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忧国”写进三万首诗里

为持续做优做强廉洁文化“濯锦”品牌，“濯锦风”栏目立足成都本土，充分挖掘和展示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的廉洁基因，力求以文化人、以廉润心，期待与您同行。“濯锦风”第一百一十六期，以“六廉”之“廉敬”为切入点，介绍一生践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伟大诗人陆游，看成都文明如何慰藉并塑造他。

何为“六廉”

“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六廉”一词，最早出自《周礼·天官冢宰》，是我国古代极具代表性的关于“廉”的系统性论说，是“廉”这一概念由个人道德修养上升为官员从政行为准则、由伦理范畴向政治范畴嬗变的标志。其核心含义是在以“廉”作为为官前提的基础上，又以“善、能、敬、正、法、辨”六项标准评判官吏的治理能力。

“敬，警也，恒自肃警也。”其中“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内心关系的大智慧。

朝廷之上，无不已划疆守盟、息事宁人为上策，而放翁独以复仇雪耻，长篇短咏，寓其悲愤。

——清·赵翼《瓯北诗话十三则·律诗摘句·写景（七律）》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陆游出生成长在中华大地处于尖锐民族和政治矛盾的进程中，但他真正践行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老杜精神。他敬畏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仰，以屈原的修名之志激励自己，用诗文写照时代的疮痍，批判误国者的无耻和腐朽，他深沉地敬爱着巴蜀的乡亲人民和蜀中热土，成都文明慰藉了陆游，也塑造了陆游。

秦桧欺压 泪溅龙床

陆游自幼聪慧过人，父亲陆宰先后为其延请的名师毛德昭、韩有功、陆彦远、曾几等，均为抗战派及气节饱学之士。年幼的陆游便在这样的熏陶中接受了独特的教育，忠孝家风与爱国种子浑然一体。陆游天性好学，读书万卷，却不肯做不问世事的“鱼蠹”，而是重视书本与“书外”世界的联系，立志文治武功兼修，渴望笔力千钧，扫荡是非。

绍兴十一年（1141年）年，陆游得到因抗战主张而被贬的诗人曾几指导科考和文学。19岁时赴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因疏论恢复并指斥朝政，导致“名动高皇，语触秦桧”，故而落榜。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陆游参加专为官员子弟举行的锁厅考试，被主考官陈子茂取为第一。但秦桧徇私舞弊，请陈之茂到宰相府，命其录取孙子秦埙为第一。陈之茂不为所动，择录陆游第一，秦埙第二。秦桧大怒，次年省试，主考官换为其亲信御史中丞魏师逊，及礼部侍郎兼大学士汤思退。开榜时，秦埙第一，陆游落榜。为平息朝议，高宗殿试时钦点张孝祥为状元，秦埙之师曹冠为榜眼，秦埙为探花。直到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秦桧死后，坚持抗战的陆游被启用为福州府宁德县主簿。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高宗召见陆游，陆游陈述抗金大计，结果被罢职返乡。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高宗退位，孝宗起用主战派，召见陆游。陆游谨慎主张以十分之九的兵力布防，以十分之一的精兵伺机游击，先安定两淮流域，再辅以大举进攻。但他的渐进主张显然和孝宗“进讨京东，以为恢复故疆、牵制川陕之谋”的激进策略并不匹配。此外，陆游委托同事张焘规谏孝宗不要耽于享乐，结果彻底得罪于孝宗，罢陆游为镇江府通判。于是汤思退等与金达成屈辱的“隆兴和议”期间，孝宗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为由，贬他为建康府通判。

巴蜀忧吏 南郑梦碎

自古以来，巴山蜀水雄奇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历史人文，哺育和激励了无数文人才子、仁人志士，成就了他们的政治品格和文学转型，陆游正是其中的一位。

乾道五年（1169年）十二月，陆游被委任为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从此开启他在巴蜀大地里辗转岁月。次年，陆游携家眷由家乡山阴动身，历时一百六十天抵达夔州，沿途采撷沿路风土民情，作《入蜀记》。他将日常旅行生活、自然人文景观、世情风俗、军事政治、诗文掌故、文史考辨、沿革兴废等错综成篇，成为巴蜀地域文化的宝贵文化遗产。陆游博学，以“吏责”自任，其诗文对夔州历史、地理的风土民情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但用意皆在警示未来。夔州的岁月，激发了陆游追随诸葛亮统一国家、杜甫位卑忧国的坚定信心。

乾道七年（1171年）正月，抗战派枢密使王炎接替虞允文，以参知政事宣抚川陕，驻军南郑（陕西汉中）。王炎辟陆游为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二月陆游只身前往，与张季长、阎苍舒等十余志同道合之人同在幕府任职。事实上，军旅生活充满了艰辛，但陆游总是用乐观的战斗精神写下浪漫的诗歌。其《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回忆他身着铁衣，吃着粗糙的陋食，在寒冬季节与金军对峙，但他自有“一寸赤心”和希望消解所有的物质和环境的艰辛。

合是诗人 成都放翁

乾道八年（1172年）十一月二日，陆游被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从此远离军旅和前线。离开了雄赳赳的战马，陆游只能骑着温顺的毛驴往赴成都赴任。

图据成都方志

陆游在成都的时光并不是连续的，因为朝中投降派对他的打压无孔不入。频繁调动中，他力所能及地履行“吏责”，组织秋操阅武，在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发动农民修堤，施刻岑参的《岑嘉州诗集》，并将岑参像刻于书斋壁上。陆游对岑参诗歌的整理和推广，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贡献。

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陆游又被调回蜀州，以通判摄理州事。但接任的四川宣抚使的郑闻和四川安抚制置使的薜良朋，均拒绝了陆游的抗金恢复大计。面对反复的冷落弃置，他倔强地以诗记史。其《谒汉昭烈惠陵及诸葛公祠宇》记录阴雨中面对衰草野蔓之中的刘备和诸葛亮等君臣塑像，他忍不住为南宋王朝的相似命运临风恸哭，为无法实现政治理想而羞愧。陆游承认自己的艰难和迷茫，其《草堂拜少陵遗像诗》表达了对杜甫不顾安危为宰相房琯辩护的钦佩。

直到淳熙元年（1174年）底，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举荐陆游为锦城参议，陆游得以在成都度过一段温暖时光。范成大和陆游入乡随俗，顺应民心，与民同乐。成都人民非常珍惜这两位忧国忧民的谪臣，未及笔墨干透就将他们的诗作传唱全城。志同道合的二人还重建了唐四川节度使李德裕所建的筹边楼，为成都边防未雨绸缪。

陆游敬守着内心的纯粹和淡泊，他践行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即便在穷困潦倒之际也秉持疏狂之心、放浪之形。南郑岁月，成都记忆，成就了陆游的诗艺，也成为他终身的追忆和梦境。从诗文中我们清晰地读出了陆游恪尽职守、心存敬畏的“廉敬”之风。