，辞藻华丽，意境开阔，其中“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一句，很快就在考生中传开了。宋守节的诗则写得朴实无华：“曲江柳色新，农夫春耕忙。愿得甘霖降，岁岁皆丰穰。”有人看了，笑道：“这哪是诗？分明是打油诗！”宋守节听了，依旧不说话。

第三场策问，是决定名次的关键。裴行俭亲自出题，题目有两道：一是“如何解决河南、河北的蝗灾”，二是“如何改善漕运，确保长安粮食供应”。这两道题，都是当时大唐面临的实际问题——咸亨年间，河南、河北连年蝗灾，粮食减产；而长安人口激增，漕运不畅，常常出现粮荒。

考生们大多对这两道题束手无策，要么泛泛而谈“祭天祈福”，要么只说“加强管理”，没有具体对策。杜审言虽然才思敏捷，却也只能围绕“严惩贪腐、任用贤才”展开，没有提出实际办法。

宋守节却不一样。他结合自己在巩县的经历，以及这几年对社会的观察，在答卷上写下了具体的对策：

关于蝗灾：

1. 预防为先：在蝗灾易发区，组织百姓开垦荒田，种植豌豆、荞麦（蝗虫不喜食），减少蝗虫的食物来源；

2. 捕杀结合：蝗虫出现时，派官吏带领百姓，用“火诱法”（夜间燃火，蝗虫扑火，再用网捕捉）和“坑埋法”（挖深坑，将蝗虫赶入坑中掩埋）捕杀；

3. 灾后救济：在各州设“义仓”，储备粮食，蝗灾过后，开仓放粮，同时给百姓贷放种子，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关于漕运：

1. 整治河道：疏通汴河、洛河的淤塞段，在险要地段设“牵夫”（专门拉船的人），确保船只通行；

2. 改革运输：将“直运制”（从江南直接运到长安）改为“分段运输”（江南运到洛阳，洛阳再运到长安），减少船只损耗和延误；

3. 保障民生：规定漕运船只不得抢占民船航道，不得向沿途百姓征调物资，违者严惩。

裴行俭看到宋守节的策论时，不禁拍案叫好：“此子虽讷言，却有实学！他的对策，句句可行，比那些只知吟风弄月的才子强百倍！”

阅卷结束后，裴行俭召集考官们商议名次。有考官提议：“杜审言的诗赋天下无双，当为状元。”裴行俭却摇了摇头：“科举取士，是为了选拔能治国安民的人才，不是选拔诗人。宋守节的策论，能解百姓之困，能补朝廷之弊，状元之位，非他莫属！”

放榜那天，杜审言早早地就到了贡院外，以为自己必定是状元。可当他听到“一甲第一名：宋守节”时，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输给了那个“只懂农术的沉默少年”。

宋守节站在人群中，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也有些意外。他看着榜单上自己的名字，又想起了父亲的话：“做个循吏，对得起百姓。”他知道，这状元的名分，不是给他的，是给那些需要实政帮助的百姓的。

几天后，唐高宗李治在太极宫召见新科进士。李治看着站在最前面的宋守节，问道：“宋卿，你的策论里说‘分段运输’可改善漕运，朕想知道，若按此方法，每年能多运多少粮食到长安？”

宋守节低下头，小声说：“陛下，臣在巩县时，曾问过漕运的船工。据他们说，直运时，船只损耗率约三成，延误率约四成；若分段运输，损耗率可降至一成，延误率可降至一成五。按江南每年运粮一百万石计算，分段运输后，至少能多运十五万石到长安。”

李治听了，满意地点点头：“你竟连这些细节都摸清了，难得。朕就任命你为著作郎，先在史馆整理漕运和蝗灾的档案，日后再派你去地方做事。”

杜审言站在后面，听到李治的话，心里既羡慕又不服气。散朝后，他拦住宋守节，冷笑道：“你不过是运气好，遇到了重实务的主考官。若论真才实学，你不如我。”宋守节看着他，沉默了片刻，说：“才学不是用来比的，是用来做事的。若你能写出帮百姓解困的文章，那才是真才实学。”说完，便转身走了。

三、州县躬行：从潞州到滑州的“实干路”

在著作郎任上，宋守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大唐建立以来的漕运和蝗灾档案。他花了半年时间，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梳理出了漕运的历年损耗数据、蝗灾的高发区域和应对方法，还绘制了一张《大唐漕运路线图》，标注了淤塞段和险要段。

咸亨五年（674年）夏天，潞州（今山西长治）爆发蝗灾，灾情严重。唐高宗想起宋守节在策论中提出的治蝗对策，便任命他为潞州司马，协助潞州刺史处理蝗灾。

宋守节接到任命后，立刻动身前往潞州。抵达潞州时，蝗虫已经把地里的庄稼啃得只剩光杆，百姓们跪在田埂上，哭得撕心裂肺。潞州刺史是个文官，没见过这种场面，急得团团转：“宋司马，怎么办？百姓都要逃荒了！”

宋守节没有慌乱，他立刻召集官吏和乡绅，分成三步行动：

1. 组织捕杀：让官吏带领百姓，在田间挖深坑，傍晚时点燃火把，引诱蝗虫扑火，再将蝗虫赶入深坑掩埋。他还亲自示范“火诱法”，手把手教百姓如何操作；

2. 开仓放粮：打开潞州的义仓，给每户百姓发放粮食，同时贷放荞麦种子——荞麦生长周期短，两个月就能成熟，能解百姓的燃眉之急；

3. 安抚民心：他带着官吏，挨家挨户走访，告诉百姓：“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战胜蝗灾。朝廷不会不管大家的。”

有一天，宋守节在田间指挥捕杀蝗虫，突然晕倒在地——他已经连续半个月没睡过一个整觉了。百姓们看到后，纷纷围上来，有的给他递水，有的给他扇扇子。等他醒来时，看到身边围满了百姓，眼眶不禁红了：“让大家担心了，我们继续吧。”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潞州的蝗灾终于得到了控制。秋天时，荞麦丰收，百姓们不仅填饱了肚子，还把多余的荞麦卖给了官府，换回了明年的种子。潞州刺史握着宋守节的手，感慨道：“宋司马，若不是你，潞州的百姓就完了。你真是个实干家！”

宋守节在潞州任上做了三年，除了治蝗，还做了两件实事：一是在潞州各县办了四所“农校”，教百姓种植高产作物；二是整顿了潞州的驿站，确保公文传递和物资运输畅通。离任时，潞州百姓自发地在城外立了一块“宋公治蝗碑”，上面刻着他的治蝗对策，供后人参考。

调露元年（679年），宋守节被调任滑州（今河南滑县）刺史。滑州是大唐的漕运重镇，汴河穿城而过，负责将江南的粮食运往洛阳和长安。但当时的滑州漕运，存在两个大问题：一是河道淤塞，船只通行困难；二是漕运官贪腐，常常克扣船工的工钱，甚至抢夺百姓的物资。

宋守节到任后，先去汴河考察。他乘着小船，沿着汴河走了三天，摸清了淤塞的地段和原因——主要是上游的泥沙淤积，以及沿岸百姓倾倒的垃圾。他立刻组织士兵和百姓，疏通河道，还在沿岸设立了“垃圾站”，禁止百姓往河里倒垃圾。

然后，他开始整顿漕运官。他查出有三名漕运官克扣船工工钱，还抢夺百姓的粮食，当即把他们押入大牢，上报朝廷请求严惩。同时，他制定了《滑州漕运章程》，明确规定：“漕运官不得克扣工钱，不得抢占民船，不得征调百姓物资，违者杖责八十，情节严重者流放三千里。”

有一次，一个漕运官仗着自己是裴行俭的远亲，拒不执行章程，还当众辱骂宋守节。宋守节毫不留情，下令将他杖责八十，然后上报朝廷。裴行俭接到奏报后，不仅没有责怪宋守节，反而称赞他：“守节能执法如山，不愧是我选拔的状元！”

在宋守节的治理下，滑州的漕运很快就恢复了畅通。当年冬天，运往长安的粮食就比往年多了二十万石。唐高宗接到奏报后，龙颜大悦，下旨嘉奖宋守节：“宋卿治漕有功，赐绢百匹，钱五十贯，可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

宋守节把朝廷赏赐的绢和钱，都分给了滑州的船工和百姓。有人问他：“大人，这是陛下赏赐给您的，您为何要分给别人？”他笑着说：“漕运能畅通，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船工们辛苦劳作的结果，是百姓们支持的结果。这赏赐，本该属于他们。”

四、默然归老：巩县私塾里的“最后传承”

永淳元年（682年），宋守节四十四岁。这年冬天，他的父亲宋谦去世，他按照礼制，回乡丁忧。丁忧期满后，武则天已经临朝称制，朝堂局势变得复杂起来。有人劝宋守节回长安做官，说不定能得到重用；也有人劝他投靠武则天的亲信，谋求高位。

宋守节却摇了摇头：“我不懂朝堂争斗，也不想卷入其中。百姓需要的是能做事的官，不是会争斗的官。”他向朝廷上书，请求致仕，回到巩县老家。

回到宋家村后，宋守节接手了父亲当年创办的私塾，免费招收贫寒子弟。他教学生，不教华丽的诗文，只教三样东西：一是《周礼》和《汉律》，教他们懂礼法、明是非；二是《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教他们懂农术、能谋生；三是“讷言敏行”的道理，教他们少说空话、多做实事。

每天清晨，宋守节都会带着学生去田间劳作，让他们体验农耕的辛苦；午后，就在私塾里讲课，结合自己在潞州、滑州的经历，给学生们讲“如何治蝗”“如何修渠”“如何断案”。有学生问他：“先生，您是状元，做过刺史，为什么还要回来教我们种地？”他摸了摸学生的头，说：“种地能养人，读书能育人。若能既懂种地，又懂读书，将来不管是做官还是务农，都能做个有用的人。”

垂拱二年（686年），杜审言因得罪武则天的亲信，被贬为吉州司户参军。路过巩县时，他特意去拜访宋守节。此时的杜审言，早已没有了当年的狂傲，看到宋守节在田间带着学生劳作，不禁感慨道：“守节，当年我不服你，如今才明白，你做的事，比我写的诗有意义得多。”

宋守节请他到家里做客，给他端上一碗粗粮饭：“审言，我这里只有粗茶淡饭，你别嫌弃。”杜审言接过饭碗，大口吃了起来：“这饭比我在长安吃的山珍海味还香。守节，我现在才明白，‘才学’不是用来炫耀的，是用来帮人的。”

两人聊了很久，从当年的春闱，到后来的仕途。临走时，杜审言对宋守节说：“守节，若有机会，我还想跟你一起，为百姓做些实事。”宋守节点点头：“只要有心，什么时候都不晚。”

永昌元年（689年），宋守节五十岁。这年秋天，他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学生们都来看他，他拉着学生们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这一生，没做过什么大事，也没留下什么名声，但我不后悔。因为我记住了父亲的话，做了个‘循吏’。你们以后，也要记住‘讷言敏行’，不管做什么，都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百姓。”

这年十一月，宋守节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他去世后，学生们和宋家村的百姓一起，把他葬在了洛水畔的父亲墓旁。没有豪华的墓碑，只有一块简单的石头，上面刻着“宋公守节之墓”六个字。

宋守节去世后，关于他的记载越来越少。《旧唐书》《新唐书》里都没有他的传记，只有在《登科记考》和《唐才子传》（杜审言传）里，留下了“咸亨四年状元，与杜审言同榜”的零星记载。后世的史学家，因为找不到更多关于他的事迹，只能把他归为“事迹不详”的状元。

可在巩县、潞州、滑州的百姓心里，宋守节从未被忘记。每年的清明节，都会有百姓到他的墓前祭拜；潞州的“宋公治蝗碑”，虽然历经千年风雨，字迹却依旧清晰；滑州的漕运故道旁，还流传着他整顿漕运的故事；他当年创办的私塾，后来发展成了巩县的“宋公书院”，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务实的读书人。

有人说，宋守节是个“被遗忘的状元”，可他自己或许从未想过要被记住。他用一生践行了“讷言敏行、务实安民”的誓言，用一个状元的身份，做了最平凡也最伟大的事——为百姓办实事。

如今，在巩县的宋公书院里，还挂着一幅宋守节的画像。画像上的他，穿着朴素的儒衫，手里拿着一卷《氾胜之书》，眼神平静而坚定。每当有学生来书院读书，先生都会指着画像，给他们讲宋守节的故事：“这位状元郎，没有写下流传千古的诗文，却用一生告诉我们：读书人的价值，不在于名满天下，而在于脚踏实地，为百姓做事。”

这，就是宋守节——一个与杜审言同榜的状元，一个用实干诠释“状元”真谛的儒者。他的故事，或许没有那么多传奇色彩，却在大唐的烟火气里，写下了最动人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